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新态势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这使得二战以来长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权力观念陷入了更大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等有形力量在国家间竞争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以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实力”的地位在明显上升。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化，冷战后，以文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他认为，所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就是说，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政治、外交三方面，其核心实力是文化魅力。具体说来主要指文化的辐射能力——国家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政治制度或政治观念，尤其表现在一国其内政、外交中所实践的价值观；外交政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行为被普遍认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1]
从国家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软实力要素，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了硬实力的竞争，这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就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而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被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因为意识形态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所以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应对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要从执政党党魂和国魂的本质层面看待和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要从执政党地位和国家民族兴亡的政治意义上看待和认识主流意识形态的兴衰。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构成，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并为其服务，成为其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有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主流意识形态都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和表现。“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2]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和执政的指导思想。“它是通过自身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先进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一种教育和规范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3]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过去是我们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现在和未来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党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也是应对全球化条件下多种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有效战略。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4]因此，正视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思想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有效构建，就成为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边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商业化运作，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纷纷涌入，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中有很大市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使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思想文化基础被削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思想混乱，情绪波动，直接造成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减弱，使社会政治文化整合难度加大，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等文化形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整合功能开始面临挑战。就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状态而言，一方面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理论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国外的意识形态理论，符合当今改革开放实际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建立或重构。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淡化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就已经明确的事情。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5]建党90年、建国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则遭致惨痛挫折和失败。当然，这里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不是僵化教条化误读化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了十年“文革”中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圣化、教条化、本本化的深刻教训，大胆思想解放，冲破各种思想禁锢，为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但与此同时西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乘机涌入，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很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在市场经济时代“过时了”“不灵了”，新自由主义应该成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理论一度成为许多人推崇的“普世价值”。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和“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攻势很猛烈，他们极力兜售资产阶级民主人权自由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思想领域一定程度的混乱，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冲击。近年来，互联网越来越普及，人们的思想信仰趋向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潮一度盛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弱化了，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与改革开放和互联网共生的青年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加肤浅和片面，有的甚至很陌生，没有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趋向被误读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曾经有教条化、误读化倾向。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解读，不区分具体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盲目照搬、机械理解，甚至断章取义，如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种倾向是神化和官僚化，主要表现为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落后”、“过时”、“无用”的消极错误形象理论表达偏向走学术化、精英化路线，严重脱离大众；理论的批判性维度和价值超越性维度缺失，导致理论难以引导与支撑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造成官僚化、庸俗化和粗糙化的理论假象；宣传方式采用强制性灌输，形式主义意味浓厚，让人产生疏离和排斥情绪。上述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教条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曲解和误判，容易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距离。
三、应对软实力竞争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路径
上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引起高度重视，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将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站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战略高度，站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的原则立场，我们必须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实践中，站稳意识形态竞争的制高点，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实现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它是一个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反应和表现，是一个政党执政的思想灵魂和政治支柱，所以，虽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多种意识形态的冲击甚嚣尘上，社会的政治文化整合功能有所弱化，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为此，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传播与推广、教育与规范、承续与创新作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厘清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方法论和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厘清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的多样化的关系，深刻吸取苏东剧变的惨痛历史教训，坚决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极端错误观点和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划清“四个界限”等重大理论举措，表明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决态度。
第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开放性、创新性。构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面前不断凸显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旺盛生命力。因此，吸收一切先进合理的思想文化因素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实效的重要条件。理论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理论不断适应现实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有机统一起来。
时代化既包括内容的时代化，也包括表现形式（语言和话语体系等）的时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回应时代挑战，明确回答时代问题，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畴、新论断。其次要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语言，用适合应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好地阐明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既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强烈地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再次，必须用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成就拓宽马克思主义视野，积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于我有益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以社会实践发展为基础的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它的理论活力来自不断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来自不断地吸收科学进步的新成果。时代的新发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尤其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迫切要求我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推广传播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坚持和努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真正为广大群众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并形成为文化自觉。历史表明，只有牢牢地立足在大众的基础上，走群众路线，真正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大众化”。当前，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关键就在于将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思想和自为的实践。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人们总是以种种理论试图“告别马克思”的时候，其实是在本质上没有读懂马克思主义，“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与革命相关联，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一种发展哲学，另外更为严重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逃逸出去”。[6]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能够解决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走下“圣殿”和“神坛”，真正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平民百姓可理解、可认识、可接受的精神食粮。当前人们都在关注就业、公民基本权益、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官民关系、贫富分化、教育等问题，怎样把这些日常生活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解释和解决，取得大众认同，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变生活世界的理论，体现其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追求，把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应具有的大众吸引力的建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着力点。
第三，增强全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能够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识和掌握，进而自觉地去遵从和信奉，最终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这一目标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各个社会阶层民众的认同和共鸣之后才能实现。在当前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碰撞与冲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所弱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的研究。理性权威主要来自于理性的说服力，它指秉承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要拥有让人自觉听从和信仰的感召力。一种意识形态能够维持，一种思想文化能够得以延续，取决于该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即取决于民众对该意识形态内在思想理论的认可和接受。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可以使民众产生对理论的信服和文化的自觉，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从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中，充分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指导地位的必要性，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增强说服力和战斗力，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7]
第四，以制度优势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竞争的优势。“进入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除了原有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意义，还越来越显示了其对于发展的重大意义。”[8]“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战略作用；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核，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具有引领作用；作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人民、指导实践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意识形态建设对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基础作用。”[9]既然我们在新时期必须着眼于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是政权和阶级问题，那么以制度竞争优势保障意识形态竞争优势就显得尤其必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丰富的生产力，能够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趋向公平，能够为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能够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这些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目前而言，在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中，我们要做的中心工作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自觉自愿地去履行公民职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制度优势表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国际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其中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内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一种制度优越性的主要标志。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打造精干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创造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使政治制度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这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基础。
第五，以执政党的先进性支撑政治文化竞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立党立国的根本。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最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宝贵经验的总结。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经受住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的考验，积极应对“西化”、“分化”的挑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最根本的要求。要把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上，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人生负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品德追求、知识追求和贡献追求。党风政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指向。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政党才能担当起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任，才能长久执政，保持政局稳定。
第六，以战略持久性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处在转型阶段，新旧体制交替所带来的多种思想意识并存是正常的。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变化又不会与社会存在完全同步，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照顾到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社会发展的现实制约因素、思想意识形成的复杂性等方方面面，进行循序渐进、扎扎实实的学习、宣传、感化、示范、导引等工作，避免搞运动、走形式、走过场等急功近利的行为。要真正把它当做一项百年大计、关系民族复兴之本的事业严肃认真地对待。要关注百姓日常所思所想所愿所盼，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进百姓生活，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公民日常行为，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方面我们倒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完全常态化、系统化，没有一刻淡化的，其国家机器职能和民族国家意识是一直在强化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
注释
[1]［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2][3]张雷声:《论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4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23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页。
[5]侯惠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
[6]孙亮:《破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的“五个伪命题”》，《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8][9]侯惠勤:《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