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北大”，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命题。问题是，如何才能“走近”？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但时过境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北大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力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它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辞）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走近”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分子）”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方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但仍然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中国文化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