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除四害”运动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将“除四害”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但对“除四害”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毛泽东与“除四害”运动的关系、“除四害”运动的特点等问题的研究尚待加强，为此，笔者试就这些问题对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的来龙去脉展开深入考察。

一、“除四害”运动的提出

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并将谈话内容与个人的若干思考归纳成了《农业十七条》，［1］其中第13条是“除四害”。“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2］这是“除四害”概念的首次出现。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要求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2］（p.428）。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以《除四害》为题的文章，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群众性的除四害运动，在今后的七年内，就是从现在到1962年的期间基本上把四害除尽”。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除四害”运动。1月25日，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下发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有所扩充，内容增加到了40条，其中第27条关于“除四害”的表述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3］与《农业十七条》相比，“除四害”的目标时间由“7年”改成了“5年、7年或12年内”，并且还加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这一限定语。对于表述上的修改，毛泽东认为“作了限制，应无问题”［4］。

《纲要》是一份关于农业生产发展前景的12年规划，而“除四害”从《农业十七条》开始就位列其中，它提出的初衷是什么？《人民日报》阐述道：“消灭老鼠、蚊子、苍蝇，有效地制止某些烈性传染病的传播，减少这些传染病对人民的威胁，从而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增进，因此，这又是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一项根本措施。”文章进一步分析说：“农业生产中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粮食的增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农民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由于老鼠、麻雀和其他害兽、害鸟的破坏，不但大大削减了粮食产量，而且还使已经收获的粮食遭到大量损耗。因此，消灭老鼠、麻雀等害兽、害鸟，是减少粮食的损耗，保证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产量增加的一项根本措施。”为了论证消灭鼠、雀的必要性，文章还不惜篇幅算了不少细账。“每只大家鼠每天约吃粮食八钱，每年约吃粮食18市斤。据粮食部报告，全国各地粮仓几乎仓仓有鼠洞，洞洞有存粮，估计全国每年被老鼠盗食的粮食约三亿五千多万斤。”“河北省康保县1953年平均在每个鼠洞里挖出粮食一斗（合16市斤），全县耕地面积是15万公顷，按每公顷平均有六个鼠洞计算，全县每年被野鼠盗去的粮食就有1400多万斤。”“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一只体重19克的麻雀每日吃谷子五克半，一年约吃谷子三升。全国究竟有多少麻雀虽然无法统计，但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会比老鼠少。”［5］实际上，《纲要》的中心内容就是粮食增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就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3］（p.69）当时规定的目标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3］（p.49）因此，作为《纲要》的重要内容，“除四害”运动提出的初衷不仅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更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粮食产量。

二、毛泽东与“除四害”运动

《纲要》公布以后，全国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个个不甘落后、纷纷要求提前完成任务的现象。“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6］在“除四害”问题上，卫生部很快制定了《关于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规划》，要求：“在1957年内城市和工矿地区做到基本无鼠，农村先创造无鼠典型村，四年内达到每村十公里范围内基本无鼠；草原牧区七年内也达到基本消灭老鼠。1956年内，做到城市和农村一公里内无雀；二年内城市和农村周围三、四公里以内做到基本无雀；三、四年内基本消灭麻雀。”［7］农业领域的“跃进”思维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工业领域各部门也制定了若干不切实际的指标。

上述倾向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在1月底的两次会议上，他说了这样一些话，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为此，他要求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要对不合理的指标“压一压”。［1］（pp.374，375）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济领域的“反冒进”工作逐步展开。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指出：“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四十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当然都是要坚决地加以执行的，但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则是可以因各地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用不着强求一致。”这样，“除四害”运动在“反冒进”时期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直到1957年九十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p.447）这次会议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p.478），它“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烈的欢迎，鼓舞起了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8］。修正后的《纲要》在“除四害”的表述上也有了变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9］

