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对汽油价格和政治的报道让我感到意外。政治学家们一致认为,总统支持率与汽油价格高度相关:汽油价格上升,则总统支持率下降。然而,考虑到美国长期忽视能源安全和韧性,奥巴马政府需要对汽油价格升高负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距今已有40年。我们从中得到了许多教训。它的短期影响——总是发生在油价飙升时期——是减少其他商品的消费,从而拉低增长,因为对石油消费的调整,不像其他商品和服务那么快。
然而,假以时日,人们能够也会做出削减石油消费的反应。他们会购买更多的节能汽车和电器,为房屋隔热,有时甚至会改乘公共交通。因此,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有所不同,也没有那么负面。你在节能上做得越好,油价波动对你的影响也就越小。
在供给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短期和长期间的不同效应。在短期,供给可以根据储备状况作出调整(储备量如今不多了)。但比短期大得多的长期影响,则来自因油价高企所带来的更频繁的石油勘探和采掘活动。
这些都需要时间,但期间却能缓和不利的影响:需求和供给曲线将因更高的油价(或预计会升高)而出现调整。
就政策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振奋人心的努力。汽车节能标准出台,汽车制造商也将它们付诸实施。一些州也行动起来,制定了住宅和商业房地产的节能激励措施。
但此后石油和汽油价格(经通胀调整)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下跌期。以节能和保障能源安全为目标的措施,大多都已失效了。整整两代人将油价的下跌视为正常现象,因此出现了如今理所当然要求补贴、抗议涨价及寻找罪魁的风气:政治人物、产油国和石油公司,无不成为民意调查中千夫所指的对象。
有关不可再生天然资源教育失败的的一大原因,是当前公众情绪的根源。此外,由于当初在成本较低时,对节能和能源安全投资不足,如今美国在面临油价真实价格上涨时,更显得无能为力。能源政策一直是“顺周期的”(pro-cyclical)——即与未雨绸缪背道而驰。新兴市场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和全球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让石油价格承受着上升压力——雨天终于来了。
反周期才是个人和政府应该持有的观念。近期的历史——特别是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的过量积累——显示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思维。能源政策(或欠缺这样的政策)则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美国并没有预见到危机,并为改变做好准备,而是等危机来迫使它做出改变。
能源政策上的短视并非美国所独有。比如,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实施化石燃料补贴,而这已被广泛视为绝非政府使用有限资源的良途。眼下,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而这意味着同样的政治挑战和成本。
西欧和日本的石油和汽油几乎完全依赖外部输入,但它们就做得比较好。出于安全和环境方面的考量,它们结合了税收、更高的消费价格和公共教育等措施,在节能上取得了更好的成效。
奥巴马政府正着手规划合理的长期能源政策,包括新的汽车节能标准、科技上的投资、住房节能计划,及符合环保要求的新资源开发计划。美国正处于艰难的危机后的去杠杆过程,经济复苏十分缓慢,要在此时建立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增长模式将更困难——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如此。如果美国早一点行动,就会比较容易。
但是,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奥巴马尝试解释,节能政策的本质决定了这是一项长期目标,需要逐步完成,这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观点:民主国家的选举周期,不利于长期与前瞻性政策的实施。抗衡的力量,是向公众解释不同政策选择的利弊,用共同目标与明智的处理问题方式来团结人们的领导人。因此,奥巴马政府将长期增长和安全放在政治利益上,是值得佩服和尊敬的。
如果关于民主治理的“不可避免短视”的批判是正确的,那就很难解释印度这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及至今仍然贫穷的民主国家,为什么能够维持支持快速增长和发展所需要的长期投资和政策。在印度,远见、领导力及凝聚共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来说,好消息是在2011年,美国转变为成品油净出口国。但是,化石燃料的价格看来会维持上涨的趋势。
正确地追求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是重要的。但这不能替代更高的节能标准,后者才是向新的、更具弹性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途径转变的关键。这一过程还有一个附带好处:启动重大的国际能源、环境和可持续性日程——这些都需要美国的领导力。
这样的政策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政府的长期关注,先决条件是必须获得两党的共同支持。对今日的美国来说,这可能吗?
美国政治制度的持续性低支持率,部分是因为它似乎奖励从中作梗,而不是建设性的跨党派行动。总有一天,选民会起来反对这个放大分歧、抑制共同目标的制度,而政策的制定会回复到更高效的实用主义模式。问题是这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
作者Michael Spence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英文原题:The Energy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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