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讲道是道德上的劝告，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实际有用的东西。由于讲道者的道德崇高的和禁欲主义的品性，讲道更使人受到感动。……他所用的最有力量的论证不是地狱和炼狱的威胁，而毋宁是“诅咒”的当前效果，由于人们对于恶行的诅咒而在个人身上造成的现世灾害。……只有这样，坠入情欲和罪恶的深渊里的人们才能忏悔改过——这是这些讲道的主要目的。
——雅各布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要是有人追踪它的心理根源的话，我相信他会发现，“不依附” 的主要动机是逃脱生之痛苦、 首先是爱之痛苦的欲望。爱（性爱或非性爱）是艰难的工作。这里没必要争论精神方面的东西或人道主义的理想是否“更高级”。问题在于它们是不相容的。
——乔治•奥威尔：《论甘地》
我开始震惊和迷惑于过去的孤独。那时，我脱离了一切人类交往，全无拘束，极其忧郁。我寄托于哲学，以为自己是粗野的怪物，不能融合于社会。我渴望跑进人群，找到保护和温暖。但我不能说服自己与这种残缺不全的人来往。……我已经宣布，我不满意他们的体系。要是他们表示憎恨我和我的人格，我能感到惊讶吗？——大卫•休谟：《人性论》
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并不新奇，虽然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很不寻常了。人类酝酿和创造的各个周期，总为邪恶提供了机会；邪恶也有自己的发明天才。于是，就会出现某种反应：“道德崇高的和禁欲主义的”讲道者起来并活跃一时；他们之广为人知，不只因为他们批评了罪恶行为，而且还由于他们批评了其他创造物，预言了世界的末日。一般说来，这样的批评是短命的，公众不会长期忍受它。因为这种自我否定的改革马上就会令人疲倦、令人厌烦、令人不快，最后还会变成威胁。这时，反人道主义的讲道者就会受到抵制，有时是暴力抵制。但是，不会再恢复这些讲道者出现以前的局面了，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新时代里，旧的冲突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了。
宗教改革以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时代。它的杰出人物是佛罗伦萨修士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1452—1498）。萨伏那洛拉领导了那场反人道主义的十字军战争。布克哈特谈到了这一点：
“他自己认为他的影响是神的启示的结果，所以不必自夸就能够给讲道师的职务以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讲道师的地位在伟大的天使辈中仅次于守护神。”
反人道主义者的批评，包含并渗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社会结构里。他们攻击教会（包括他们所属的组织）的堕落。他们攻击国家的堕落——萨伏那洛拉自己就经常预言美第奇家族的覆没和意大利的毁灭。他讲道时反对科学（那时科学很难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反对过多的书籍和知识。他在市政厅广场建了巨大的金字塔式的台架，在台架上焚烧的不但有那些可预言的东西，如“假须、假面具……妇女的装饰品和化妆品，香料、镜子、面纱和假发……琵琶、竖琴、棋盘、纸牌”，而且还有佩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包括贵重的羊皮纸版本和装饰精美的手抄本），以及波提切利的绘画。反人道主义者只有一个行动是完全建设性的，即宣扬和平。这带来了宿敌的公开和解，使人们放弃了家族复仇的誓言。但即使是这个行动也包含着对人类本能的压制。在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一生之后，萨伏那洛拉最后被公开烧死了，酷似那些他所鄙视的人道主义创造物。
自从费洛伊德时代以来，人们在论及这类周期性的反人道主义现象时，通常都不相信行为者们宣称的动机，而在行为反常者的个人生活里寻找深层原因。当这些行为涉及对社会主导趋向的批评时，当某个批评者明显超然于其他人之外时，寻找深层原因就特别艰难。从预言家杰里迈亚时代（无疑还要更早）以来，反人道主义的浪潮就冲击着人类文明。在这些浪潮中，运动的领袖表现并重复了同一种心理学模式：深深的、充满了憎恶和愤怒的不满（有人或许会走得更远，称之为愤世嫉俗）。在他们那里，我们总是发现世界末日的预言。
当然，任何人类行为都能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因为一切行为都有多种动机层次。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常常毫无益处，只是混淆了意见的正当分歧。但是，反人道主义并不正当：它诬蔑社会，批评多数人珍爱的发明，降低人性在我们心目中的力量，预言社会大动荡和大破坏，暗示某些牺牲和社会变化可以避免那种最坏的结果——它所预言的世界末日。这一切，都特别适合于今天的反人道主义。因为今天的社会有比萨伏那洛拉时代多得多的人卷进了人道主义行为，因而会遭受想象中的报应。在这场战斗中，没有旁观者。
