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事件都在对它本身的叙述中找到了一座安居的蜗壳。对于即将为自己点燃一百根生日蜡烛的辛亥革命来说，也必须同时为自己挖一个顺风顺水的墓穴，以供后人观瞻、凭吊。如果将辛亥革命比做一个掌管国运的历史扳道工，那么在21世纪走过第11个年头的今天，这位退休多年的期颐老人，早已在时间的银行中，把自己一度热气腾腾的切身经验，兑换成一种讲故事的权利和能力。作为这笔历史遗产的受理人和历史叙述的代言人，张鸣在他的近着《辛亥：摇晃的中国》（以下简称《辛亥》）中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保持着革命时代人文体温的清明上河图。

对于一个踟躇于历史迷雾前的普通读者，张鸣先生将《辛亥》一书重新放回到辛亥革命的发生场内，就像把一只阿里阿德涅线团掷入一座迷离错综的往事迷宫。尽管这只动力十足、滚滚向前的线团带领我们走了一条山重水复、盘根错节的轨迹，然而，在我们充分领略了迷宫的深邃和诡谲之后，它还是干净利落地把我们引到一处脱身的出口面前，让我们挥别这个通往现代中国的中转站，继续前行。在记住起点和终点的前提下，《辛亥》方才亮出她九曲回肠般妖娆的身段，在多视点、多角度、近乎全息式的平易叙述中，一条柔软的曲线划过了这个摇晃国度的每一寸肌肤，让每一个细微的历史褶皱都快乐地伸展一番后，又迅速地敛气凝神、攒线成团，织就了一部朝花夕拾的、关于革命的民族志。这一放一收，彰显着张鸣历史写作的线团法则。

《辛亥》一书以活泼的视野照亮了尘封而宏富的历史讯息，混合着信史和秘闻的双重气质，兼具档案性和演义性，摆脱了传统历史著作的陈腔老调，代之以一种家常口吻，行云流水，晓畅自然。张鸣先生在书中有云："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第16页）面对中国一百年前的天玄地黄，《辛亥》从历史的汗毛孔出发，以举重若轻的语言魄力，透过动荡年月里层层复杂的历史事件，为我们展开了两条重要的叙事线索：革命的修辞以及修辞的革命。两线纷呈交杂，互为表里，统一于历史叙述的线团法则，又分解于各自的困境和突围。

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地标和宏大叙事，辛亥革命被国人赋予了经典而深刻的政治含义，这一点早已成为常识。张鸣的写作并不是对那几条固置的定义所做的庞杂注脚，而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胸怀，充满激情地探索着晚清民国大变局中各色人等的"心态史"。意大利的大胡子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将符号的解释分为"词典式解码"和"百科式解码"两种，张鸣的写作意图倾向于后者，因而"革命"的涵义在他的笔下显得别有意趣。辛亥革命有它内在的规定性，比如农民阶层为何被封上了"不许革命"的符咒，学生群体如何赢取了革命风险的豁免权，女人们怎样在战争中激励着男人"力比多"的完美发挥，黑社会与一场伟大革命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暧昧和纠葛……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见诸词典，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革命内部建立起的一套修辞体系。在灰心于对"辛亥革命"的词典解释之外，我们更期待阅读的是关于它的百科全书。

辛亥革命是中国建构现代性里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撼动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根基。尽管它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然而这场最终走向失败的革命已经暗暗触动了修辞革命的扳机。在张鸣的写作中，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在时局变乱的硝烟中，新的表征体系已在摇晃的中国逐渐崛起。辛亥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剪去了前清遗民脑后的辫子，国人的发型开始注入了政治学色彩，在这瞬间的快意和绝望中，一种破旧立新的变革意识在强烈地召唤着中国的现代形象即刻降临。这种变革意识也同样体现在对各色革命旗帜的设计和选择中，五色旗、井字旗、十八星旗、金瓜斧钺旗、青天白日旗等等，都在革命的"读图时代"里各路大王的城头变换招摇，时起时落，渗透着民国群雄在时代裂变之下，对信仰和价值的焦灼心态，呈现出明显的时装特性。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辛亥》可以被读成一部关于革命和修辞的蜜月日记，张鸣先生用浓妆淡抹的手笔描述了革命中的修辞和修辞中的革命。一方面，革命体现了它的阳性逻辑，在弥漫着雄性荷尔蒙的历史现场，它是暴力的、线性的、求新求变的、一路向前的，混合着革命者的英雄情结，以及他们关于殉道、牺牲、赌博、妥协、受虐等复杂的精神向度；另一方面，修辞则呈现出一种阴性质地，在广泛的修辞革命中，它表情丰富、犹疑不定、短暂易逝，像女人对时装的激情，梦幻般地抓取了形式，而冷落了内容，因而极具美学色彩。革命的快感在于它的直线冲锋，修辞的快感在于它的波型蝶变，因而在《辛亥》中，革命与修辞的蜜月充满着动荡、挣扎、任性和不谐，是一场发生在现代中国的观念历险记，是一出低烈度、无高潮的政治戏剧，是一只神秘的线团。辛亥革命，就在自己短暂的蜜月期为自己垒起了一座永久的话语牢笼，就像保罗•策兰（Paul Celan）说："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死亡赋格》），而张鸣则平心静气地把这个忧伤的故事告诉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