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研究生期间学的是唐宋文学，自西南师大毕业回华师母校工作后，便被安排从事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文学的教学。这时魏晋向我敞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阮籍、陶渊明等人的诗歌，王粲、陆机等人的辞赋，曹丕委婉亲切的书信，潘岳缠绵哀怨的诔文，还有王弼、嵇康那罕见的思辨奇才，以及许多魏晋士人那隽妙机智的谈吐，无一不让人着迷。三年前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世说新语选注》的前言中说：“由于生活中常常囊中羞涩，捞钱成了我们人生的唯一目的，柴米油盐耗尽了我们大部分精力，如今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浅薄，只一味渴望那种俗气的幸福，只一味寻求那种粗野的刺激，多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魏晋士人的音容笑貌言谈应对，让我们能见识见识什么叫超然脱俗，什么叫高洁优雅，什么叫潇洒飘逸。”我花了不少时间熟悉魏晋的文献典籍，想对魏晋文化有一点真正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我决定先选魏晋文化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代表人物作个案剖析，然后再从整体上把握魏晋的精神现象。王弼、嵇康、阮籍、陶渊明我都很感兴趣，而最后选定阐释陶渊明则与我个人当时的存在境遇有关。前些年母亲体弱多病，小孩入托、上学，弟弟又在读书，物价一天便涨一次，而工资两年才加一回。母亲住院我不得不四处借钱，日常生计也总是入不敷出，我经常被逼得焦头烂额。那时武汉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大批“孔雀东南飞”，我的家人也一个劲地鼓动我南下广东。我并不是甘于淡泊喜欢清贫，也不是不知道钱是种好东西，只是我深知自己为人木讷内向，即使去了广东家境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善，票子满天飞还是飞不到我口袋里来。在武汉穷还能找到穷朋友，到广东要是穷了又没有穷陪伴，那境况岂不是更惨?几经权衡，我决定还是呆在武汉华师“从吾所好”。这时，安贫守拙的陶渊明便使我感到更加亲切。
对陶渊明感到亲切并不等于对陶渊明有深刻的理解。仅从我写作的心态就可以看出，我远没有达到与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展开深层次对话的精神境界。陶渊明当年吟诗作文只为了“自娱”(《五柳先生传》)，而我阐释陶渊明的过程虽然充满了乐趣，但我写这些文章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精神的怡乐。不忘世俗名利便写不出好的诗歌，不能超然于得失又岂能搞出真的学问?目前国内有些老一辈学者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学术生命献给陶渊明研究，并且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我对他们这种学术态度一直心怀敬意。
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作出了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因此，对伟大作家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不言自明，而这种研究的学术难度更无须多说。越是伟大的作家前人研究的成果越多，后来的研究者也就越难有所突破。对大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往往要翻许多史料，看许多文集，才可能对他们的某一方面有点新的感悟和认识，这有点像渔人在整个大海里撒网，到头来可能只在一个海角里捞取一条鱼。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学术的敏感，还得有坚韧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心。显然，这四种因素我一样也不具备，这两年写陶渊明不仅使我吃尽了苦头，而且深感自己劳而少功，通读全稿更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从事这种研究的结果好像那些不善经营的企业家，做的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生意。也许，我再也没有勇气来继续陶渊明研究了，一方面是由于我明白自己缺乏相应的胸襟和才气，不可能真正体悟大作家的博大与崇高，一方面是由于我缺乏耐心和毅力，不可能一辈子只与一个伟人打交道，更何况我们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古老民族，学术的风景点又太多太诱人。
