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做官，走仕途，是社会精英做不完的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皇帝语录，这语录的背后，就是读书须做官。不过，旧时代在正常年景，做官的门槛很高，不管察举还是考试，几道关卡过去，人人都被剥了一层皮。加上官员的编制固定，想打通关节也没地方，除非皇帝特批。所以，官府的门里固然显贵，人却不会太多。
但是，到了王朝末世，官府自乱规矩，事情就不一样了。晚清很典型，原来做官要考试，但太平天国之乱，政府急等钱用，捐班一开，成批的官帽子涌上来了。官帽子多了，官员的编制却不增加，大家只好戴了大帽子去各省排队候补。
捐道台以上的大官者，问题不大，花的钱多，后台硬，用不了多久，就会补上一个位置。知府这一级也好，最多等上三五年，总能排上。但知县和一些杂佐官就不行了，不走关系，十年八年也摊不上个差事。捐这个级别小官的人，都是中等人家，甚至是寒门小户，好些还是借钱捐的官，原指望做官之后加倍捞回来，结果候补之后，成年累月没有机会，连吃饭都困难。
需求产生供给。众多候补官没钱走门路，于是一种行业就应运而生——放官债的。这些人放债给候补官，让他们拿钱走门路，约定事成之后，钱不需要还，但放债者要做师爷，尤其是出息最好的钱谷师爷，必须由放债者来做，放出去的银子，他自己捞回来。说到师爷，走门路候补排上班的官儿们，使用师爷，根本做不了主。因为有权排班决定人命运的大官，藩司（布政使）、巡抚和总督，总有一堆人选推荐给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因为这样的候补师爷，也都使了钱。
所以，做官一任，少则一年，多则三五年，推荐来的师爷，也得排队用，实在不行，就得给人家干薪。如果没有运作的钱，又不肯借贷，这样的候补官儿，就只好在省城等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原本的中等人家，如果不生这份非分妄想，一时半会儿还不至于到此等地步，可一旦追梦做官，却没来由做了异乡之鬼。
不用说，这样的候补官，自己的投入要找补，借了钱的要还债，一旦做官上任后，在如此短的任期内，有如许大的捞钱任务要完成，能有何种表现，不问可知。吏治想要不坏，根本不可能。所以，晚清在新政之前，吏治腐败，已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了一点洋务，但根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工农学商，都没有做官收益好。商人如果不攀附上洋人，就得攀附官员，一来二去，经商的收益还是抵不上做官的好处。总之，还是一个官天下的结构。
清廷新政之后，这种状况好了一些。办新政，机会多了，不仅做官的机会多了（编制虽然没有增加，但临时的差事多了），经商办学的机会也多了，读书人可以经商，可以教书，再不济，还可以做新军。县以下有了自治机构，各种商会、学会，农会，都要有办事的人。更要紧的是，有了媒体，有了民意机构，大官小官，想要像以前那样作弊，风险极大。官门被挤破的悲剧，也就少了很多。
只是，新政的时间毕竟太短，辛亥革命之后，官天下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官家的门不那么挤了，中国离现代国家，也就不远了。来源: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