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未来学家有句名言：“不总结历史教训，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唐《贞观政要》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文就是遵循这一至理名言来研究和总结1957年至1961年期间的西礼县大饥荒的，旨在为人们留下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引 言
公元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县各种疾病的发病人数达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上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说明了什么？为什么那个年代人命那么脆弱？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感受不到那时的苦，体会不到那时的难，不看看这篇资料对这一问题肯定会百思不得其解。
大饥荒的成因
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其成因应追朔到1957年反右派和整社反右倾以及1958年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
一、虚报浮夸、高指标、高征购，使得社社队队篅底空，家家户户无粮吃
1958年，是浮夸风、吹牛皮、说大话甚嚣尘上的年代，谁越会吹，谁就成了先进，吹得越大越好就越光荣。这种歪风首先来自当时的甘肃省委及其个别主要负责人。这一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还说，“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们思想的命。”上行下效，各地便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与上面遥相呼应，如“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办到”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铺天盖地，从上到下，出现了一种“吹牛皮”、“放卫星”的怪现象：先是新华社在6月12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实现小麦亩产3530斤，放了一颗“大卫星”。紧接着，西礼县也在6月27日暴出鱼洞农业社小麦亩产870斤，放飞了“卫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西礼县也紧跟效仿，于7月7日在小麦还未收割时就提前报送《大跃进中的丰产喜报》，虚报成集乡国光社0.2亩小麦亩产1600斤、姜席乡姜席社2.4亩小麦亩产1214斤，又放了一颗“卫星”。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科技含量很低的情况下，小麦平均亩产实际为220—240斤（根据西和县委[58]240号文件万青山发言的偏高估计）或更低。但看到别人都放“大卫星”，我们只放“小卫星”，实在有点不过瘾，于是西礼县的盐官公社罗堡队就放出了洋芋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即使按照科技含量已经较高的今天，洋芋实际亩产也只有3000斤左右，即便以此计算，16万斤也需53亩多地才能产出，按当时实际平均亩产2000斤左右计算，需80亩土地才能产出，但当时省上媒体却作了宣传报道。不仅粮食亩产“放卫星”，而且人均占有粮的计划指标也不断攀升：6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西礼县平均亩产400斤的消息，《甘肃日报》发表了社论，西礼县被列为38个亩产量400斤县之一。1958年7月2日，县委书记万青山在电话会议发言中提出：“今年各类作物亩产必须达到小麦220斤、包谷650斤、洋芋800斤（为亩产4000斤折的主粮）……只有完成这个指标，才能保证实现每人1200斤粮食。”事实上，万青山讲话时，粮食作物生长已成定局，他这么讲的意图，就是要下面必须按这个数字上报产量。7月8日，县委在（58）178号文件中又提出“为每人实现1500斤粮食而奋斗”的目标。8月9日，县委《抓元帅，抓先行，保证完成600斤》的文件再次提出新指标：“农业生产今年计划小麦亩产240斤，包谷亩产750斤，洋芋亩产3500斤，水稻亩产600斤，每人有粮1800斤。1959年包谷产量1200斤、洋芋6000斤、小麦500斤、水稻1200斤，平均亩产1000斤，每人有粮3000斤。”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为将1958年的各种作物平均亩产由400斤、人均有粮1200斤，提升到亩产500斤、人均有粮1500斤，再提升到亩产600斤、人均有粮1800斤。而1959年，则猋升到亩产1000斤、人均有粮3000斤。就这样，只凭几位领导人的嘴，坐在办公室就把已成为定局的粮食产量越吹越高。事实上，实际的粮食总产量1958年为1.0168亿斤，即平均亩产为120斤；1959年为0.851亿斤，平均亩产为143斤，而1960年则已下降至平均亩产仅有81.8斤。由此可见，这几年粮食产量是逐年直线下降的。
既然各县粮食都在“放卫星”，产量成倍翻番，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应相应增加，于是，公购粮任务越加越大。由于实际没有生产那么多粮，加重的公购粮任务无法完成，只好挖空社队粮仓，竟至发展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便出现了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社员家里一点点仅存粮的惨酷现象。
