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微博兴起后，凭借其迅捷的传播速度及独特的传播模式，其影响力日益扩大（据新浪财报称，其微博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三亿大关，用户每日发博量超过一亿条），即便“微博民意”能否代表真正民意尚有争议，但其无疑已是观察当代中国民众信仰、思维及观念的鲜活窗口。

那么，随着微博而出现的各种“公共空间”究竟具有什么特点、其对中国社会又有何影响呢？在《赵鼎新谈微博与公共空间》（5月13日《上海书评》）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认为，中国微博的特色是网民更可能被操纵，原因有二：就技术层面而言，微博可能通过金钱与技术的操作而形成虚假舆论，而中国微博精确显示评论数、转发数及长微博功能的技术特点更加大了操作的可能性与危险性（Twitter没有长微博功能，评论只能显示五条，转发次数最多也只能显示出“50+”）；就微博的性质及微博参与者的思想行为特征而言，微博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使得微博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并且，由于主流价值观的缺乏而使“反权威”、“民粹”成为当前中国民众思维的主流特征，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网民容易被善于“消费大众思潮”的意见领袖所操纵。

赵鼎新教授对当代中国民众思维特征与微博空间中各种乱象的观察与批评值得我们反思，但他断言中国的微博空间容易被操纵，则属言过其实，原因在于：

第一，从金钱与技术层面来看，首先，金钱、技术并没有绝对的壁垒，当许多人都能用金钱与技术来“操纵网民”时，他们各自的影响力会彼此抵消；其次，即便有人能掌握绝对的资源与垄断性的技术，只要其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为后盾，其操作影响力的时空范围便会受到多重限制；最后，金钱与技术性的操纵受成本与收益的市场铁律制约，只要收益低于成本，其操作便不具有持久性。因此，用金钱与技术制作“虚假舆论”的现象虽然存在——并且早在论坛、博客时代就存在，但其至多能吸引网民暂时围观，根本不足以操纵网民。

第二，微博的开放性与多中心性决定了没有人能够操纵微博。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便已指出，减弱报纸影响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报纸的数量，单份报纸的影响力随着报纸总数量的增加而边际递减。如果将每一个微博都视为一个影响范围不同的“自媒体”，则以亿为单位的巨量“自媒体”本身便足以构建微博空间的丰富多元性，在这种多元性的微博公共空间内，观点、兴趣的的分歧与一盘散沙既是常态、也是健康态，没有谁能在此多元空间中取得一统天下的“教主”地位。

第三，微博空间虽然高雅与低俗并存，美丽与丑陋同行，真相与谣言齐飞，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其具有更直观的记忆功能：要证明传统媒体在两年前曾经说谎，你或许需要亲自跑一趟档案馆；而要证明一名微博大V两年前曾经说过谎，则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因此，微博空间虽然谣言横行，但其自身便具备了自洁功能，任何试图用谎言、谣言或其他各种极端思想来“操纵网民”德做法大都只会落人笑柄，即便某（些）人在某些特定时刻，可能借助某些特定事件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舆论的操纵，其持久性也相当有限。

第四，微博空间虽然把许多人的后台行为“前台化”，但其与非理性的“乌合之众”迥然不同。许多知识人喜欢用勒庞的《乌合之众》来批评网民的非理性情绪，但网民的非理性情绪与勒庞所说“乌合之众”存在着本质差异：勒庞的“乌合之众”非常强调集体行为的“在场感”，只有亲身置于集体行为的特定场域之中，个体的非理性情绪才会在交互影响中被不断加强、放大并最终主宰个人的行动；而网络上的非理性情绪则缺乏这种“在场感”，其非理性情绪缺乏被放大、被加强的途径，所以，网民的非理性情绪至多不过凝聚为几句“气壮山河”的国骂而已（粗野的谩骂背后，同样可能是一名理性的文明人），不可能演变为非理性的群体事件——即便有个别极端人物会付诸行动，其行动也往往是基于功利计算后的个人行为，与“乌合之众”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微博空间的多元与开放决定了其本身不可能被操纵，微博公共空间的隐忧不在于其可能被心怀不轨的“阴谋家”操纵，而在于其可能被国家机器控制——只有国家的控制才不受成本与收益的市场规律制约，并且能凭借其垄断性的资源而使其影响力超越时空范围的限制，获得主宰性的地位。因此，如果微博空间确实存在可能被操纵的危险，则此危险的根源绝不在微博自身，而在微博之外的强制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