毛泽东对“除四害”运动非常重视，他于百忙中亲自领导了这场运动的宣传工作。1957年12月4日，《安徽日报》发表了《四害不除，决不罢休》的社论，其中写道：“讲卫生、除四害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移风易俗的工作，要有一股子干劲和坚持下去的精神。可是现在有些人对除四害怀有右倾情绪，劲头不足。这是对四害的害处和除四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国家建设、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一定要迅速地彻底地克服这种右倾情绪，下定决心，鼓足干劲，用革命热情开展除四害运动，造成一个比1956年更高涨的除四害热潮。”“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除四害的任务不仅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而且只要我们肯努力，完成或提前完成这个任务也是完全可能的。”看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批语中写道：“此文好，转载并广播”。［4］（p.666）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12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有关“除四害”的9张照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日，他通知胡乔木说：“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文章和其中1张照片。除留意相关宣传材料外，他要求“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4］（pp.667～669）。在毛泽东的重视下，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党政报刊大力宣传“除四害”运动，以《人民日报》为例，这一时期发表的关于“除四害”的重要社论就有《大力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12月23日）、《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无蝇镇——吴兴南浔》（12月30日）、《全民总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1月24日）、《动员全民乘风破浪除尽四害全国千万群众投入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5日）。北京是当时大、中城市中“除四害”运动的典范，对此，《人民日报》也给予了集中报道。主要文章有：《加强各级领导做好准备工作北京将开展冬季除四害讲卫生运动》（12月4日）、《深入宣传人人动手北京市除四害讲卫生》（12月13日）、《防病保粮移风易俗首都除四害讲卫生突击周开始周总理要求机关干部一定要使卫生运动经常化》（12月23日）、《北京市城乡普遍除四害新年后将开展灭鼠运动月活动》（12月31日）；《一浪高过一浪，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首都掀起除四害大竞赛五个单位先报捷，九百多个单位决心在最短期间做到“四无”》（1958年1月16日）；《大家都来“除四害、讲卫生”——首都人民提出“除四害、讲卫生”大竞赛条件》（1958年1月20日）。

毛泽东还亲自指导“除四害”运动纲领性文件的修改工作。1957年12月7日，他提出，“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12月25日，他审阅“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后，认为初稿“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于是，他向胡乔木提出了修改意见：要“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4］（pp.666，667）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在全国各省市，广大群众正在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卫生，扑灭危害当地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且纷纷提出规划，准备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要求。”［10］2月13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了这份文件的同时，还发表了题为《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提出了“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的理想目标。

毛泽东重视“除四害”运动，还表现在他把“除四害”列入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有14条是从修正后的《纲要》中提取出来的，对于提出的14条，毛泽东说：“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实行。抽出一些要目，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11］在这“十四个要点”中就包括了“除四害”。可见，他已经把“除四害”运动作为《纲要》“全网”中的“纲”和“目”了。

在中央的号召下，从1957年冬开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很快进入高潮。“入冬以来，从城市到广大农村，从平原到山区，有千千万万群众以排山倒海、万马奔腾之势投入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无数‘四无’镇、乡、社、街道和单位；目前，这一运动在许多地区已经进入高潮。”［12］在当时“万马奔腾”、“一日千里”的“跃进”形势下，“除四害”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全民性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发展，并已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月19日，据25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消灭老鼠麻雀共计三亿多只，消灭蚊蝇二十四万六千多斤和四百五十四万多盒，挖蝇蛹三百三十九万二千多斤，清除了数以千万吨计的垃圾，改善了城乡卫生状况”。［13］

1957年冬至1958年上半年，为全国“除四害”运动的高潮阶段。之后，由于生产各领域“大跃进”工作的迅速开展，各部门和单位都在忙于完成层层加码的“生产指标”，“除四害”运动的规模已远不及高潮阶段。至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写道：“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同时，他强调说：“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4］4月10日，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对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仅做了一处修改，即把“四害”中的麻雀改为了臭虫。“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15］对于这一修改，谭震林在报告中解释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16］

在1960年初，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展开了一次突击性“除四害”行动。例如，在上海，“有一百多万工人、店员、里弄居民、战士、机关干部和郊区农民，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市委的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天津市广大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人人动手，配合生产运动，大除四害，大讲卫生，掀起一个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在杭州，“最近一个月来，每天都有无数的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大中学校师生和街道居民等投入卫生运动，凡是容易孳生蚊蝇的河塘、洼地、窨缸、窨井和牲畜棚圈等地区，都全面进行治理”；［17］在北京，“以搞好集体卫生、环境卫生、处理蚊蝇孳生条件以及防治疾病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正大张旗鼓地向纵深扩展”［18］。但是，至60年代初，全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以农村农牧产品的产量为例，“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1］（pp.620～621）从1961年开始，国民经济进入了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指导的全面调整阶段。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也由此进入了局部的时断时续的状态。

三、“除四害”运动的特点

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规划时间表连续修改、党委一把手亲自抓、以突击活动为主、运用各种宣传方式以广泛发动群众等若干做法上。

规划时间表连续修改

在全面“跃进”的环境下，全国许多地方纷纷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除四害”规划时间表。“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江苏定为四年，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辽宁、黑龙江定为五年，安徽定为五至八年。决定在今年（指1958年）内就实现‘四无’的市和县，有江苏的南京、常州、镇江、南通，山东的济南、阳信、单县，河南的郑州、开封、洛阳、焦作、登封，甘肃的兰州，山西的屯留，河北蠡县、河间。”［10］在不少地方，规划时间表连续修改，目标时间不断缩短。例如，在北京市的“除四害竞赛大会”上，“挑战和应战的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的条件高，一个比一个达到‘四无’目的的期限短。”［19］在上海，“原来有些单位计划在十年、八年内‘除四害’，现在，根据群众要求，一再修订计划，缩短到两年、三年，甚至一年，几个月。”［20］界首县是安徽省“除四害”的模范县，该县“规划连续修改三次，开始由五年改为二年，后又由二年改为一年，接着又由一年改为五个月”［21］。