甘肃省1956年粮食大丰收，总产才达到38亿公斤，而1958年上报的估产数却为185亿公斤，比丰收之年还高4.87倍，后来虽修正为120亿公斤，但也高于1956年实际产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征购入库数字为上报总产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总产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区和县社被征购的粮食已达到总产量的60%。那时的总产量，是人为的过高估计数字，且以1958年的产量的基数，可以想见，到了大减产的1960年，不断加大的征购粮任务与实际产量之比已相当惊人，社员无口粮，已是难免的灾难。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单产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总产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购粮任务却越来越重，1957年交公购粮45500斤，1959年则增加到74545斤，增长61.5%，而分给社员的口粮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当时每人每天6两的定量，也只能吃到当年3月13日。除了高征购外，社队提留和干部贪污私分，留给社员的已寥寥无几。1957年在粮食统购统销时给农民定口粮标准为一年370斤，1958年8月22日中共西礼县委《认真解决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规定，社员“口粮供应大小平均，为每人每月不低于35斤，不能过份地对口粮标准压得太低”，但这个标准是拨给公共食堂集中吃饭的，而食堂由于缺粮缺柴以及各种舞弊等原因，许多社队已经停炊，社员自己打面做饭吃时每人每天只能维持到老秤4两（折合今2.5两）至9.6两（折合今6两）。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连4两也供应不上了，这时候社员只好用“瓜、菜、代”来充饥，满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尽后，又寻找榆树皮、树叶、树根以及干荞衣、嫩荞芽、包谷杆、包谷核加工后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浑身浮肿，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谷杆、包谷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胀死，……这就形成了本文引言中的一些饿死人的数字。在当时，有些农户全家死绝，这样的情况各村都有。有的大人们为了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自己舍不得吃、穿，死于饥寒，为此而勉强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儿（1961年后县上办起了儿童福利院[孤儿院]，专门收养孤儿，直至他们长大成人）。1960年，西礼县人口死亡率达94.53‰，高居全省第二。各种疾病也随饥荒而来，好些疾病是除那个年代外再也见不到、听不到的。1961年3月17日《县委转发生活安排办公室医疗小组关于当前防治疾病工作的报告》提到：“截止2月底的统计，总发病人数已达43300人，比1月底的30720人增加了44%，2月底现有病人26291人，比1月底的13862人增加了90.5%，占全县总人口的6.14%。其中浮肿病人1月底有6411人，2月底4736人，瘦弱病1月底4298人，到2月底达到11492人，比1月份增加了164%。子宫脱垂的1月底1407人，2月底1523人。”“又由于妇女病的危害，人口出生大大下降，据白关公社统计，1960年全公社出生婴儿180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6%，但这一年的死亡人数尽（竟）达2320人，占总人口的16.22%，最严重的白关公社苟家山生产队有87个生育妇女，自1958以来只生了1个孩子，但1960年一年就死亡了143人 。”边远山区如此，县城周边情况也如此。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1961年2月24日的《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生产情况调查》反映：“凤山大队是一个穷队，全队553人，人均占有土地2.2亩，1956年全队有154户，726人，到1960年仅有146户，533人，五年来共死亡172人，占总人口的21.4%（全队死绝的有8户），牲畜死亡更严重，队上原有26头牲畜死的只剩了2头。”1961年初开始，县上举办三级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自制葡萄糖、维生素C加麦麸和中药的“康复散”、“加味补中益气汤”、“加味十全大补汤”等治疗垂危病人，抢救劳动力，全县人口死亡和各种疾病才得到了遏制，截止4月15日，有28577人治愈恢复健康，投入了生产，但仍然有26900人未愈。
各种疾病中，除浮肿外，一些比较少见的妇女病也出现了，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那么闭经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主席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解开了这个谜底。
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当年一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2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2个是女队长，1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2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4人，1是炊事员，1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年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1个小孩。上述调查数字颇可看出症结所在。
二、劳民伤财办食堂、炼钢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这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又一重要原因。
