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互相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存在相互依存性的条件下，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必须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以避免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在国际间政策协调实践过程中，经济学者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国际政策协调及其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国际政策协调从狭义讲是指各国在指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方式来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共同的设置。从广义看，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政策协调。

依据进行政策协调的程度，国际间政策协调可由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第一，信息交换。信息交换是各国政府相互交流本国为实现经济内外均衡而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范围、政策目标的侧重点、政策工具种类、政策搭配原则等信息，但仍在独立、分散基础上进行本国的决策。第二，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指针对世界经济中出现的突发性、后果特别严重的事件，各国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缓解、度过危机。第三，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即是指两国面对同一目标采取的政策的冲突。国家间的竞争性贬值就是典型的形式。第四，合作确定中介目标。两国国内一些变量的变动会通过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而形成一国对另一国的溢出效应，因此各国有必要对这些中介目标进行合作协调。第五，部分协调。是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一部分目标或工具进行的协调。第六，全面协调。是指将不同国家的所有政策目标、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

各国政策当局进行宏观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以及市场的不完整性。从理论上说，在纯粹的浮动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完全自由波动可以隔绝经济震荡在国际间的传导，因而一国的宏观政策效应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于是也就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是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不存在的，各国都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优先保证实现内部均衡，进而对其国际收支和货币汇率水平产生影响。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更为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他的开放经济下的两国模型也分析了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及政策的传导效应。相互依存意味着一国政策当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与其贸易伙伴国采取的政策协调一致。

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模型

由于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政策不协调必然降低各国的福利水平，而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则必然增进潜在的经济福利。在此用日本经济学家浜田模型加以说明。

浜田模型如图一所示，横轴表示欧洲的宏观政策组合，向右表示政策更为扩张。纵轴表示美国的宏观政策组合，向上表示政策更扩张。由于二者经济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欧洲的最佳政策选择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取向，反之亦然。从理论上说，在图中总可以找到一个表示欧洲的政策状态和美国的政策组合状态的点，而该点对欧洲来说是最优的，比如E*点；同样，在图中也可以找到另一个表示美国自身的政策状态与欧洲的政策状态组合的点，而该点对美国来说是最优的，比如A*点。图中UE和UA分别为欧洲和美国的无差异曲线或等效用曲线族，每条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产生同等效用的欧洲和美国的政策组合。对欧洲来说，离E*点越近的无差异曲线提供的效用水平越高，比如UE1代表的政策组合在整体上优于UE2；对美国来说，离A*点越近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比如UA1代表的政策组合在整体上优于UA2。

对双方来说，问题是如何根据对方采取的政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最优政策选择。于是可以建立欧洲和美国各自的政策反应线。比如欧洲的政策反应线，是以美国采取的政策行动为一定，然后找到与其相切的无差异曲线UE来确定欧洲应采取的政策行动，此即与E*最近的无差异曲线。这意味着当美国采取的政策为A1时，欧洲相应采取的政策为E1，由UE1和A1虚线的切点决定。同理，可以继续找到其他以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行动为前提，欧洲所相应采取的最优政策措施，并将所有切点用线段相连，即得到欧洲的政策反应线RE。美国的政策反应线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如果欧洲采取的政策行动为E1，那么找到与垂直线E1相切的无差异曲线UA2，即在欧洲的政策一定时距A*最近的无差异曲线，这意味着美国的最优政策组合为A2。同理，可以继续找到其他以欧洲采取的一系列不同政策行动为前提、美国所相应采取的最优政策措施，并将各点以线段相连，即得到美国的政策反应线RA。

在E*和A*点之间的连线，为所有美国和欧洲的无差异曲线UA和UE相切之点的连线，此即“帕雷托”契约线。由于在契约线上所有的点都是UA和UE的切点，那么一国只有在另一国利益受损的条件下才能获益。

在分析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潜在利益之前，有必要将采取政策协调和不采取政策协调的情形做一下比较。事实上可以有一系列政策协调的状况，同样，政策不相互协调的状态也可以有很多。图二将可能的政策协调状态与两种经典的非协调状态，即纳什与斯塔尔伯格状态相比较。

纳什非合作状态的特征是双方均独立地采取各自最优的政策，而认为己方的政策行动不会影响对方的经济状态。如果欧洲先行采取的政策(横轴表示)是E1，则美国的最优政策选择(纵轴表示)为A1；但是如果美国选择A1，则欧洲的最后选择为E2；在欧洲选择E2的情况下，美国的最优选择又变为A2。双方政策当局以此方式不断变换选择，即使己方的政策行动会影响对方，但是双方均独立地执行政策不加以协调。当双方在对方的政策行为已定的情况下，均没有继续调整己方政策选择的意愿时，即最终实现纳什均衡。如图二当欧洲的政策反应线RE与美国的政策反应线RA相交时，即实现纳什均衡，由N点表示，在此点双方均没有继续调整政策行为的意愿。

