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让人平静。次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某些话题，他的语气不乏严厉，却径直将人带向思考的中心。喧闹的咖啡厅里，记者不禁想起前一晚，灯光昏黄，人群在晚餐后散去，冯象戴上“Republic”品牌的帽子，一个人向儿时的屋子走去。他身影偏斜，脚步深深浅浅，给人的感觉，却很坚定。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年来，你一直在译介西方经典，如《贝奥武甫》、《圣经》，也在报纸杂志介绍一些如古希腊传说之类西方文化，还探讨现代法治问题。你是否认为，当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思想、制度建设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冯象：不够。我们称20世纪引进西方思想、制度的过程叫“现代化”。如今现代化走到一半，也许快成功了，但还没有到终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学。这恐怕是一个挺长的历史过程。

因为中国还不发达，所以希望了解别人的长处。这种渴望，除非到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变成思想文化输出国的时候，否则不会满足。而现在，中国仍是一个进口国，消费品广告、服装、化妆品、汽车、住房设计都是进口的，文学艺术的进口只是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如甘阳等人，他们所介绍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尼采等人的思想史的一路，你更多介绍文学和宗教作品，你是否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后者的影响更大、更为基础？

冯象：这倒不一定。我觉得两方面的工作都应该有人来做。80年代有80年代的环境，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有其合理性。查建英《回忆八十年代》，基本上把当时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理论问题都谈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变得技术化、变得务实了。90年代的知识界不太一样，他们经过80年代的反思，有自己的路子。如在法学界，80年代也喜欢讨论文化问题，90年代则强调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到21世纪，人文学科讨论的声音不如原来大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声音则变大了，参与的学者也多了。但我翻译文学作品、翻译《圣经》，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是学要有所用，未必和社会进程有什么关系。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谈到过，你的师长辈，像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对西方的了解反而更深。

冯象：更深。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商品化重新定义了学术，定义了学术生产的规则，在这个新规则下，急功近利才会成功，所以它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另外，现在中国很多学者的洋奴气更浓了，洋奴气足，你便学不了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和学术没有太大关系。这是受教育者的悲剧，不是学术的悲剧。大部分著作是为谋生，譬如说你必须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才能评教授，

　　这是工业化管理，并非学术。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社会上必须有少数人脱离高校谋生手段真正做学术。所以，我对中国学术依然乐观。我知道很多学者，脱离了体制，或者在体制之内担任一定职务，但能够匀出一部分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人的选择范围大了，你可以表面上应付比较机械的一套，同样也可以有资源、能力、同道做其他事情。

美国大学不把职业化教育当作首要目标

《第一财经日报》：你说中国现代学者因为有洋奴气而无法理解西方，这是由于失去传统的根基吗？

冯象：不是。实际上，传统倒是在复辟，像包二奶、多妻制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这些传统与所谓的现代化没有矛盾，是并行不悖的。因而，生活越富裕，传统因素会越强烈，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思潮、革命运动会越衰落。西方思想是可以用来包装传统的。我们在学校里西化一些，谈谈西方，但社会上的人有一套自己的思维体系。但是，慢慢他

们学会讲什么权利、义务、个人主义了。原先，某些大陆学者痞子气多、流氓气多、草根气多，但现在已有改变。表面上是让人变得斯文一些、有教养一些，但实际上，他们的眼界变得更为狭小、务实、不愿意成大事。你看现在的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关心的就是谋生。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老师辈，以及你本人，受到的教育面都是非常广的。而你现在所从事的是法律。能谈谈其他学科的熏陶对你的影响吗？

冯象：我在北京大学的专业是中世纪，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也主要研究中世纪。中世纪是多文化汇合的时候。我的兴趣很广，什么书都看。法律本身是一个循环解释的系统。比方说，我们刚制定了一个《物权法》，其中的规则如何解释？在司法活动中，你要从法律内部提取一些原则去解释它。但是研究法律，必须在法律制度之外另外有一些工具、思想。西方传统的文学、伦理、宗教思想，是很重要的一个侧面，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发生、运作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法学是一门西学，不是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中国的法律思想也许可以叫“律学”，而我们现在研究的“法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是不衔接的。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研究法律的时候，必须先了解人性？