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放卫星”，毛主席看到工农业各个方面生产都在增产提速，于是在一次会议上讲“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2年到3年，2年是有可能的”。1958年9月2日毛主席在一封信上又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接着在大跃进的同时，又展出 了从制度上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提出办大社设想。此前的8月6日，毛主席在河南新乡县看了七里营公社后，明确提出“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公社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从此，全国普遍开展了大办人民公社运动，这即是办食堂、炼钢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向英美挑战的重要指标，“钢铁元帅”就升帐了；作为人民公社的伴生物、共产主义天堂的心脏——公共食堂也应运而生了。
公共食堂作为“一大二公”和生活集体化的重要标志，其组建速度是相当惊人的，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即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甘肃省从1958年8月开始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全省食堂化。西礼县截至1958年8月11日，已办起食堂1013个，就餐的有21434户、124796人，占全县总农户的51.8%和农业总人口的49%；有食堂的乡10个，社306个，队1013个。而到8月22日，仅仅11天时间，食堂就增加到了1939个，有38197户、195408人就餐，占农户总数的84.5%和人口总数85%。至此，十里、河口、城关、白雀、西峪等23个乡全部实现了食堂化。
食堂办起之初，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吃饭不要钱，人人都有份。因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所以，不同队的社员还可以到其他的食堂就餐。开始时定量不限量，每人每天2至3斤粮，提出“许吃不许拿”，“饭菜多样化”，同时制定食谱，规定一星期内不吃重复饭。白面馒头，大肉大油，“放开肚子吃饭”，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当时县委文件对公共食堂总结了八大好处，社员也编了“六爱食堂”的顺口溜：
单身汉爱食堂，早晚不为吃饭忙；
老人家爱食堂，生活愉快食味香；
妇女家爱食堂，摆脱家务出厨房；
青壮年爱食堂，多出勤来工效强；
学生们爱食堂，按时能够入学堂；
孤儿们爱食堂，犹如有了亲爹娘。
可是好景不长。大吃大喝不到半个月，食堂用粮相继发生危机，开始按人定量，人均每月35斤或更少，广大社员的生活难以为继，开始“瓜、菜、代”了。到1959年和1960年时，各生产队食堂人均月口粮最高的也只供到18斤，即每人每天老秤9.6两（折合今6两），最低的仅有2两（折合今1.25两），而且相当一部分生产队食堂断了炊。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时候，为了保护食堂这颗共产主义“心脏”的跳动，县上发文号召全民找野菜、储干菜，加少量油渣、豆饼、粉渣等加工代食品。尽管如此，饿死的威胁仍然非常严重，一些人为了活命，只好外流他乡或寻吃讨要，或入赘为婿，或改嫁他人。运气好的侥幸生存了下来，而运气不佳者，或冻饿病倒于窑洞路旁，或死于荒郊野外，这时候的人们对食堂已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但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有敢言者即被戴上反“三面红旗”等帽子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和专政了。据资料载，甘肃揭开农村公共食堂真正弊端的是汪锋同志。汪锋1961年4月27日至29日在临夏调研，解散了临夏新集公社的两个食堂，之后，一些地方才陆续停办了食堂。到7月底，全省90%的生产队都解散了食堂。可是西礼县在1961年6月8日《关于食堂分配、三定问题规定意见的报告》中还强调“办什么形式的食堂，都完全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凡社员自己愿意办食堂的，都办成合伙食堂”，试想，反对食堂的人已被专政了，有此前车之鉴，谁敢“自愿”呢？反正领导不担这个罪名。
“钢铁元帅”升帐是大办工业的先导。1958年9月4日省委向全省发出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炼钢铁。宣布当年（实际距年底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要生产30万吨铁，10万吨钢，要求“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西礼县闻风而动，实际上早于省委发出号召之前的8月9日就以（58）240号文件提前做了安排，提出了“为8万吨铁、4万吨钢、1千吨铜、3千吨铅、2千吨锑、5万吨硫磺而努力”的目标，而实际启动时间则更早。一时间，学生、农民、干部、工人，千军万马奔向炼钢第一线，不仅在大桥宋家沟、火石崖、蒿林寺和卢河王画山、十里青羊峡、页水河等地建起了炼铁炉，连城里一些单位院内也建起了炼铁炉。时值秋收季节，农田的包谷、洋芋腐烂，也不能去收。当时，中学停了课，老师也下乡上山到了炼铁第一线。开始时，小学生尚由高中学生带课，后来高中学生也撤出学校大炼钢铁了，小学生则成了无人托管的“孤儿”，整天在学校附近的山上“打仗”，放任自流。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农村各家各户的门扣子、铁铲子、铁勺子、铁锅、旧锄头、废镢头以及铁火盆、匙牵等带铁的器具什物，都搜集投进高炉，结果炼出来的全是不能用的烧结铁和废渣、废料。在当时西礼县民间偷偷流传着两支专讽大炼钢铁的民歌。第一首为“钢铁元帅升帐了”：
