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已经被异化的权力

权力相对来说，在中国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权力意志无法实现。而权力的大小也就直接决定了意志的实现可能性的大小，这样的一个正比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受用。如此，权力对于很多公民而言就具有了一定的诱惑力，因为如想使一个事情/事务朝着自己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以权力进行引导和干涉，反之，则被权力所牵制/压迫的个人意志就无法得以展现与呈现。最终，由抽象的概念/想法变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事务就是空话。

在此，笔者不是详谈权力对个人（意志）存在多大的引诱力，这样的而一个主题在我看来，过多的谈论都是多余的，因为权力本身就不存在多大的变动性，很多时候权力往往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下层社会的百姓往往是被权力所驱使。直到其消亡也不明白：他们的权力居然还是你们所赋予的。

诚然，当这样的一种权力被过多的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上之后，就会导致权力失衡，权力失衡的代价就是“少数人主宰大多数人的命运”，而且还是以权力来进行压制和驱赶，甚至是迫害。不消说，“绝对的权力”之外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断念：没有权力与有权力是一回事，反正这种权力也“不可能归我所有”。

甚者，当他者的权力将你的个人绩效，升迁，发展融合为一体之后，你也就不得不反思，我的权力在哪儿？前文已明确的说出了：权力往往会主宰一个人的命运，何况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史官社会”，一个“差序格局”（费孝通）的权力空间内。这样就是说，当你反抗这种权力，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他者利益，或者在他者利益中有你个人利益的存在的时候，权衡利弊与成本得失之后，你如果做出让个人意志得以实现且还牺牲你个人利益的决定的时，你也不得不屈服于他者意志，因为：你的意志是无效的。进一步的说，就是谁让你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何况最后他的利益收益要远远大于你的利益收益。这就是一种“不做也得做”的“强盗逻辑”。在中国，这样的情况还算少吗？

二、权力已成个人进步的推动器

首先需要明确表明的是：这种个人进步是被推动的，而不是自我主动的去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情况下的个人进步是具有积极与正面意义的。可是，无论你是如何的去实践和尝试，你都会收获，只是这种收获有多大。如此逻辑推理下去，这种“做与不做”就存在了矛盾，你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收获，那何必不做所有的事情呢，反正是有收获的。但是，基于人的理性，当你做一件事情与自我的利益存在一定的纠葛，或者是矛盾的时候，你情愿舍弃这份利益的收获，这种进步，也是说得过去的。可是，这样的一种“放弃行为”是无效的，因为权力在牵制于你，如上文已明：你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也就是为何当今中国把“导师称为老板”的缘故，把权利高高在上的个体称为“皇帝”的缘故。

其次，进一步的说，当你有这样的一种参与与实践的机会，你也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的收获与利益，可是，这样的一种利益之外的“空间与时间”设置就由不得你来确定，一切得按照权力的顶层拥有者来确定，这个时候，你参与到其中的收益与你不参与到其中的“机会成本”与“失去”明显的就显得非常多。但是，一切并不可以商定，只能是“权力与专制主义”在蔓延，你也就不得不屈服于他者。因为还是那句话：你的未来不是单单由你决定，相当一部分由他者掌握。

故此，我们的利益不再是最重要的，而是次要的。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构成了“政治”，但是在你的命运面前，不管这种“政治智慧”有多么好，最终都会被判定为无效。因为，你早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已经被演化为一种工具，特别是人格被工具化。

三、还没来得及反思制度

我们往往都说，这是一种无奈，可是我们没有想过：可以动用集体的力量/公众舆论来制衡，或者是驱使他者做出改变。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沉默，因为沉默是对抗这样的一种“不端权力”的最好方式，更是自己在这样一个既定的“格局”中“利益失去最小”的方式。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力比较起来，造就沦为了囚犯，但是不可否定的是：权力出自智慧，而权力本身外加这样的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最大的权力”。反抗或者是沉默，都是错误的，因为你之前的选择就意味着要服从这种权力。

故此，你也就不得不彻底的消灭个人的意志，或者是一点主张的机会都没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你的主宰人就是那位“权力至上”且让你不得不这样如实的做下去的“脑力劳动者”，最终按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受益划分，他者的收益要大得多，且你的收益在极其小的情况下，还要丢弃你自己很大的一部分利益。如此之情形与事实，或许只有中国现行的这种制度（无论是那种制度）才会有。可我们还是没来得及反思，就进一步沦为意志与利益被践踏的“尤物”。

二零一二年一月八日

作于兰州

作者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