党委一把手亲自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10］因此，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党政领导对运动极为重视，不少党委一把手亲自抓运动中的各项工作。“上海市党政领导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层层开会动员布置的工作方法，改为由党政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布置，并且亲自率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运动，使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书记和南京市长等许多领导干部同群众一起打扫马路和灭蚊灭蝇。其他许多省市的党政负责人也都亲自挂帅领导运动，及时进行检查，因而使运动能够坚持不懈。”［12］在福建省建宁县，“从县到乡，各级党委都由书记挂帅，紧密结合生产，开展爱国卫生运动。”［22］

以突击活动为主“除四害”的运动方式以突击活动为主。“在一年中间，春初四害开始活跃的时候是一场大战斗，夏秋间传染病猖獗的时候是一场大战斗，冬季结合积肥、修水利、改善卫生条件、消灭越冬蚊蝇又是一场大战斗。配合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举行大扫除，也是一种突击活动。除此以外，因时因地因事，配合检查评比，还会有突击活动。”［10］尽管《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也强调突击活动要与经常性活动相结合，但在实际运动中仍以突击活动为主。

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广泛发动群众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中央要求：“把一切宣传力量动员起来，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当时具体要求和群众存在的具体思想顾虑，进行生动有力的宣传。各种宣传形式，例如报刊、广播、幻灯、电影、大字报、宣传画、街道宣传、挨户宣传、参观、展览、群众大会、居民小组会等等，都应该尽量采用。关于除四害、讲卫生、防治疾病的基本常识和先进经验，报刊广播必须经常认真介绍，并且必须编印成小册子和画页，大量发行到基层去。群众中的除四害讲卫生的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10］这些要求在很多地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以福建省建宁县和安徽省界首县为例，建宁县“召开了大型的广播大会、行动大会等十多次，乡、社、生产队也层层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运用山歌、快板、顺口溜等形式，宣传除四害讲卫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组织卫生文艺宣传一百五十五次，现场观摩五十五次，放映有关卫生的幻灯、电影一百九十八场，编印‘八害图’、‘除四害山歌’等卫生宣传材料二十九种。黑板报、墙报、土广播、标语、传单等宣传工具，也都动员起来，发挥作用，大字报更成为推动运动的一种有效武器”。［22］界首县“在运动开始的半个多月时间内，连续举行过四次有线广播大会，听众达四十二万三千多人次。举办了四十九处展览会，展览被麻雀糟蹋过的庄稼、老鼠偷盗的粮食和咬坏的衣物、蚊蝇传染疾病的连环画和挂图等以及捕获的大量四害，受教育的达十三万二千五百多人次。乡乡组织了群众性的向‘四害’大进军的游行示威，锣鼓喧天，旗幡招展，人人手执除四害的工具，并抬着大批的‘四害’尸体，参加游行示威的达八万七千五百多人。社社队队召开了干部会、党员、团员会、社员大会，城镇召开了街道居民大会，参加会议受教育的达一百一十二万余人次。在逢集时进行街道宣传，听到宣传的达九万七千余人。以消灭‘四害’为中心的科学卫生常识讲座，在全县各地先后举办三百四十五次，听讲的达九万三千多人”。［21］在广泛地宣传动员下，全国涌现出了许多的“卫生模范”、“卫生积极分子”、“捕鼠能手”、“捕雀能手”、“除四害专家”、“除四害常胜将军”等英雄人物。

由于广泛发动群众，在“除四害”运动的高潮时期，一场场“全民性”战斗场景在各地出现。在农村，“由于广大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四害’立即陷入重重包围，二十余万除四害大军，分别组成了捕鼠队，捕雀队、灭蝇灭蚊队、挖蛹队和各种突击小组，使用着四十八万多件除四害工具，遍布在室内、屋顶、田野、树林、草堆等各个角落，并采取在同一时间内统一行动，全面搜剿，迫使‘四害’寸步难行，迅速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最紧张的时刻，县的党政领导同志和全县人民一道，曾先后对‘四害’突击围剿十五个整夜。群众性的大进军、大搜剿，加上侦察兵、神枪手、狙击手的机动配合，就使得‘四害’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四害’跑到哪里，即被消灭在哪里。”［21］在城市，“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剿雀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23］

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为消灭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传播，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场运动并未带来国家的粮食增产。总结运动中的若干做法，可以发现，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具有明显的急躁冒进的时代特征，缺乏科学的规划与管理。而且，这场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除四害”运动的研究来思考新中国的“大跃进”，我们多少会受到些启示。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