斯塔尔伯格非合作状态的特征是双方中的一方为先行者，先行者意识到己方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到对方的政策选择，而模型中的另一方即跟从者却忽视已方的政策行为对先行者方政策选择的影响。于是先行者在做出政策选择时，会考虑对方理性的政策反应。在图二中，假定美国为先行者，斯塔尔伯格均衡点由S表示。在点S，美国的政策等效用线UAS与欧洲的政策反应线RE相切。对美国来说，当了解到对手的一系列可能的反应后，UAS是可能实现的距离A*最近的无差异曲线。在美国选择斯塔尔伯格均衡的政策行动AS的情况下，欧洲最佳政策选择为横轴上的E1。

将纳什均衡与斯塔尔伯格均衡相比较：首先，斯塔尔伯格均衡中先行者的效用肯定优于纳什均衡中的先行者，而对于跟从者来说，斯塔尔伯格均衡的效用则不能证明肯定优于纳什均衡；其次，两个非合作均衡状态均不是“帕雷托最优”状态，因为N点S点均不在A*和E*之间的契约线上。从理论上说，模型中的双方均会同意进行政策协调与合作，因为无论与纳什均衡还是与斯塔尔伯格均衡相比，协调可以增进双方的经济福利。比如在契约线A*E*上的ab区间，与斯塔尔伯格均衡相比，双方的无差异曲线可以提高。这表示与非政策合作相比，政策协调与合作可以提高双方的政策效用和福利水平。如果双方同意进行政策协调，即在模型中的契约线上，具体的位置则取决于双方的协调与谈判能力。

纳什和斯塔尔伯格均衡是古典博弈的结论，该结论还可以用简单支付矩阵来说明(如图三)。假设模型中博弈的双方仍为美国和欧洲，双方的支付以双方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或失业率表示。假定政策当局认为增加1％的通货膨胀与增加1％的失业同样痛苦，于是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尽量降低图中的数字。欧洲和美国分别有两种政策选择，图中的数字前一个为欧洲的支付数，后一个为美国的支付数。

使用支付矩阵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潜在利益。博弈的双方均试图降低图中的数字。首先假设双方均独立地选择各自的政策措施，而不加以协调。欧洲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并不了解美国的政策取向将如何变化，于是欧洲政策当局必须考虑如果美国选择政策3和4可能对己方造成的经济后果。如果美国选择政策3，则欧洲最优选择为政策1，因为其支付数为12，小于15；如果美国选择政策4，则欧洲最优选择还是政策1，其支付数是7小于8，对欧洲来说单独做出的最优选择是政策1。同理分析，无论欧洲做出什么政策选择，美国的最优选择是政策3。

如果没有政策协调，双方均单独做出政策选择，那么欧洲将选择政策1，美国选择政策3，对双方来说支付均为12。而如果双方同意合作进行政策协凋，欧洲选择政策2，美国选择政策4，双方的支付均为8，优于12。但是，双方政策协调的结果并非稳定的均衡。实际上双方达成合作协议后，也存在着违约的动机。例如，欧洲确定美国选择政策4，则它的最优选择为政策1，此时它的支付仅为7。这说明国际经济协调中随时存在违约来为己方谋利的可能性。

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案

经济学家设计出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麦金农计划，汇率目标区方案和最适度通货区理论。

(一)麦金农计划

麦金农方案最早提出于1974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又经过了多次修改。麦金农认为恢复固定汇率制的原因在于以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制度缺乏效率。麦金农认为，首先各国应依据购买力平价来确定彼此之间的汇率水平，实行固定汇率制，而且应通过协调货币供给的方法维持固定汇率制。麦金农认为引起汇率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货币替代以及各国间金融资产的替代活动，因此在发生这一类的冲击时，各国应采取对称的、非冲销性的外汇市场干预措施来稳定汇率，由此带来的货币供给的调整实际上是全球货币供给根据各国货币需求的变动而自发调节其在各国之间的分配。这样，通过货币供给的国际协调就能使全球的物价稳定与汇率稳定，实现各国的内外均衡。

麦金农方案作为最典型的以恢复固定汇率制为特征的协调方案受到广泛重视。但是它在实现汇率稳定性的同时，牺牲了汇率的灵活性。而且它以协调各国货币供给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设想是难以在实际经济中实现的。