能用一两年时间完成二三十万字的书稿，真要感谢我的妻子何小平女士。她虽然一直反对我做这种钻故纸堆的学问，但一直又在为我默默地作出牺牲。书稿杀青之日她便对我说：“写完这本书就告一段落，以后别再写什么书了。”她的话中可能同时兼有对我健康的重视和对我专业的轻视。这不能怪她，写论文论著所得的那点可怜稿费，远远抵不了我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她为此付出的辛劳，对此我常常也感到困惑无奈。鲁迅先生认为做学问的基本条件，除了社会环境的太平安定以外，学者本人至少还得有“数年粮食，一屋图书”(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今天的读书人很少不为一日三餐操心，买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已成了一种“高消费”。如果做学问不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生存，那么，不仅不做学问的妻子有理由藐视学问，就是做学问的学者也可能失去对学问的虔诚。我不能给妻子以安慰，甚至无法聊以自慰，幸好，她虽然把我所读的那些线装书和我本人一并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但看到我早晚弯腰弓背地伏在书桌上，这两年她主动包揽了大部分繁重琐屑的家务，使我能集中精力思考和写作。望着她疲惫的身影和满脸的倦容，我的确十分难过和内疚。
我对母亲更是有愧于心。先父是在腐败黑暗的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小知识分子，在“史无前例”的时期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开始是我家中被洗劫一空，接着便是他个人被反复批斗。三五成群的人经常来我家“调查材料”，“调查材料”者也许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也许是根本没有把我父亲当人，他们动不动就无端地作践他。我父亲为人急躁刚烈，在人世受到如此欺侮和羞辱，他竟然没有想到自杀或没有真的自杀，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我的母亲。虽然父亲带给她的只有贫穷屈辱和担惊受怕，虽然父亲一辈子倒霉透顶一事无成，但她与父亲始终相依相伴，在任何时候都无尤无怨。父亲在外面越是受打击和侮辱，母亲越是对他表示尊重和理解，使身心交困的父亲有勇气面对生活的不公和人生的不幸，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东方的黎明，而不忍心抛下我们母子撒手人寰。母亲对我们兄弟俩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日子里，她把仅有的大米留给我和弟弟吃，自己长期以红苕和青菜充饥，把仅有的新布给我们兄弟做衣服，她自己身上总是补丁摞补丁。我们的健康就是她的快乐，我们的成长就是她的幸福。不管在社会上受到什么样的欺凌嘲弄，回到家里我们总能享受到许多同伴享受不到的母爱和温暖，记得小时候我与弟弟尽管衣着破旧，但仍比大多数同伴穿得整洁得体。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兄弟相继考上了大学，母亲又一个人劳动供我们读书。如今，她为了不给已在国内教书和仍在海外读书的两个儿子增添负担，借口不习惯城市住房的狭窄和环境的喧嚣，仍回到那个偏僻落后的山村，仍在那栋破旧老屋里干着力所能及的劳动，仍过着仅免于饥寒的俭朴生活。身为人子，愧对母亲!我们兄弟能身心健康地成长多亏了我们的母亲，是母亲使我们在被人歧视的岁月里能比较体面地做人，是母亲使我们在困境中仍热爱生活，是母亲使我们在那种令人失望的时候仍对未来心存希望。我至今之所以在贪婪、自私、虚伪、世故这些方面还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母亲的巨大影响，是这位朴实善良的女性在那个晦暗的日子里向我亮出了人性的美丽与光辉，使我即使在今天这种人人摇头扼腕的世风之下，仍然不能接受“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这一类阴森森的命题。一想起母亲，我就不敢不打起精神挣扎奋斗，我本想在此书的扉页上题词“献给母亲”，可是与她一生所受的磨难和饱尝的辛酸相比，这本薄册子还不配作为献给她的礼物。假如我真的把自己写的这些半通半不通的文字献给了她，让满头银丝满脸皱纹的老母，明明白白地知道了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原来是个毫无出息的大笨蛋，那真不知她老人家该有多伤心。
如果没有华师出版社编审陈昌恒先生两年前主动向我约稿，如果没有他这两年来不断地指点、鼓励和催促，我的陶渊明研究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对他这种热情关怀我深表感激。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常与范军兄一起讨论，并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设性意见；汤江浩学弟通读了全稿，正误多处；程继松、董中锋兄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这些真挚的友情使我感到温暖。此外，还得感谢研究生陈桂华、宁薇、王芳先后为书稿所作的细心校对。我所在教研室几位老教授一直关心着本书的写作。丁成泉老师抱病为我审读了部分重要章节，还密密麻麻地写了几页评语，不仅对我勉励有加，而且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甚至一一校正了打印稿中的错别字。一年前我与李广柏老师住房相邻，学有疑难随时向他请教，向这位学者问学使我受益良多。出版社聘请两位老教授曾祖荫老师和陈竹老师为拙稿二审和三审，他们的审读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至于他们对书稿的过高评价，我认为这既是老师对我的一种错爱、一种关怀，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一种期待。我校博导、出版社总编王先霈老师最近几次叮嘱我要精细，谨遵师命，付梓前我又将书稿“精细”地修改了一遍。不过，以我这样粗浮的个性再精细也精细不到哪里去，随着拙稿将变成铅字订成书册，我越来越担心会有负师长们的厚望，我的心里越来越惴惴不安。
戴建业
1997年10月24日
写于华师西一村寓所
(《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