我为什么拒绝了人道主义，从而把自己与大多数人分隔开呢？对其他星系的非人类观察家或对1000年后的批判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争论问题吗？或者，我在世界里看到的退化，实际上只表现了我的内部状态，表现了我的神经过敏症——“世界末日综合症”（约翰•马多克斯用在不怎么奇妙的书的奇妙书名）的歪曲的结果？它仅仅是对奥威尔所谓“生之痛苦”的反应吗？
奥威尔的论着激励和指引了本章的写作。奥威尔在自己著作的各个地方都深切地关心着这种问题；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个非人道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经常献身于大量社会记述和社会预言，并不断致力于改进它们的精确性。在1944年12月写给《党派评论》的《伦敦来信》中，他说：
“人们不能逃脱自己的主观感情，但至少能够认识它们的状况并为它们留余地。我想要这么做，尤其是现在更想这么做。因此，我打算把我最近的信件寄给你们。这些信件大体上是从1942年中起，直到现在。它们比以前的信件更真实地描绘了英国的发展。”
重要的是要知道，人们在什么时候用某种满足个人需要而不顾是否与外部现实一致的内部计划玷污（奥威尔用语）了诚实的、平衡的世界观。达到这种意识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情感与理性之间的高度合作。正确的道路狭窄得很，两边布满了陷阱。一边的危险是只抓住事实，不管前后关系；另一边的危险是用纯粹的情感构造世界观，这导致了那种奥威尔叫做“不顾事实的手淫幻想”的思想和观察。后一种极端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有关。不过，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要记住，问题不是抛弃一切情感，而辨别出那些无益于我们或有害于我们的情感。换句话说，这里的策略是要在不摆脱灵魂的情况下摆脱玷污。这并不容易。
我们的行为有多少动机，玷污也就有多少原因。把它们编目、分类，乃是无益而乏味的想法。举几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其中的问题。
最简单的玷污动机是奥威尔所谓的“愿望思想”。在《民族主义笔记》里，他看到了民族主义思想习惯是倾向于认同于一个特殊群体，并使个人淹没在这个群体中。这种思想习惯容易混淆民族主义梦想与现实的区别。某人会把他希望发生的事情当作实际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人不一定是沉溺于愿望思想的强烈民族主义者，但一个友好群体的怂恿会促进自我欺骗。
虽说并非到处都有大量的非人道主义者，但的确有一些人（甚至很多人）抱着与人道主义的反对者相同的信念、梦想和厌恶，的确有与人道主义的反对者意见相同的敌人：自然主义者和自然爱好者、反技术主义者、各种自然保护论者、人民党分子、某些宗教人士、憎恨官僚制度和个性丧失的人，等等。他们的愿望在于证明这样的信念：现代社会运转失灵了。组织即使没有瓦解，至少也进入了衰退阶段。在这方面，他们把现代社会的任何失败（不管这些失败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暂时）都看作是一个预兆，并为这些失败高声欢呼，或者，至少暗暗高兴。在这些的影响之下，人们很容易被自我维护的感情冲昏头脑，失去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不过，到现在为止，组织或人道主义的发明物毕竟还没出现全球性故障（至少没出现明显的故障）；而且，不可否认，大多数公开承认人道主义和“进步”的国家里的居民，要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居民寿命更长，生活更舒适。
玷污的另一个动机产生于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挫折和无能为力的愤怒感情——一种知道自己无力影响威胁性力量的特殊愤怒。一个原子能反对者明知他的钱要用来支付核技术人员、原子能公共关系人员的工资和他们的巨额花费，却不得不缴纳大笔款项时，就会产生这种愤怒感情。当你和一群愤怒的人在公共集会上听那些由税款供养的联邦工程师们说，你反对建造“防洪”堤坝，是因为你住在高地，而不管别人死活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情。当人家告诉你说，你那个在幼儿园里的女儿必须由心理学家来测验一下，看她能否进入学前班（尽管她和她和老师都说能够）时，当科学认可了你女儿升级，而却要为“专家”咨询掏钱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情。当你看到你们镇上的超级市场不断扩大，可基本食品种类却在减少时，你就会产生这种感情。你这种感情也会产生于以下这样的时刻：你认识到，为了维护那种把小杂货商和肉品商赶出商业领域的“效率”，这个超级市场必定支持一个巨大的食品加工和购销经纪人网络；这些人大发其财意味着农场主利润减少，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只有使用现代高产方法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这最后还意味着，除非你有很多钱或住在有机食物合作社附近， 否则，你就无法买到没有二乙硫或PBB的牛肉、没有二溴氯丙烷的胡萝卜、没有四环素的鸡或没有阿特拉津代谢物的谷物；你也吃不到不以消灭蜜蜂、蝴蝶、蚯蚓为代价的苹果和土豆。
