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享受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然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农民主体地位的不断缺失和边缘化，当代中国农民的尴尬境遇表明，农民主体地位亟待重新回归，在制度上实现农民的组织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牺牲”农民的道路，农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主体，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关键词：农民 现代化 主体地位 边缘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来看，农民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在任何一个传统国家都存在，而且往往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根基，中国在面对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与农民这一阶级力量有直接关联。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中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革命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做出过“决定性的贡献”。[1]同时，摩尔也作出一个精辟的论断：农民早晚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如果我们认同中国农民曾经所作的贡献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对于农民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农民会成为摩尔观察视野中的“牺牲品”吗？

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更替。与西方“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既有一般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特点，又具有自身特殊的政治逻辑。从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来看，新中国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相反，恰恰是在小农人口占多数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立起来的。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即其“改造”的对象，“并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的小农，而是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点的全部农业生产者”，[2]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农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主体地位。同时，从现代化转型的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对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更离不开农民这一政治实体的积极参与。纵观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农民经历了一个由主体到边缘再回归主体的曲折过程。

一、现代化初期政治动员下农民主体地位的日渐弱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模式，十年时间里整个经济成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大大前进了一步，可谓是创造了“人间奇迹”。这种赶超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激发群众热情的大规模政治动员下展开的。

所谓政治动员，是指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政治动员方式在革命年代曾经激发过强大的战斗力，当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中的实际决定地位被弱化时，政治动员就逐步上升为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动力。[3]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型政党，继续采取战争时期阶级斗争的有效形式，政治动员的对象自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这种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需要出发，集体决策的历史选择。

农民对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效仿苏联模式，利用价格机制剥夺农民利益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如建国初期实行了所谓的“统购统销制度”，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低原材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大工业利润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这一点在薄一波的回顾中也有明确说明，“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 ”[4]据有关研究数据显示，从 1953-1978 年，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给国家积累3917 亿元，通过上交税金积累935 亿元，两项合计 4852 亿元，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1732 亿元，农民的净贡献为 3120 亿元。[5]农民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支撑了国家的工业化，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像摩尔所说的那样，“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1]恰恰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农民是一支重要的支撑性力量，没有农民的参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尽管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但由于中国采取“先工后农”的发展战略忽视了农业，加之强制性的集体化措施，决定了农民及农业部门对现代化的冷漠态度。罗兹曼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建国初期，农业部门在适应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的最低需要方面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以致不能依赖它们去继续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和重工业部门的巨大胃口。因此，他认为，来自下层的农村民众实际上对现代化的介入程度并不怎么高。对于一直没有现代化经历的农村来说，农业集体化和各种公社组织并没有立即使城市模式深深地渗透到乡村地区。农村日常生活方式的环境改变很大，但其实质内容却变化很小。[6]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起步的，农民是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农民本身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没有使之成为直接的受益者。新中国初期确立的农民主体地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渐受到侵蚀。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不断边缘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民表现出了积极的首创精神，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农民自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了整个农村乃至城市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针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农民创造性地发展了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使得一部分农民实现了工人化。因此，农民、农业、农村体制的变迁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已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形成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一部分农民由此“富裕”起来，农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农民兼业化和农民分层化现象，①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长期以来仍然囿于“身份”的限制，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仍然处于最底层。②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在社会中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益、自由权及其他各种权利，而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则遭到了体制性的束缚，农民主体地位的不断边缘化，使得农民、农村、农业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三农”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头等大事。诸如此类的问题早已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如亨廷顿指出，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农村既是稳定的根源，同时也是革命的根源。摩尔也注意到中国的农民问题，指出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低，农民在现代化市场大潮冲击下，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日益增大，大量农民陷于破产边缘，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是引发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可见，农民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农民主体地位的回归亟待解决，否则，农民群体自身蕴藏的革命意识将成为中国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三、新时期农民主体地位意识的重新加强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三农”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关农民现代化和农民权利的各种研究层出不穷，把农民问题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直接影响中国改革、稳定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有学者从哲学层面总结认为，农民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主体，而且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价值主体。[7]也有学者比较乐观地提出，改革以来中国农民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已实现了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跃迁。[8]但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学界及政策部门偏重从理论、策略层面讨论农民问题，忽视了广大农民组织化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从当代中国农民的实际境遇出发，农民主体地位意识的重新加强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理论层面，而应该切实体现在现有中国政治体系的制度层面。

