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按：纸质媒介衰落，影像时代到来，世人不禁发出“文学已死”的哀鸣。而转型中的中国，各种文化现象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两年前，微博横空出世，为本就喧嚣不已的文化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也因此前所未有地“生动”。近日，评论周刊记者就文学、文化、微博等话题，对知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进行了专访。

■文学与文化批评

青年时报：您本科学的是中文，却成名于文化批评领域，是何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化批评之路？

朱大可：我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外部原因：文学衰退之后，文学批评失去了有力的对象；相反，过去一直遭到学院派鄙视的大众文化，却在变得越来越摇弋多姿。当然，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我在悉尼工作和学习期间，第一次完整接触了现代文化哲学，这种分析工具改造了传统的批评方式，令它在保持犀利的批判立场的同时，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手段。

青年时报：1985年后，您以近乎颠覆的方式进入文化批评领域。因“丰饶的含混性”，而散发出“异端”气息。的确，诗性的批评话语，有时较理性的逻辑语言更贴近真相。但在由异端想象直刺对象的快感背后，您是否经历了因独特批评语体带来的、直指结论时的削足适履之痛？

朱大可：没有削足适履之痛，只有庖丁解牛之快。感性或诗性的句式，这是最外层的包装，你应该注意到的，是内在的理性。理性和逻辑是我的最高原则。文化批评的本性，就是发现对象的结构，并且用解构的方式剥开它的表皮，让其露出语义的内核。这是一种精细的技术活儿。如果我的文章有问题，那是我的活儿做得不好。我经常要为已发表的文章里的毛病而感到遗憾。写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青年时报：您曾提及，在中国，文学难以摆脱过度神圣化与过度市场化的两极宿命。您能否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

朱大可：文学的过度神圣化，是中国文人垄断书写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共同结果，它旨在制造对文学及其作家的崇拜，但一旦文学发生衰退，崇拜就很容易转向其反面，触发世人对作家和文学的过度鄙视。在互联网-平板电脑-手机阅读成为主流的时代，市场化小说开始大行其道，有人称作“类型小说”，而我称之为“类文学读物”，它们具有小说的样态，针对特定受众而推销一种人生价值观，充分运用悬念，巧妙掌握阅读节奏，提供各种复杂有趣的知识点，如此等等。此类读物的最大文化表征，就是占有大面积的读者空间，但也由于此类快餐的肤浅性，消费者总是读过即扔。它们跟时间的深度无缘。

青年时报：80年代的文艺狂欢散场之后，除却相关专业研究机构，文学在民间以浓缩成点状的面貌艰难生长（如以咖啡馆、独立书店为载体的小型文学沙龙）。您如何看待市民社会中，这一既非众星捧月、又非众人唾弃的文学之民间生态？

朱大可：小众化或微众化，是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它制造了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每个文学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消费空间，舒适地加入到“自己人”的团体中去。鉴于民间资本的介入，民间文学的生态，似乎比官方文学更为健康，因为它不再需要看政治的脸色。

青年时报：在文学衰退成为世界浪潮的当下，您对身处“象牙塔”、仍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想说的？

朱大可：文学是一种永久的梦想。我们无力把它变成现实，但总可以维系这做梦的权利。

■精英、大众与分众

青年时报：当下，“听众”批量跃进为“说客”之际，理性面临着被众声喧哗全面瓦解的可能，继而沦为“无力的批判”。您一直试图保持“不断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游动”，请具体谈谈您的这一立场。

朱大可：在大众能够自主发声的时代，知识分子不再是他们的代言人，而只是发声者中音量比较大的那种人。在大众和精英（主要指财经精英和政治精英）发生冲突时，知识分子可以扮演斡旋者的角色。这是我说的“游动”的部分意思。但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

青年时报：“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五四启蒙发展至今，其动机与效力已发生巨大变化。新世纪后，东北二人转，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心栽培，成为当下文艺大众化的典型。一方面国家对文化进行“大一统”，另一方面大众审美主动退行，对此您如何看待？请重点谈谈。

朱大可：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宗旨，其目的在于让政治宣传的效力最大化。当时选择了陕北的信天游，而今天则选择了东北二人转。这些草根文化最终都遭到主流文化的征用。民间文艺的问题在于，一旦被征用而成为工具，就会迅速丧失活力，走向粗鄙和媚俗。长期观看这样的作品，必然造成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退化。早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就曾经力倡美育，因为良好的美学趣味，是帮助民众评判美好的文艺、伦理和政治的基线。但在丑育代替美育的时代，公众的美学趣味，已经被打着草根旗号的恶俗文化所吞没。我们无力阻止这种不良的变异。

青年时报：与“大众”相对应的是“小众” 、“分众”。与前者相比，后者更注重私人的感受、个体权利的伸张。80后民谣歌手邵夷贝，是目下小众文艺的代表，其针对7·23事故所做的代表作《正确死亡指南》直指现实。您如何看待小众文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表达?请重点谈谈。

朱大可：你所说的民谣和摇滚，在西方是很大众的，但在中国却比较小众。但像周云蓬、左小祖咒和邵夷贝等歌手，都有自己的忠实拥趸。他们不能成为“刀郎”，却可以成为小众趣味的引领者。在他们的吟唱中，批判和反抗是一个重要的基调。他们是青年亚文化的杰出代表。

■微博与文化批评

青年时报：微博引入中国，已逾两年。它似乎非常符合您“精神型器物”的描述：日用功能之外，表达出更多的欲望。作为舶来品，其社交网络的性质淡了许多，却对公平正义的追索表现出空前的欲望。您如何看待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中国的改变？

朱大可：微博出现，恰遇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两个事件的相交，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削弱其社交功能，把它变议论时政的公共平台。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的情况下，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第二，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它是民间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第三，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通道。尽管受到了严格管理，但在威权主义的思维空间内，它的存活，将是本世纪的文化奇迹。

青年时报：您曾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论述了“佯傻”这一中国式的犬儒主义：对不公正与非正义，以装聋作哑为职责。微博引发的“广场效应”已超越了之前的论坛，众生的面貌也因此成功地从“痴傻”转型为“亢奋”，逢重大事件必引发道德围剿。您对当下滥觞于微博的道德“狂欢”作何感想？

朱大可：中国是盛产道德民兵的国度。旧帝国的集体娱乐方式，就是在广场和街市上审判和处死罪人，由此制造戏剧性的狂欢，但它必须为此找到一个政治或道德的理由。鲁迅小说《药》所描写的，就是这种典型的集体审判场景。在当下的微博世界里，狂欢仍然是个重要的传统，并且经常以话语暴力的方式呈现。但另一方面，微博公民关于正义、公平和真相的理性诉求，也在顽强地表达出来，成为改善时弊的重要因素。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却很容易遭人混淆。

青年时报：7·23动车事故发生前十天，您在微博中写道“更‘壮观’的事故，恐怕还在倒计时之中”。一语成谶的背后，作为文化批评学者，对于公共事务、政治生态，应抱持怎样的批评态度？

朱大可：公共生活是构成文化生态的基本背景，这是文化研究无法绕开时政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那些“边际”话题，像毒食、高铁和税政，直接关乎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迫使我们放弃沉默，以捍卫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时政终究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主体。微博的好处，就在与它更像是一个轻松交往的餐桌，而不是表情严肃的讲堂。在微博上，我的角色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我要向周围所有微博公民们致敬，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以涓滴之势，改造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青年时报》特约记者翁一、于海燕2011年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