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新一波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一样，西方资本仍然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为什么这波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深陷危机？这里涉及到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当代经济危机到底是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最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其悲观的态度。但事情上又是怎样呢？
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今天的危机是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危机。相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无法应对全球化形态下的资本主义。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如何弱化主权国家的权力。我们先来讨论西方国家，在以后的文章中再逐一讨论东亚和中国。
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多方面，其中两大变化尤其显著。第一是资本主体的变化，主要是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型到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资本主义。第二是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即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无论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制造业资本主义，现在都在全球化环境下运作。（本栏曾经论述过金融资本主义，这里讨论制造业资本主义的变化。）
全球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经济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主权经济，而全球资本主义则是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的经济体。在主权经济形态下，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主权国家可控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一切，对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首先是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道德面。韦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包括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等美德和宗教（主要是新教伦理）有关。在这里，利润和赚钱只是手段，是为了人的自我拯救，因为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不过，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统一皮肤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他提倡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并没有达到目标。有人说，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较量中，后者胜出。也就是说，本国内部的资产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妥协，较之本国受雇者和他国受雇佣者之间的合作要容易得多。
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出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的名声会在当地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这些外国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
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一市场的存在表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国际化。资本的本质是要用全球市场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国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是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因为雇用的是外国劳动者，经济伦理对资本者的约束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很容易理解，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其也必然成为“血汗工厂”中心。“血汗工厂”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工人的权利缺失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劳动保护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更是因为资本者在对待外国工人时缺少道德约束。实际上，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法规体系都无法约束资本者。富士康很难像对待中国大陆工人一样对待台湾的被雇用者。很多经验材料表明，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一旦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就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技术与产业、就业脱钩
第二，全球化对就业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主权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具有边界，即在主权国家内部，产业发展因此产生就业。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和技术相关的产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可以分离开来。在主权经济内部，“德国制造”意味着德国的技术，由德国工人制造的产品；“日本制造”意味着日本技术，由日本工人制造的产品。在这里，技术产生两个产品，第一是产业，第二是就业。
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普遍的情形是一种技术由国家A的公司所拥有，但产品则是国家B的工人制造。简单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技术既可以不产生产业，也可以不产生就业。在主权经济时代，美国的技术造就了美国的产业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但在今天，美国仍然拥有技术，但其产业和工人阶级则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的产业在哪里？工人阶级在哪里？美国的产业在珠江三角洲，美国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则是中国的农民工。
一边是技术不产生产业和就业，另一边是制造业只有就业，但没有产品。例如美国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带来制造业，即加工业，但中国则没有自己的产品。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但中国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呢？
在就业方面，尽管制造业为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因为上述道德因素的缺失，就业领域很容易出现变相的劳动奴役制度（即人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可以这么说，在主权经济时代，制造业不仅制造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也逐渐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工资不断提高，最终造就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最主要的一个群体。
但在全球化状态下，制造业就很难促使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因为资本者可以拼命压低外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或者不断雇用廉价工人。珠江三角洲使用农民工已经数十年了，但有多少农民工已经转型成为中产阶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工业化的时候，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但在珠江三角洲，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发生在主权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起飞则发生在全球化时代。
削弱主权国家能力
第三，全球化大大弱化了主权国家的税收能力。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已经没有主权边界。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主权性。实际上，民主的大众化（即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大大强化了政府的主权性。以往，主权国家和主权经济重合，现在则分离开来。在重合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比较容易对主权经济体征税。各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税制还是传统主权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征税。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除了要寻找劳动成本低的投资目标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逃避本国政府的征税。
在经济活动全球化之后，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的税基大大缩小。如何在全球化状态下设计新的税收制度，这是所有主权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西方一些国家因为经济全球化开始得早，至少有意识要对全球化的经济活动进行征税，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征税机制。不过，所有这些征税机制很成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都难以对流落到海外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征税。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因为存在着全球化的条件，主权政府也难以对仍然处于本国的公司和富人进行过多的征税，因为一旦加重税负，这些公司和富人可以选择离开本国，远走他乡。美国政府现在就面临这种困境。
与征税相关的是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市场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越大，财富也越大。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世界性市场。的确，这一波全球化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在全球财富大增的同时，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就是，这一波全球化以来，所有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全球化的速度和收入差异速度是同时发生的。全球化速度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全球化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
首先是二次分配失效。通过税收政策而实现的二次分配，是大多数国家解决社会群体之间或者区域之间收入差异的最主要的工具。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调节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减税以提高投资者的动力），另一方面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但是如前面所讨论的，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税收，这有效制约了主权政府的征税功能，导致二次分配的失效。而二次分配的失效，必然恶化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分配失效使贫富差距扩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了一次分配的失效。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在任何国家，一次分配较之二次更为重要，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二次分配是政策性的，是一次分配的一个补充。在一次分配失效的情况下，二次分配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通过一次分配，例如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一次分配的基本公平，然后用二次分配来改善公平。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也如此。全球化又是如何导致一次分配失效的呢？
首先，针对国内企业的反垄断机制已经变得不相关。现在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其经济活动遍布全球。尽管企业巨大，但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分布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内。垄断越多，分配就越不公平。
其次是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初，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不存在分配问题。后来随着企业的做大，就出现了两者的分离，即所有者雇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企业。这里，所有者的权力仍然大于管理者。但全球化已经导致管理者“坐大”的情况。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者”弱化。在很多情形中，所有者表现为一个集体，即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有很多人，例如企业的持股人都可以说是所有者。作为一个投资集体，其权力必然是分散的。第二个因素是企业投资的分散化。现代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往往投资在不同的领域。第三个是企业体制的全球化。第二、第三个因素在很多场合是重合的。而这些环境变化使得现代企业变得极其复杂。这更需要专业背景的管理者。
“打工者”（管理者）打败“所有者”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跨国公司尤其在金融领域，打工者往往获得巨额工资和奖金（“红包”）。在很多场合，即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这些“打工者”仍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奖金。这种现象尽管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但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因为企业不能失去这些“打工者”。一旦失去了他们，企业的命运会变得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心理上的），“打工者”很容易挟持企业。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就进入了“打工者”的口袋，而非所有者的口袋。
再次，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已经讨论过劳资在主权空间上的分离（即企业可以雇用外国工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不用付给外国工人足够高的工资水平，致使外国工人所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了资方和其管理者。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异。
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无穷的空间。可以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很显然，全球化在强化资本力量的同时，大大弱化着国家权力。这要求国家权力的转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转型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转型。在这一波全球化下，国家权力又如何转型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需要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