许多人对非正义着了迷。他们知道，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反对这种非正义有着巨大的私人困难；他们甚至知道困难在哪里。对他们来说，全球毁灭的预言，或者缓和一点，全面经济崩溃的预言和现代社会瓦解的预言，可能是一种秘密的安慰。这种动机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显得肮脏、可耻。它有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这种软弱性一点也不英勇，不鼓舞人心；它使某个人从旁观的立场说出关于敌手的可怕事情。奥威尔极其优雅地把握住了这种感情。他在《狮子和独角兽》里写道：“那些不负责任地挑剔的人从来没有处在权力位置上，他们也从来没有指望处在权力位置上。”他没有提到反人道主义或世界末日预言，但他的话完全适用于它们。
在一篇题为《政治对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玷污》的论文里，奥威尔提出了玷污的最后一种根源。他探究了斯威夫特的最后癫狂和托尔斯泰的近乎癫狂，从而发现了两者的共同要素。这些共同要素让我想起了反人道主义精神的要素。这个要素包括对一切人类社会的拒绝；它比我提到的任何思想都更接近真正的愤世嫉俗。
“斯威夫特与托尔斯泰（另一个不相信幸福的可能性的人）有许多共同点——我相信，要多于我提到的。两人都有掩盖了精神独裁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两人对科学的敌人视也类似；两人都对反对者不耐烦，都不能看出他们不感兴趣的问题的重要性；两人同样厌恶实际生活过程，虽然托尔斯泰以不同的方式在后期才达到这一点。两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幸虽属不同种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人对性生活的真诚厌恶都混杂着一种病态的迷恋。”
奥威尔相信，至少就斯威夫特来说，他攻击一切人的“最终动机”是“生活幽灵的嫉妒，是这样一种人的嫉妒：这种人知道他不能幸福，因为别人可能比他幸福一点——这正是他害怕的”。这种人“想要阻止社会朝着可能挫败他的悲观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斯威夫特又是一个有学问的、文雅的人，他能正确评价许多人类成就，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结果是两种对立倾向的挣扎。斯威夫特描写了他自己的理想社会——毫伊恩姆斯国，那是个极沉闷、极无生气的地方，是“一种静止的、无新事的文明，即他自己时代的世界，只是更干净、更稳健一些，没有彻底的变化，不打听不可知的东西”。
这说明了什么样的个人动机可能玷污对人道主义的拒绝，说明了这些动机是如何产生的。肯定还有别的动机——无数个人精神病的结果，但挑任何一个来加以说明，都不会有什么新收获。我们终于可以继续前进了。
无意识的、个人的动机能够玷污对人道主义的拒绝，这个事实超出了我们的论证范围。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实际上没什么可做的。尽管我们许多人肯定都有一种或多种无意识的动机，但我相信，这里没有根本的冲突或问题，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反对人道主义的看法。
首先，必须认出那种由费洛伊德的著名发现偶然造成的20世纪的共同错误，并避免它。费洛伊德发现，出现在梦里的无意识心灵，当我们醒着时也存在和活动，它要为我们的大量行为负责。这里的错误在于，隐藏在某种行动或信息后面的那部分可理解的无意识动机（并非全部），竟莫名其妙地使那种信念无效了。事实上，那个信念的有效性经常（虽然并不永远）独立于推动它的动机。除非动机和信念显而易见全都乱了套，否则，我们不能根据对动机的理解，就自动地不相信（或相信）那种由动机推动的信念。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成为这种错误的牺牲品呢？要理解原因所在，就必须正确评价时代理性对情感的支配作用，就必须正确评价我们归之于理性过程的力量。对动机的说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因为说明是个理性过程，而信念则不是。信念永远是某种让理性难以理解的东西，所以，它一旦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明”了，就会感到丢脸。这只是再次突出了我前面提出的论点：在评价和判断事情方面，理性是个十分蹩脚的向导。
因此，尽管可能存在着产生反人道主义观点的基本心理机制，但它并不妨碍这种反人道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下面我将谈到，心理动机甚至可能使某个人容易采纳一种合理的看法，而大多数人却避之唯恐不及。如果说，把一丁点儿的愤世嫉俗与反人道主义联系起来都是耻辱的话，那么，用这种愤世嫉俗来拖延对人道主义的普遍拒绝（现在已经耽误了好久），就是更大的耻辱。