冯象：那当然。说到底，法治是一套约束体系，尤其是要约束有权力的人。我们说一个社会比较有法治，往往是指官员依法办事，比较有纪律。所以法治的核心永远是人的问题。法律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是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你看，纯粹的技术性训练的法律教育，无法培养出知道如何处人处事的人。美国的主要法学院都不把培训专业人才当作自己的目标。我所上的耶鲁法学院，宗旨只有一个字：“excellent”，也就是优异、优秀。法学院就是要培养品质优异的人，无论他今后去当律师、法官，还是想当总统，或者想去好莱坞写剧本，这些都是法学院的目标。 这种口气很大，与国内不太一样，它根本不把职业化教育当作自己首要的目标。美国的主要大学都这样，它建设一种氛围和意识形态，在这种语境下，你如果告诉别人我到这里是为学一门技术以谋生，别人会取笑你。所以，即便这样想的人，也需要伪装成有志向的人。它使每个人羞于说那些平凡的事情。

重译《圣经》无关信仰

《第一财经日报》：这几年来，你把主要功夫用在《圣经》中文版的翻译上。你曾经谈到过，将《圣经》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重新发现它。《圣经》的文字风格有何特征？

冯象：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学学者，我读《圣经》、研究它主要是作为文学训练的一部分。我曾用八个字概括它：朴素、圣洁、雄健、热烈。我们现在的译本，朴素马马虎虎，圣洁谈不上，雄健更差得远，热烈百分之百没有。翻译中若能做到这四点，基本上就成功了。《圣经》是一个民族在上千年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的、他们认为是精华的东西的汇编。所以，它的风格是多样化的，无所不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讽：按理说，似乎搞一个班子翻译它会比较多样化，因为30个人有30个人的个性，但实际上，由于工业化组织、成稿要求等限制，译稿反而会变得非常平，没有个性。相反，一个人翻译，反而会比较有个性。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

《第一财经日报》：《圣经》作为口传文学方面的经典，能反映出怎样的思维特征？

冯象：它比较直观，喜欢讲故事、讲寓言。因为是口传给老百姓听，《圣经》的句子比较短，复杂的句子比较少，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比较少。这和荷马史诗、希腊人的文学作品不一样。因为要帮助记忆，荷马史诗中有许多套话，每次讲到一个人物，都要用套话来形容。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如果我们越过《圣经》这一类的文学经典，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西方人的心灵？

冯象：当然。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的偏理性主义的、思辨的传统，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人的讲究道德义务、伦理制度的传统。就中国20世纪的发展来看，我们介绍希腊罗马思想多一些，尤其是希腊文学、希腊哲学，但在希伯来经典的介绍方面就弱一些。

《第一财经日报》：能否谈谈这些经典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

冯象：很多。譬如说，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西方的文学艺术、哲理、政治制度，都与之相关。我们现在的一夫一妻制的伴侣型的婚姻理想，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奉为理想的那种婚姻、恋爱关系，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有关。基督教是坚决坚持一夫一妻制，反对多妻制、反对其他方式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的。此外，比如说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尽管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人的人格同样具有神性，这种观念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有深远影响。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来自于这一传统。

《第一财经日报》：在《她身旁的丈夫》一文中，你讲到2004年克里竞选美国总统失败，是输在《圣经》的“传统道德宗教信仰”上。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影响？

冯象：《圣经》对美国人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布什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美国打伊拉克，有时布什讲话会有意无意流露出“对方是邪恶的”这样的话。尽管在许多国家看来，随便把一个国家定为“邪恶的”非常可怕，但对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美国的南方和中西部人口大多数宗教意识很浓厚，因此，在美国搞政治必须诉诸于《圣经》和基督教。而在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和波士顿一带，自由知识分子比较多，他们宗教情绪比较淡，但美国大部分地区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