党中央，发号召，钢铁元帅升帐了。
钢铁元帅坐了帐，各行各业把路让。
社员忙把铁炉修，熟了庄稼没人收。
军队放下手中枪，营里营外忙炼钢。
商店转业收钢铁，大中小学把门关。
乌竹烟杆节连节，到处炼下的烧结铁。
第二首为“钢铁任务比天大”：
红嘴鹦，落了架，钢铁任务比天大。
萝卜快了不洗泥，完不成任务拔白旗。
一个萝卜两头切，工作队下乡收钢铁。
拔了门扣收了锅，线杆上退走了铁陀螺。
铁火盆儿全砸了，杠头上不搭铁铧了。
发了白雨河不清，家家光剩几苗针。
拔了门扣难锁门，家家用上了泥火盆。
想要做饭没有锅，青石板上烙馍馍。
这两首民歌生动、形象、真实、具体地描述了全民炼钢的情况和农民无奈的心情。
与大炼钢铁相伴生的是大办工业。当时的“工业”状况是什么样子，万青山书记在8月9日传达临夏会议精神时讲：“现在看，建厂（场）数字共26963个，相当可观，但投入生产的厂子和产值却寥寥无几，投入生产者占43%，产值完成了3.2%，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挂着空牌子，根本看不到厂子，甚至连住不下一个人的山神庙也挂上两个厂的牌子，特别是对元帅工业——钢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将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流出铁水。”事实上，当时所谓的工业企业就是谁家的老太婆会掐草编，门上就挂个草帽厂牌子；谁家的男人会木匠，门上就挂上木器加工厂牌子；谁会石匠，门上就挂上石料加工厂牌子等。
与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同时兴起的是所谓的“十化”，即儿童教育集体化，村村幼儿园，队队托儿所，95%的儿童要入园；缝纫机械化，社社要有缝纫厂，要供应70%以上的人的被服；医疗生育医院、产院化，公社有医院，社社有产院；家禽家畜饲养集体化，各队都设立饲养股、场、室，社员私人牲畜入社集体饲养；吃饭食堂化，其标准是80%的人参加食堂，以规模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为宜；还有生产协作化，报酬工资化，文娱体育集体化，生产管理工厂化，居住规划化等，不一而足。县上还成立了“十化”办公室，要求三天电话汇报一次，七天书面汇报一次。
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前提下，炼钢铁、办农场、修水利、建立各种专业队，样样都要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口粮则要生产队来抬付。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和西礼县委1961年6月24日关于《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情况调查》的“附件”《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平调情况调查》中提到，当时的西和公社从一个仅有146户、533人的凤山生产队就以修红岭渠、西梁渠、岷郡渠、晚家峡水库、太华水库、修河堤，办草关农场、山堡农场、皇城防风林带、北关园田化、北关炼铁厂以及大桥火石崖、大桥宋家沟、大桥硫磺厂、大桥蒿林寺炼铁厂等15个项目上平调劳力339人次，26549个工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化化耗资化化用粮，本来就很低的粮食产量和收成，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即被“化”为乌有了。岂能不发生饥荒和人口外流！
三、极“左”路线、反右倾和整社整风，整得人心惶惶，不知所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礼县乃至甘肃省形成的全民大饥荒和大逃荒，背景就是极“左”路线在甘肃和西礼县的反映。1957年初，紧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一场围绕粮食统购统销、办社入社等问题的农村整风又开始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展开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在农村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其基本内容是：批判农村干部在粮食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批判斗争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向我们的泛滥，严厉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中心是打击少数富裕农民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向我们的猖狂进攻，目的是把资本主义思想在农村打垮、搞臭，使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胜利的发展”。（摘自县委1957年9月30日《继续克服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动群众，端正政策思想，明确大辩论的真正目的，进一步做好农村大辩论》）。
截止9月30日，全县先后批斗38人，逮捕30人。通过整社整风，“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革命、坏分子已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际和孤立狼狈状态；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初步得到了严厉批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了，原来劳动不好和不劳动的人现在都劳动开了。如白雀乡卢水村共127户，原做投机生意和贩卖粮食的56户，占44%。专搞私人副业的37户，占28.4%，真正劳动生产靠农业收入维持生活的只有43户，占26.5%，25个懒汉，2个阴阳经常不参加劳动。经过辩论，他们都改邪归正了”(同上)。