奥威尔可能会同意，拒绝反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不关心它的可能动机。但是，他也相信，不管玷污动机如何，关于这些动机的知识都标志着我们应该细心地检查证据，这种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的立场是否有根据。这正是困难所在。
怎么去检查呢？我们应去搜罗“事实”，进行加减，直到理性说“够了，那就是是答案”吗？
当然不是这样。这不管用。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情感（就是刚才讨论的那个包括一切丑恶动机的情感）的透镜来投射我们的证据吗？
对，我们别无选择。情感是判断的住所。
这能带来什么好处？
可能没有好处。但这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东西。我们不该忘记，有两种明显的好处：一切情感的核心都是生存；我们允许的话，它就站在我们这边；同时，仍然有理性存在。理性要是伴以相应的情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最后必定要作出一个判断。这是无法省略的事情。我和其他拒绝人道主义的人，是不是在强烈的下意识推动下只挑选那些极端少见的人类失败事例来支持我的前提呢？我担心这一点，而且更担心我的成见会妨碍我对这个问题作出公正的回答。当然，无法向每个人“证明”或“检验”那个回答；即使有一个“公正的法官”，他也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历史也不能给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是，由于我在前几章评论了人道主义失败的例子——进行了大量的最终结果分析，所以我再也不担心任何玷污的动机（我无疑也有这种动机）的影响了。我们不能防止次大陆上主要生态系统的毁坏（甚至崩溃），这是真的；我们在实行现代农业时，不能保护生命所必需的土壤，这是真的；我们不能以安全、可靠的方法生产巨大的能量，并把它们用于无害的目的，这是真的；我们不能控制心灵和肉体（除非以不完全的方法），这是真的；我们不能预言或计划一个人道主义的未来，这是真的；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发明物不背叛我们，这是真的；我们不能给任何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方面同时解决的方法，这是真的。还有许多冷酷的现实。我不否认人道主义能导向许多具体的成功，但这些成功都是有限的，都留下了一串余留问题。人们要是理解了我们这条路线的势头和总方向，就会认识到那些成功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们唯有小心警惕，注意正在发生的情况。这不只是一种不正常的想象力的产物。大家都承认，以往的好日子并不是那么好——儿童死亡、阶级差别几乎难以避免、农业在许多农场主看来暗淡得无以形容、大多数人极度辛劳，但那时至少还会指望明天，至少还能有个莫扎特作出曲子。我们时代的莫扎特们在干些什么呢？我们时代肯定有一些莫扎特，他们还会比过去那个莫扎特长寿。我们今天还在创造更多的莫扎特，但质量较差。抑制“优质”可能正是人类面临的可怕的、不断增长的危险；或者说，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社会，可能根本达不到“优质”。
我们的注意力正应该指向这种谎言。斯威夫特尽管癫狂（内部的玷污），但他看到了这种谎言。 也许这样的认识使他更加癫狂了。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大学仍然与拉加多学园明显相似，甚至比斯威夫特时代更相似。奥威尔尽管有自知之明，但也只看到了这种谎言的一部分。当然，他要不是过早谢世的话，完全可以看到更多。奥威尔在最后一部著作——《1984年》里作出的预言，有许多已经成了当前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他那本书里的主要预言——冰样的、静态的、后历史的社会，却至今还没有实现的迹象。我们恰恰没有控制：控制是谎言。
在富裕的国家，生活呈现出了《1984年》那本书预言的外部特征：编号贮存个人资料的计算机资料库、无蓝点闪跳的电视机、太空间谍卫星。但是，计算机里的资料马上就变得琐碎无用、难于管理了；电视机不仅没成为凝固化或组织化的力量，反倒成了瓦解的力量；间谍卫星、甚至配备了能够穿墙而视的红外线传感器的间谍卫星，都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它们永远看不到这些表面现象下面的心灵。