权力产生于社会组织的创立。新时期的农民如何才能真正地确立其社会主义主体地位？ 显然，组织化是进行利益表达的制度渠道。只有通过组织化的制度形态，原子化的个人自然权利才能转变成现实权力。米格代尔在研究农民和政治的关系时指出，农民分化得越厉害，就越难以作为一个阶级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农民在建立强大的独立的能对国家政治产生明显影响的社会组织时，所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就是长期缺乏有组织能力的领导。因为，那些拥有资源、最有可能成为政治领导人的农民，一有可能就脱离农民阶级向上流动。[9]中国农民主体地位的长期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阶层分化而造成的，使得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呈现出马铃薯式的分散状态。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束缚，建立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良性机制的同时，通过国家引导或农民自发组织，成立不同于一般农会形式的，以农民身份为标准的政治组织，是使广大农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现。当然，农民政治组织化的建立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随着新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必然走向制度化。

四、反思当代中国农民的境遇

正如塞尔索·弗塔多在评述巴西农民运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事实上，我们的政治体制允许城市集团组织起来，以便在民主斗争的法规之内去实现他们的要求。农业工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什么权利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或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如果他们组织起来，就会被认为是带着颠覆思想才这样做的。我们不得不认定，在其很重要的农村部门，巴西的社会非常僵硬。”[10]与巴西社会中僵硬的阶级结构相比，当代中国农民的境遇同样值得反思。

笔者认为，尽管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处于一个质变的过程之中，也有少数农民通过流动而上升为其他阶层成员，但是作为一个阶层广泛、社会结构庞大的社会群体，当代中国农民阶级无论其社会分化程度如何，其农民“身份”仍然是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农民阶级遭到了许多歧视性限制，被定格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 “中国特色”。这种人为的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一直延续至今。农民问题的现状不仅尴尬，而且颇为严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农民政治地位不平等、政治权利的缺失、政治组织的虚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福利和消费的不对等；城乡要素流动的不均等；劳动就业机会不均等；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土地非农，农民失地严重，出现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农村社会保障严重缺乏；市场准入的严重失衡；人的发展机遇不均等；各种社会制度的不对等……[11]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已有能力说“不”，而中国的农民何时才能像现代公民一样理直气壮地说“不”呢？

中国的发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消灭农民，相反，却把农民保留下来了。期望农民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12]的观点在短时期内并不能实现，农民为推动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农民理应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这将推动我国现代化向更高层次发展。农民需要现代化，现代化更需要农民，农民现代化问题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切实保护农民的实际权益，对农民主体地位继续边缘化，并要求农民不断地创造、贡献和牺牲，那么，农民就会因为自己的权益长期得不到尊重、保障而丧失进一步创造的积极性，甚至会对现代化建设抱消极敌视的态度，从而最终退出现代化创造主体的行列。而一旦农民阶级作为一个组织化的政治实体，其现代权利意识觉醒，必然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形成巨大的挑战。因此，能否切实重视农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决定我国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注 释：

①早在 1989 年陆学艺就提出，1978 年以后，我国农民正分化为 8 个不同的利益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和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以及农村管理者。

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课题研究，把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被列为第九层。

参考文献：

[1][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楚亚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综论[J].山东大学学报,1996,(3).

[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张华华.论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6).

[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潘逸阳.农民主体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王正中.民工潮到民工荒:当代中国农民的理性跃迁[J].求索,2006,(2).

[9][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M].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李晓翼.农民及其现代化[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8.

[12]孙津.中国农民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刘文沛（1979- ），女，山西榆次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