在农村展开大辩论的同时，县直机关也开展了整风运动。县委整风办公室向地委的《报告》中反映，“西和县县级机关整风运动于9月1日全县三干会全面开展，全县实际参加整风运动的共46人，占干部总数的73.52%。经过摸底，486名干部职工中：有左派209人，中派173人，右派104人，其中极右37人。”到整社反右结束，“全县共批判512人，划了20个，经县委批准15个反党集团，涉及104人，定右派分子107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82人，阶级异已分子6人，蜕化变质分子4人，坏分子16人，违法乱纪分子2人。经复查：除了犯有严重错误的62人外，其余450人均批判斗争错了。整社中批判斗争的4000多名冒尖人、代言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整社整风反右还未完全结束，大跃进运动又开始了，左倾蛮干、盲目冒进之风又甚嚣尘上，个别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的领导，听不得不同意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当时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和为党为人民负责的领导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民对盲目冒进、瞎指挥、说大话、“放卫星”看不惯，对超越客观实际、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都被视为“右倾保守”和“反动言论”，受到了无情批斗和惨酷打击。8月2日县委书记万青山在传达省委临夏会议精神时，严厉批评这些干部“仍然是按老皇历、老规矩办事，不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地想，势如破竹地干”，“现在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决心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接着又召开了有888人（其中县乡干部47人，社干841人）参加的为期7天的三干会，传达贯彻省委临夏会议精神。这次会议“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检查批判了县、乡、社干部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会议，基本上是拔掉了乡一级领导干部中的白旗，插上了红旗”，会议共检查批判了113人（县上2人，乡干部26人，社干部82人，厂矿干部3人），视本人的检讨认识情况，县委分别做了处理：在31名县、乡、厂矿干部中，检讨深刻、有悔改决心，在工作中进行考验、免受处理者21人；虽然作了检讨，但情节严重、认识还不深刻的，分别予以各种处分者10人；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者1人，党内警告者1人；撤销原任职务并降级者5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撤销原任职务者2人；开除出党，撤销原任职务清洗回家者1人；当场法办者2人。随着这些“白旗”、“黑旗”的“砍掉”，全县上下充满了“插红旗寸土不让，拔白旗一扫而光”的紧张空气。三干会议后，各乡开始召开会议，全面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参加各乡三干会的共4016人，在乡一级会议上，批判乡社干部366人，仅石堡乡就批判社干31人，贴出大字报267张，洛峪乡贴出大字报256张，各乡大字报统计总数为71288张。在临夏会议精神及县三干会议精神的传达过程中，全县被批判的366名乡、社干部中，受行政处分撤职的共计147人，其中：主任46人，队长80人，监察主任6人，社务委员4人，保管7人，会计4人；受党纪处分的共计60人，其中：开除党籍的20人，撤职的5人，留党察看的11人，严重警告的5人，警告的16人，停止预备期的2人，延长预备期的1人。
围绕着广大干部和农民反对极“左”路线的斗争，从1957年开始至1961年初前后共计五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始终没有间断。1959年初，开展了“干部下楼”、“卸包袱”运动，10月上旬县委又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县委主要领导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和彻底的揭发批判”。同年10月28日，县委《关于改造落后地区、落后单位的意见》提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将各条战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对党不满的反党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全部肃清”。12月3日县委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保证1960年更大跃进》的安排意见中提出，要“燃起一把阶级斗争的烈火，彻底烧掉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及其影响”。12月10日提出“要克服松劲厌战，动摇停战，急于收兵的右倾思想”，“更加深入地进行斗争，做到一个不漏”。1961年1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整社运动进展情况和今后安排意见》，“对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代言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斗争”，本县受到批斗的共3050人。1960年10月13日，县委《关于反右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确定，全县反右整风运动从1959年9月开始至1960年10月结束。这一阶段，共划定批判对象263名，占脱产党员干部总数的19.4%。另外，此前已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0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1人，阶级异己分子1人，严重右倾21人，其他各类问题的214人。到1961年5月7日，“在全县1029个生产大队通过整社，一类队290个，占大队总数的28.1%；二类队448个，占43.5%；三类队291个，占28.4%，三类队中需要夺权的152个，已基本完成了夺权的任务；需要改造领导班子59个，改造工作已基本结束。”“整风整社共揭出各类分子763名（六类108人，五类230人，四类425人），已批准斗争的428人。其中，进行特训的86人，集训的255人”。
