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赵庆明金融问题专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高峰期来临。根据审计署的统计，未来三年将有超过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其中2012年、2013年到期的额度分别约为1．8万亿元和1．2万亿元，合计占2010年年底债务余额28％左右。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银监会已对各家银行下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台账统计调查表》审查附表，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情况进行新一轮摸底，要求银行3月份内上报最新统计内容。市场普遍预计，今年监管部门对融资平台贷款整改重点将涵盖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增信，一方面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平台贷款进行展期。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展期是否不可避免？展期又将对银行体系带来什么影响？究竟怎样做才能真正解决过度膨胀的地方债务？围绕上述问题，对地方融资平台持续关注的数位专家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

展期或不可避免

孙立坚：对平台贷展期的想法还是有一些根据的。为什么银行这一次财务报表利润这么丰厚，但国家并没有要求银行将利润通过分红的形式回报给投资者？另外前期汇金公司还进行了增持，起到了向银行注资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表现不错的银行还受到国家的重点保护，不分红，还注资？我想这和银行现在资产质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我感觉国家给了银行这么多优待，很可能就是为平台贷的展期做些政治上的扶持，因为项目到期的时候不还钱，会给银行的流动性和业务开展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国家让银行的利润留在内部，以确保展期真的出现的时候、资金不能回流的时候，银行有利润作为流动性来支持正常运营，不至于陷入很大的困境，所以我觉得展期这个判断还是有道理的。

赵庆明：不允许平台贷做展期也不现实。不允许它展期，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还钱，一个是不还，有钱才能还，但地方政府现在确实没钱，怎么办？不展期就会进入到银行的不良贷款里面去。而且这种不良和一般企业的不良是不一样的，带有很多政策上的因素，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安排不合理造成的。就眼前来说确实没有还款能力，一到期这也还钱那也还钱，地也卖不出去，财政结余也是有限的，但并不是真的没有还款能力。平台贷款多数是基础设施类的，盈利能力都很差，带有公共设施的性质，你要想它像企业项目一样三五年收回成本，只能是高定价，那居民也承受不了。基础设施的运行期限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所以对这部分贷款应该有一种长期安排。

对银行利大于弊

鲁政委：对银行来说，首先要评估这个项目，是一个偿债能力的问题还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是眼下没钱，还是怎么着都没钱还。按照媒体传闻的银监会的规则，这个展期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项目怎么着都没钱还，那也就不用展期了。如果现在没钱还，缓一缓就可以还了，那就可以展期。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展期，对银行业务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可以避免你现在没钱还我非要你还以至到最后变成坏账的情况。如果只是现在没钱，展期一下，项目就可以有回收了。展期对这些项目来说也是利好，如果它现在没钱还你非要还，那这些项目就会变成强制性烂尾项目。

孙立坚：展期发生以后可能市场会有一些涌动，当然可能性还小，因为银行股不被看好，银行想通过资本市场来补充展期给它带来的流动性问题，就向外释放了一个资产质量变差的信号，会影响到银行融资，但国家已经为银行做好了一些准备，不分红还注资。消费者会不会把存款搬家？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严重到挤兑的地步，银行还在国家的保护之下，国家也不想等到展期发生再以宽松的货币环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通过银行不分红、汇金注资这样一些做法来规避货币政策上的出手。但如果真的存款搬家，那个时候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是必然的措施。平台贷展期对银行自身的打击，国家已经采取了不分红、汇金注资等措施来防患于未然，即使银行真的出现问题，还有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空间，所以说影响是有限的。

寻求一劳永逸之法

鲁政委：解决的含义有两个层面，是解决眼下的这部分债务还是一劳永逸地避免地方债务的过度膨胀。如果仅仅是解决眼下的这笔债务，首先要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平台贷款对各地政府来说像一个私营企业，我办的厂子垮了但我家里继续住着豪宅开着好车，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义务很关键。实际上在1月31号温总理的署名文章里讲了，严厉打击逃避债。确定了这一点，就保证了没有现金流的项目也就是公益性的项目，也能够被偿还。而且展期是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偿还的。你现在觉得这部分债务很大，但地方政府的税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四年后，它的财政收入相当于现在的两倍半左右，到时候这些债务就轻得多了。第一，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坏的，第二，有的项目建成了多少有一定价值，第三，还可以引入民间资本。现在如果把这些项目部分或全部转移给民间资本，很可能还会有一个溢价。偿还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防止地方政府逃避债。

怎么样永久性地防止地方过度负债？如果不解决对地方政府举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国家应该对地方举债规定一个强制的上限，比如说每年不能超过你的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几十，包括历史的余额不能超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几十，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明确的标准规定下来。在地方政府的举债上，我觉得地方的人大和政协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就是说要经过他们批准。前面都是一些强制性的措施，那怎么让地方政府自己就不想过度举债？那就要做好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就是他有多少财力就让干多少事情，不要让他干活却不给足够的钱，那他没办法，他要完成任务就得到处去找钱。要分清楚了，这个项目是中央政府干的，那我一分钱都不要你地方政府出，如果是地方政府干的，那地方政府就要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做安排。

赵庆明：中国现在城市化的进程是加速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需要大量的融资，西方国家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市政债的方式。市政债期限一般比较长，三十年或五十年，逐渐用财政结余来还款，这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市政债，也不允许政府负债，只能是收支相平衡，财政支出是以收定支。我们政府也在想办法，以前是通过一些国有企业，现在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上这些平台贷款就是地方政府的负债。但最终还是需要一种长期的融资安排来替代，就是市政债。

孙立坚：回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那种良性的财政运行状况。那就是财政要靠企业的利润吃饭，通过招商引资和企业的利润获得税收，通过税基扩实、税收增长，提高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如果说未来有人讲银行展期只是暂时缓解，缓解不了还是要把房地产拉起来，地方政府还是要靠卖地来解决还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国家应该做的还是把企业扶持起来，把产业做实，产业增长带来的利润通过健康的税收机制来转移到政府手里，这样随着经济的复苏来消化前一段时间产生的不良资产。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