(二)扩展的汇率目标区方案

汇率目标区方案是由威廉姆森和米勒在1987年将汇率目标区制从政策协调角度进行扩展形成的。这一方案与麦金农计划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主张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汇率变动范围达到中心汇率上下10％。而且中心汇率的确定不以购买力评价为基础，而是以威廉姆森提出的基本均衡汇率来确定。所谓基本均衡汇率是指政府追求的中期(一般指5年)内实现的经济内外均衡的汇率。在对汇率目标区的维持上，各国都应以货币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的政策搭配思路来进行宏观调控上的政策协调。首先，各国以利率来维持相互之间的汇率。对于n个国家来说，存在着n—1种汇率，也就要求相应的n—1种利率差价使外汇市场保持平衡。其次，在n个国家之间的利率差价确定后，只要一国确定一具体的利率水平，全球各国的利率水平也随之确定。再次，该国应独立运用财政政策控制国内产出。霍尔姆德和唐纳(1994)认为，对于扩展的目标区建议，可以充分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不一定完全按照其理论计划操作。可以先建立一个目标区，促使各国在各方面，如财政政策；利率政策等方面进行协调。当然，这一方案也引起了很多质疑，比如实现外部均衡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最适当是什么(布来恩特，1988)，汇率波动的宽度是否合理(克鲁格曼，1989)等等。

(三)最适度通货区理论

货币一体化理论是国际政策协调理论的组成之一，主要内容是适度通货区理论。它是由麦金农和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通货区区域内各成员国货币相互间都保持钉住汇率制，对区外各种货币实行联合浮动。理论上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最适度通货区问题，即本国是适宜单独组成一个货币区，还是适宜与其他国家共同组成一个货币区。1961年，蒙代尔提出生产要素流动性准则。他认为生产要素流动性与汇率的弹性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因为需求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调整要求，既可以通过两国汇率调整，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在两国间流动来解决。生产要素流动性越高的国家，越适宜于组成货币区；而与国外生产要素市场隔绝越大的国家，则越适宜于组成单独的货币区，实行浮动汇率制。

麦金农则强调以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作为最适度通货区的确定标准。他以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比重作为衡量开放程度的指标，并认为如果一国的开放程度越高，越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在开放程度高的情况下，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国际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币汇率贬值会带来物价上涨，抵消本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最适度通货区的确定标准，如凯南主张采用出口商品多样化准则，英格拉姆强调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准则等。

上述都是最适度货币区的单一指标分析法，单独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标准难免失之偏颇。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适度通货区理论随着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得到修正，加入了通货区的收益和成本分析法。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通货区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体系的发展。

四、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制度安排：牙买加体系

对国际间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制度安排被称为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等几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式进入牙买加体系阶段，它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扬弃。它在内外均衡实现机制的安排上比较灵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经济的现状。

在牙买加体系下的内部均衡不仅是政府所密切关注的目标，而且它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价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这几个国内政策目标中，价格稳定又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所遇到的严重通货膨胀而居于突出位置。牙买加体系是在国际资金流动迅速发展、汇率制度安排化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使其内外均衡实现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政府通过政策搭配实现内外均衡的同时，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也发挥了作用。牙买加体系下的资金流动与汇率变动可以非常迅速地自发对内外均衡进行调整。在内外均衡的关系上，内部均衡居于首要位置。各国基本上不存在维持某一特定汇率的义务，因此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内部均衡的实现上。在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地位有所下降。牙买加体系是在世界经济相对动荡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在运行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冲击。主要有：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74和1980年石油输出组织两次大幅度提高油价造成的石油危机；80年代初期爆发的世界性债务危机；90年代初期经济互助委员会瓦解；1992年爆发英镑和里拉危机；1994年爆发墨西哥货币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等。这些危机都严重影响了各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但是，牙买加的这种貌似“无体系”的安排维持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所以在世界经济相对动荡的情况下，选择灵活的制度安排是明智的选择。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市场机制的约束力量主要体现在对储备国家的国际收支和汇率稳定的制约上。从长期看，国际收支地位不稳固的储备货币国家，其货币的国际储备地位会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当储备货币国家发生短期国际收支或金融利率波动时，其货币汇率可能相应波动，从而影响其在国际储备资产总额中的比重。

但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有一些缺陷，比如实际汇率波动会对各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用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控制，有些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可能操纵汇率，从而对其他国家内外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好的影响。总之，当前的牙买加体系后的制度安排在各方面基本上与动荡和发展不平衡的外部经济环境相适应，并且也没有明显的内在机制的不稳定性。但是由于牙买加体系政策协调重要性的下降，从长期看是不利的，加强货币合作是未来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

五、结 语

在经济存在相互依存性的条件下，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必须有政策的国际协调，以避免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在国际间政策协调实践过程中，经济学者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国际政策协调及其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在100多年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中，总的变化趋势是制度的弹性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式进入牙买加体系阶段，它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扬弃。它在内外均衡实现机制的安排上比较灵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经济的现状。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已有的成熟的协调政策的理论来做出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内外均衡实现机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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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经济导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