从1957年到1961年，一场接一场的大、小运动，都是反右派、反右倾，没有一次是反“左”的，这样就把本来已经“左”的东西推向了极“左”。原县委第一书记张萌，亲眼目睹了农民在大炼钢铁运动时因收缴了铁锅而用铁锨烙馍馍的惨状，挡回了被迫交粮的群众和征购粮，并挺身而出批评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许宝才，表现了共产党人为民请命的高度历史责任心，却被捏造出“十一条罪状”，打成了右派，在全县各公社组织的千人大会上轮流批斗。张萌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儿子也受到牵连，因“思想反动”受到了团内处分。当时的洛峪公社干部孟天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粮食问题上的真实情况，被定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劳动教养。时任县委第一书记的许宝才，主持反右斗争和兑现粮食时，翻箱倒柜，肆意进行捆、绑、打、吊，连副县长石国钧家也被翻了个遍，仅整社十几天，就打死、逼死人命32条。对此，许宝才竟然说“死几个人不要大惊小怪，人总是有生有死，这么大的运动难免”。
县上的运动是如此，社队一级又会如何呢？大桥公社住队干部李存厚（后被捕）在周家沟整社时，亲自捆绑和主持拷打撞斗社员49人，致死、逼死人命10条，致成残废不能劳动的3人。社员李世秀被两次捆绑毒打回家后,家里仅存的一点酸菜和干菜也被全部没收，致六天后死亡。西和公社五星生产队(原白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159人，斗争冒尖人9人，其中6人被斗死；被毒打的59人，占全队总人口的37%。有个10岁的小女孩名叫杨和子，因拿了生产队3个包谷，被村支书和队长发现后抓住活埋，幸被社员发现救活。洛峪公社马河生产队的三位头头被群众称为“三阎王”，他们毒打社员26人，逼得马殿仓老人上吊自杀，还给马家48天不给口粮，致使马家11口人中有7人死亡，2人外出逃命。东台生产队捷地村社员刘响娃全家11口人，整社中被饿死了6人，还继续进行批斗，又逼死1人，逼走1人。社员许进才的父亲，在1960年整社中，被“车轮战”连续斗争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还要开大会斗争，由于难以忍受痛苦，上吊自杀，死后大队书记赵具才和公社干部薛大顺、石楚子还骂着说：“死了还要斗哩，老子死了斗儿子，儿子死了斗孙子。”队里当时还存有粮食和面粉300余斤，但不给社员吃，该队当年饿死234人，占总人口的20%。当时揪斗冒尖人、代言人，形式和名目繁多，轻则罚站、“炒豌豆”，重则“打夯”、“坐土飞机”、“轰打”、“吊绑”，并且要刮尽家里粮食，其行为和旧社会土匪“烤票子”没有什么两样。
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本来已经饥寒交迫的人们，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不选择死就只能选择逃了。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肆虐，阶级斗争越斗越凶，党的组织被打散了，党员队伍被打乱了，干部和人民群众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刚刚建立才十年的新中国，家底本来就贫穷，经过“左”倾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折腾，国民经济被整垮了。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对1960年前后全民大饥荒的印象，人们是刻骨铭心的。事情尽管已过去了40多年，但凡是那个时候的过来人，至今忆及仍然毛骨悚然，不堪回首。那么，我们从中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起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总结和反思。
一、脱离中国国情，搞空想共产主义，盲目搞穷过渡，只能是越搞越穷，只能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用落后的小农经济式的一些幻想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以刮“共产”风为特征的违背科学的盲目蛮干作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表现形式。当时提出的人民公社化、吃饭食堂化等十多个“化”，就是按照空想共产主义的模式来设计的，严重脱离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种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和科学论证，脱离了当时极其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到现在乃至近百年内还不可能现实的全民供给制、食堂制等体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设想，硬拉到了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历史时期来实践，必然会违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必然会造成对经济的极大破坏。