我们从奥威尔这个例子里得到的教训是，正象一个人忽视内部玷污并不必然会使他的信念错误一样，一个人决心想要认识（并成功认识了）自己的动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的信念会正确。奥威尔的明智和自知之明是无可比拟的，但他却相信，人类可以按照预想的计划建设一个能够控制历史、因而能够阻止历史发展的社会。为了弄清他这种看法的自相矛盾和不可能性，我们必须仔细考察《1984年》那本书。奥威尔真认为有一个社会能掌握足够的警察和技术，从而查出一切（或大多数）有不正常想法的人并改变这些想法吗？警察具有不正常想法怎么办？即使国家可以洞悉国民的每个梦魇，它怎么能建造那么多的单个地狱，从而使人人都不犯错误呢？最后，当“老大哥”或“老大哥”之后的那些人死去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正如奥威尔指出的那样，即使仅仅为了防止个人的玷污动机摆脱控制，我们也不得不试着考虑它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谈论“十足的精神错乱”，并推进我们的事业。
不过，在离开无意识的玷污这个主题之前，还有另外一些问题需要考察。由于反人道主义具有那种稳秘的动机，我们可能预期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虚弱的和失败主义的哲学。实际上，真有人这么认为。在很多关于多国公司的小册子里，在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等专业学会分发的论文里，我都读到过这样的指责。那些试图从事明知有害于环境的活动的个人或组织，也都利用这些指责，作为他们论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主题总是相同。他们说，对人道主义假设的任何质疑，都是失败的论调，是要我们放弃一切希望，仅仅勉强、可怜地生存下去——甚至这样的生存也是侥幸。他们断定，非人道主义世界是一个完全受大自然的偶然性和非人格力量摆布的世界，是一个不能用我们特有的力量自助的世界——实际上，我们将由于深陷在辛劳苦难之中，以至想不到或不关心这种力量的存在。他们还说，为了自由地使用我们的全部创造能力，即使以毁灭的风险为代价也是值得的；非人道主义的谨慎想法和对限制的承认，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某种稳定性，但却宣判了人类精神将处于永恒的地狱之中。
正象我从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心里知道力量假设是错误的。证据基本都在我们身边；我们那部分被掩藏起来的心灵在否决这些证据之前就看到了它们。但是，那些不能正视事实真相的人把这种真理看作是魔鬼。“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这类叫嚷，现在已经成了抵挡我们不愿正视的事物的防身盾牌。
可是，认识到人类力量和控制的限制，并不一定产生失败感；非人道主义者也没有失败感。只有在冲突中才会出现失败；没有冲突也就没有失败。这不只是一种语言游戏。非人道主义者的出发点是老实地承认人类的可错性和限制性，并从这个现实基础出发去应付那个挑战——不是控制世界的人道主义的挑战，因为这是毫无希望的；而是给自己、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建设一种健全生活的挑战，是在技术和努力可能的前提下，成功地避免偶然冲击和大自然冲击的挑战。这种挑战偶尔能赢；即使没赢，也能打一场有益的、甚至愉快的战争。人道主义者常常自夸他们的自由——塑造人类命运的自由。这真是一个嘲弄。因为他们刚好丧失了一切这类自由：他们的谎言把他们拖到一场悲剧性的、永远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加以解决的斗争中去了。
换句话说，认识和承认自己有可能被生活击败——甚至认识和承认自己所属的社会整体有可能被生活击败，决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的行动，也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实际上，这正是哥伦布据以开始他的航行的态度。我们的社会一旦放弃了那种想到就能做到的荒谬信念，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有意义地冒险和挑战的生活，那种为非西西弗式的梦想或为可能的追求作出牺牲的生活，那种每个人生前都能多次尝到失败和胜利滋味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去过的生活。
奥威尔在他刚进入晚年时期的著作《论甘地》里写道：“人类的本质在于，一个人不追求完满无缺……他准备好了，要在最后被生活击败和捣毁。”奥威尔是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谈论生活的。但他要是曾经生活过——天知道，他或许会看到，这个原则已经超出了人类相互作用的范围，包括了我们在这个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世界里的一切关系。要是他的私人生活有点象征意义的话，他也会懂得（实际上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准备好了，要在最后被击败”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必直到最后才被击败；他会懂得，一个人有可能在被击倒后仍不退出比赛。
