由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三农讲坛”第一讲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锡文以“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为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指导委员会主任胡和平出席讲座，并与陈锡文正式启动了“清华三农讲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韩俊主持讲座。
陈锡文指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处在一个较好的历史时期。其中有两件标志性大事：一是过去连续八年粮食产量丰收，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去年的11424亿斤，年均增长350亿斤，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二是过去八年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从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增加到去年的6977元，平均每年增加544元，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
为什么这几年我国农业发展形势较好？陈锡文分析，这主要基于三点：
第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好，得益于整个经济发展形势好。我国近几年GDP增长一直保持了10．4％的年均增长率，这在世界上不多见。进入新世纪以后，GDP总量有了迅猛增长，从2000年的不到10万亿，增加到去年的47万亿多。财政收入增长也很迅猛，2000年的财政收入是13400亿，去年达到103700多亿。正是由于经济全局状况较好，很多农业农村过去想办没能力办的事情现在都有了条件，于是，很多政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并得以落实。
第二，进入新世纪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着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调整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不断推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第三，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了很多努力。
陈锡文说，正是有了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结合才促成了如今良好的农业形势，连续八年丰收很不容易。他还预计，今年我国夏粮还会再次丰收，并且可以创造历史最高记录，他对今年全年继续保持丰收态势很有信心。
陈锡文着重回顾了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如何不断深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升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提升党在新世纪新的方针政策体系。
2003年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因此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几句话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因为这样对三农问题的表述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央已经敏锐地感觉到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要有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也要有一种新的战略。
到2003年10月，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会议还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把城乡统筹放在第一位，并提出要逐步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陈锡文说，回顾过去这九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确实有很多了不起的进步。
2004年，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
2004年，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非常鲜明地提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判断对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更加有力地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到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指出这不仅是长远目标，也是当前工作。同时提出农村必须推进的五项工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个判断非常符合实际。
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均等化的最大差距就是城乡差别，要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到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有一个大的迈进，会上提出两句话：第一句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第二句是逐步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可见，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明显深化。
2008年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全会主题锁定在三农问题，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时有三句话非常震撼人，中央的判断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提出全党要居安思危，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全会明确规划了从2008年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蓝图，特别提出六大制度创新任务：第一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第二要健全农村严格规范的土地管理制度；第三要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第四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五要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第六要加强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非常响亮的农业口号，即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称作“三化同步”。
陈锡文通过对以上几次重要会议、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的梳理，总结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就是这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上花这么大的力度，除了国家财力的增长，非常重要的就是思想认识的深化，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由于认识思想和理论在推进，才引导出一连串重大的制度变革。
那么，这几年我国三农领域有哪些重大的可圈可点的政策？陈锡文概括为十项：
第一，废止了农业税。十六大以后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我国已具备条件可以取消农业税，于是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废止农业税征收条例。农业税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600年，废止之后，每年减少税负1335亿。这项政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因为这部分钱农民不交了，为了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所以，从税费改革以来一直到去年年底，中央财政给地方财政拨出的这部分钱是6千多亿。
第二，实行对农业生产者直接补贴。过去是农民向政府交税，现在不仅不收钱，而且还发钱。刚开始实行时社会上有不同看法，认为财政会被拖垮，但中央反复论证考虑之后，觉得可以从很低的补贴水平开始。于是在2004年，中央出台三项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农民购买良种和农机具进行补贴，第一年不到200亿，每年增加；后来又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综合补贴。现在，一年的农业直接补贴已经超过1400亿元。
第三，完全放开粮食市场流通，同时国家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随着物价上涨，粮食最低收购价年年都在提高。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这几年农村水电路气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阶段，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进步也非常明显。
第五，对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提供财政保障机制。农民负担重重在教育负担，以前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农民自己办。2003年开始政府下决心调整，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经费保障制度，大部分由国家来掏钱，我国有1．5多亿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在县级县以下接近1．3亿，所以在这点上农民所得到的实惠是相当大的。
第六，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去农民羡慕城里人有公费医疗、有劳保。2003年国务院下决心提出新农合，那时国家穷农民也穷，农民自己出10元，政府给20元。随着财力增长，今年财政给每人补贴240元，农民自己交60元，300元的标准能做到住院的各项费用报销75％，解决了相当多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七，在农村建立了全面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开始实行，3200万农民纳入最低保障，每月20元。到了去年年底，有5300万农民纳入，每人每月发放86元。
第八，今年年底会全面覆盖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去农民没有养老制度，只能靠土地靠子女，好的地方靠集体。2009年开始，我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第一年推出时覆盖面占15％，第二年占30％，去年达到40％，今年会全面覆盖。现在已经有1亿老人开始领取农村基本养老金。
第九?前不久刚制定了新的农村扶贫十年纲要。过去的扶贫标准很低，中央反复研究以后提出，新的扶贫标准以2010年的物价为基础，一次性提高92％，达到2300元。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但相对贫困还是会长期存在。
第十，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0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要做好农民工工作，如工资保障问题、劳动保障问题、随迁子女就读问题。总体上讲，制度和社会氛围对农民工越来越善待。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有两个最大亮点：一是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明确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陈锡文还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还将面临更多、更难解决的问题。
一是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像2011年这样的农业丰收好年景，我国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去年进口粮食包括大豆在内5800多万吨，即1160多亿斤，去年国内总产粮食11424亿斤，进口粮食超过国内产粮的十分之一，今年还会略有增加。
中央反复强调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如何解决好这件事，首先当然是要保护好耕地，不断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不断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不断调动农民积极性，努力提高产能。但增加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耕地面积18．2亿亩，全球的耕地面积是211亿亩，去年我国产粮5．7亿吨，全球是23亿吨，我国利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生产出全球22％左右的粮食，已经非常不容易。所以，中央反复强调要守住耕地红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为解决粮食问题，有人提倡“走出去”买地租地种粮，更多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但我国的盘子太大，买少了不解决问题，买多了惊天动地。因为土地问题非常敏感，归根结底都是国土。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对具有潜力的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帮助当地提高粮食产量，在非洲14个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援助机构，这样一来，粮食总量上来了，价格也稳定了。这是我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
二是农村土地问题。我国征地的补偿太低。主要问题是工业用地价格太低，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于是拼命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另一方面推高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价。当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基于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时，它可以根本不考虑技术落后，转变发展方式从何谈起。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低价工业用地产生了极大作用，但是时代不同了，应当有所改变。
三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问题。去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常住人口6．9亿，其中至少有2亿多是没有当地城镇居民户口的。农民转市民的问题要有顶层设计，如果前期没有制度设计，后期就很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