二、左倾蛮干，盲目冒进，只能是劳民伤财，搞垮经济。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贫穷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改变命运，只能在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稳健地前进。超越经济发展规律，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说大话，不切实际地盲目蛮干，不但不能使良好的愿望付诸实现，还必然会栽跟斗，必然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比如：提出“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在无水利设施的情况下，谁有本事保证“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呢？还有山歌中的“鼓干劲，放卫星，一亩产量上万斤；立春沿河看柳哩，十五年超英赶美哩”等，实际上，当时农村亩产不仅没能上万斤，而且好些社队都在一百来斤。老百姓常讲“大话不是编的，牛皮不是吹的”，五六十年代吹了那么多牛皮，哪个成功了？只能是祸国殃民、坑害百姓，不但没使国富民强，还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危及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三、不尊重科学，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劳民伤财，造成自然生态的大破坏和国民经济的大崩溃。
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原料的情况下，全民大炼钢铁，不但没有炼出钢来，而且连老百姓的铁锅农具也搭赔了进去。全民大炼钢和吃食堂，使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一扫而光，连一些老百姓房前屋后和马路边的百年古松千年古柏，也被砍伐殆尽，造成了生态的严重失衡。一些水利工程如西梁渠、红岭渠、花园水库、太华水库等，动用了上千万劳动工日，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但因无水源而始终未有一点效益。
四、用阶级斗争手段推动经济工作，只能是搞乱了组织，搞垮了队伍，涣散了人心，最终搞乱了经济。
过去靠抓运动，人整人，不但经济没有发展，而且还伤了国家的元气。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却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实践证明，不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用科学的发展观统揽工作，单靠抓阶级斗争终将一事无成。
五、不坚持以人为本，无视百姓疾苦，终究会被人民所唾弃。
历来人民和官吏的关系是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惟民之承”，顺应民心，说到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以人为本的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当权者也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戴，否则，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倒行逆施，必然会误国误民，害人害己，舟倾人翻。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在一次检查中曾痛心地说：“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这种历史的悲剧，再不能重演。
中国共产党是最注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不仅善于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而且善于从总结错误和挫折中寻找适合国家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对于造成三年大饥荒和人口大量死亡的惨痛教训，我们党已经分析了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纠正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左”的方针政策，然而，教训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都已经认识并能避免重犯的。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该是很多的，但是我想以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够，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点，因此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的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
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说明：
1.1958年9月11日西和、礼县两县合并，定名为西礼县，1962年1月1日西礼县又正式分设为西和县、礼县。随着两县的分合，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社）、生产队，亦有很大变化。本文有时称西和县，有时称西礼县，有时称乡，有时称公社，均系行政区划变更及时间不同的缘故。
2.两县合并时期的素材，本文尽量采用原西和县辖区事例。
3.本文有关西和县事例、数据资料均来源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来源: 陇南市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