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来，广东某些地方发生的一些紧急事件使人震惊。尽管群体性事件已不是新鲜事，但如此规模、如此严重、持续时间持续如此之长的尚不多见。更让人不解的是，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广东，发生在一个致力于建立幸福广东、一个对公民社会有更多容忍空间的地方。广东到底怎么了？这一事件到底是广东模式出了问题，还是有着更加深层次的根源与背景？

依笔者之见，这一事件尽管发生在广东，但主要反映的是一些全国性问题，反映的是我国当前执政思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一，它再次说明了发展不是硬道理，公平公正才是硬道理。按经济发展水平，广东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群体性事件似乎并不因此而减少。就在此次发生严重事件的同一个市，六年之前也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更加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都表明，仅仅把蛋糕做大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要分好蛋糕。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习惯与实践认识，对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如果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蛋糕做得越大，利益分配问题反而会越突出，反倒越有可能触发严重事件。当前这一事件发生在富裕的广东而不是其他地区，正是这一道理的现实反映。

第二，它再次说明了必须推进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前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归根到底，其实都指向一个上面已提到的问题，即我们的利益分配机制出了问题。而要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机制，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事件中，并非民众有意闹事，而是地方官员和不良商人相互勾结，大肆侵夺民众应有权益以至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而这些恶官劣商之所以能够如此做，是因为体制给了他们很大的操作空间，而基层民众却无合法有力的渠道保障自己的利益（农民没有农会、工人也无法依靠工会）。有人一想到政治体制就总把它与意识形态变动相联系起来，其实我们更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的改革。不从政治体制上加以改革，如限制官员和政府权力、把党和政府的活动全部纳入法治轨道，一个顾及全体国民的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实现不了。如果总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将目前这种严重不公的利益分配机制保存下来，从而成为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的体制根源。

第三，它再次说明了省级治理的有限性，表明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一段时间以内，不同倾向的人们分别对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寄以厚望，希望这两个地方的领导人能够在改革的困境中杀出一条新路。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局部试点、从地方倒逼中央的做法，所谓深圳经验、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是这种思路的自然结果。但正如前面所述，当前许多重大矛盾都源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现实，而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不同，当前只有从顶层设计而非局部突破才能取得成效。这倒不是因为局部的政治特区在一个整体未加改革的环境中不能生存（香港、澳门与大陆的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反驳），而是因为政治体制兹事体大，中央根本无法也不愿放手让地方去做。这种心态与现状正是一些地方在试行所谓公推直选无果而终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省级治理顶多在经济、社会、民生领域有所作为，一旦涉及到政治领域，便无法施展。那些有意改革的地方领导人，在出现类似当前广东某些地方的紧急事件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时，其处理手法也无法与那些无意改革的地方有所二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政治授权。而在政治改革经验与进程有限的情况下，也缺乏足够的新经验、新手段去加以应对。

所以，当前的广东某些地方出现的危机固然有一些地方性原因（如广东家族势力强大，维权村民不再是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从而能够团结起来抗争），但它基本上与某种特定的地方模式无关，而是说明了：在中国改革已进行到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的情况下，任何的地方模式均有其限度。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允许地方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探索，要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顶层设计，全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逐步形成一个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否则，即使这次某某事件最终平复如初，其燎原的种子，势必又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