与人道主义不同，这种理解不需要神秘地信奉人类全能，不需要任何不诚实。我们仅仅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然后让人类精神自由自在地去进行重大的冒险和斗争，去经受未知的命运。我们相信，结果将取决于人类行为与无数偶然及非偶然事件之间的某种反作用；这些事件处于自然规律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的支配之下。预测结果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不管这种态度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总归不会是虚弱的，不会是失败主义的，更不会包括人道主义所具有的致命缺点。人道主义那种致命在于，当较老的宗教把信仰献给上帝并说明人类苦难和好人受害是超出人类理解力的神圣正义的体现时，人道主义却把信仰放到人类身上。结果，它对这个人道主义世界里不断恶化的人类苦难和好人受害不能作出满意的说明，它只能辩解、推诿、撒谎，只能作出那些已经包括在现代教义问答里的乌托邦式的许诺。
因此，不管反人道主义者的下意识动机性质如何，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种大胆、勇敢、永远充满希望的人生哲学，而不接受一种悲观的、令人绝望的哲学。也许那种下意识的动机并不象我们想的那样重要，或许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我们的无意识思想和我们的有意识信念及我们的行动之间的一切重要关系。至于哪一种答案正确，在这里没什么关系。
人们常常忽视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即那些伟大的世界末日预言家经常是正确的。在这类预言家里，杰里迈亚最伟大。历史学家海伊姆•塔德莫尔叙述了杰里迈亚时代犹大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些十分精确的历史材料：
“灾难的预兆已经显露出来了，但只有很少的人觉察到它们。这些人正是杰里迈亚——一个厄运预言家的拥护者。虽说杰里迈亚的先知生涯开始于公元前627年， 即约西亚统治的第13年（《杰里迈亚书》），但他的告诫直到公元前609年才引起反响。”
在他作出最早的厄运警告后29年， 即公元前598年，他的预言首次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塔德莫尔从《尼布甲尼撒时代巴比伦编年史》一书中作了引证：
“在第7年3月，阿卡德[巴比伦]国王统率大军，进到哈蒂地带，扎营于[包围] ‘犹大城’[耶路撒冷]边。在6月的第二天，他占领了该城，俘获了国王。”
杰里迈亚继续发表悲观主义的预言，说犹大国要经历漫长的神的愤怒时期，即要长期屈服于巴比伦的统治。可是，比较好战的希伯莱派却策划着反巴比伦的起义。杰里迈亚知道， 这种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公元前586年，结局出现了。《列王记》第2卷简要地记录了这个结局。
“现在，尼布甲撒尼王19年5月的第7天，巴比伦王的臣仆、卫队长尼布撒拉旦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烧掉贵族的房子，烧掉了国王的房子；耶路撒冷的所有房子，甚至所有大人物的房子，都被他付之一炬。”
至于萨伏那洛拉，他那哀诉的阴郁劲儿，一点也不比杰里迈亚本人差。布克哈特说：
“意大利的命运变得越悲惨，在幸存者的记忆中围绕着这个伟大的僧侣和预言家的形象的光轮就越明亮。虽然他的预言可能在细节上并没有被证实，但是他所预示的那个巨大的普遍的灾难却是令人吃惊的真实实现了。”
把对当代事件事项趋向的每个逆耳的分析和预言都说成是“愤世嫉俗”，乃是愚蠢的行为。这种分析有其积极意义：它要么能把人类行为改变得足以挡开灾祸，要么能在灾祸出现时帮助人们理解它（这后一点更常见）。古代灾难预言家那些冷酷的成功记录可以说明，先把心理学搁在一边儿，回头看看那些古代记录，有时是很明智的。
不过，我们要是不理睬这种说明，认为我们还必须为拒绝人道主义的心理学涵义操心的话，就应考虑到一种终极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愤世嫉俗气质使人脱离人类，脱离社会。但是，作一个世界主导文化的旁观者，对于帮助一个人恰当地批评这种文化来说，可能是必要的。就地方性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也有同样的现象。因为有些美国社会的极深刻、极有预言性的批评产生于美国文化之外的观察家：18世纪的佩尔•卡尔姆、19世纪的亚历克西斯•德•托克威尔和20世纪的贡纳尔•米达尔。正如我马上就要讨论的，自愿抛弃人道主义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人道主义满足了我们自私自利的心灵，明确认可了人类力量和控制的普遍幻想。但是，异化的人和心理上的局外人却用其他方法（尽管是令人厌恶的方法）来满足这些人类需要。例如，用“毒咒”来威胁其他人。如果异化和愤世嫉俗是诚实的、清醒的，它们就会很有用处。它们能使一些人思考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的重要问题，说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说的重要事情。来源: 《人道主义的僭妄》1987年12月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