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内蒙古商业学校青年教师张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结婚旅途中，他们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张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绝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庆祝的提议，坚持要去外面餐馆，并点了一瓶酒。在服务员的厉声提醒下，他的庆祝活动才作罢。
张木生用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来形容当时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真高兴啊，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某种程度上，张木生是毛时代的牺牲品。1948年出生的张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都经历了下乡插队，他还因写过一篇质疑毛农村政策的文章被关进监狱。他的父亲李应吉曾是董必武和周恩来的秘书、华润公司创始人，时任对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从高干子弟到监狱囚徒，毛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扮演神的角色。
35年后，张木生坐在国税总局的办公室里，侃侃而谈新民主主义是现阶段中国唯一可走的方向，毛在他在心里又成为一个时代伟人。
在他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的发布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刘少奇之子)率领5名将军捧场，并宣称“使大劲”推荐，杨帆、胡舒立、吴思等各路人马亦亲临会场。刘源亲自为张木生作序。
发布会之后，张木生的诸多言论开始令外界侧目：
现在不光是官僚和资本相结合，奸商搭台、贪官唱戏的问题，还有执政产业化、权力资本化、政权黑社会化的问题，多尖锐呀。
权贵能成为主义吗？它有能力成为主义吗？权贵打的是什么牌子？这很明显，它本身成不了主义，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要借人家的牌子吃饭。我们现在是搞了一个“混沌”，这个“混沌”一定要凿破。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不可持续，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不外乎是人事与制度。张木生的言论既有对党内高层人事的评点，亦有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宏论。他和一些党内高层尤其是“红二代”的交往不时被传播，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邀请他私下对谈。对于这些情况，他并不隐瞒，也不做解释，只是说任何谈话都和未来的领导人无关，这是最近《联合早报》报道的。
张木生成为今年思想界的一个奇特现象：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言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他从《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大势，却没受到任何限制。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有真正遵循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张木生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三条：“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右。第二，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该把很多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第三，我们现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样。”
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
张木生旋风
张木生是“老三届”的学生，1965年他就和陈晓农一起跑到内蒙古临河插队。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选择，陈晓农是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儿子，人大附中主要学生干部，学生党员，高中毕业直接保送至中央党校，当作接班人重点培养。陈晓农此刻选择效仿毛泽东和萧三当年的举动，申请到农村锻炼。
张木生的母亲是陈晓农继母的入党介绍人，两家交情甚好，两个对毛万分敬仰的年轻人跑去内蒙见识广阔天地。
很快，张木生见识到了农村真实的情况，农民并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淳朴勤劳，在“一大二公”体制下，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从高干子弟优越生活瞬间到世俗的农村生活，物质条件固然差了很多，但知识青年张木生发现拼死拼活干，到了年底居然还欠队上的。“四清”、“文革”的风暴并没有放过临河这个内蒙农区，身处农村也能感觉到左的氛围越来越强。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张木生开始从书籍中找寻破解之路，他的朋友李零也跟着到了临河插队，他们在一起读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以及大量的马列原典著作。人民大学的图书馆被砸了洞，想看什么书带走就是了，他们甚至弄了一架钢琴到临河。
雪夜无人读禁书，知识青年凑在一起经历了头脑大风暴。那些共产党叛逆者的著作在相互传递和讨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德尔拉斯、阿尔都、卢卡奇塞……
对比实践。张木生发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打赢了二战，但粮食产量还不如沙俄时期的1913年。“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毛主席还赞扬过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教育我们，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违背它会头破血流”。在过渡阶段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生产。
这篇名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探讨》的文章在1968年底写完，张木生把他寄给了一位朋友。张很技巧性地用马列和毛的原话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分析，很少下什么结论，只是对当时宣传的典型进行了抨击--大寨的方法是奖懒罚勤，是大锅饭。文章很快在大江南北以不同形式的手抄本流传，“张木生旋风”出现了。
文章震惊了高层，胡耀邦去找人保他，周恩来也说年轻人在相互讨论时说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公开的，就不要上纲上线。
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红色风暴年代自然是要被打击的，张被投进监狱，举报者是一位学生领袖。
与遇罗克、张志新不同，张木生只坐了8个月的牢。他并不否认这里面有家庭关系的影响，出狱后他在内蒙古大学读了书，那里的领导曾经是他母亲的部下。
他的父亲李应吉在运动中“自杀”，张木生回忆说父亲是外经贸委里红区党和白区党斗争的牺牲品。父亲从楼上跳下来之前，和他谈过话，情绪很正常。检查遗体时，有人还发现衣服上明显有被人抓过的痕迹。
中南海与杜润生
1980年代，张木生进了中南海，先后在社科院农经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也成为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人。
杜润生是一位极具独立精神的老人，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秘书长时，他的言论为陈伯达所厌恶。陈对毛泽东说，在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背后有一个摇羽毛扇的更可恶，就是杜润生。毛说我知道这个人，精通马列，善于结合实践，土改三步走就是杜的一大发明。
毛专门把杜润生找去谈话，聊至高兴处还一起吃了红烧肉和臭豆干。在谈话很融洽时，毛泽东突然问了杜润生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内部出现斯大林和布哈林之争，你会支持谁。杜沉吟了半刻，毛大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布哈林。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什么错？可斯大林重工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却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大格局决定小环境，必须怎么干决定只能如何想。”
在杜润生身边，围绕了一大群年轻人，王小强、周其仁、林毅夫、张木生、王岐山等都在“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工作。尽管这些人日后的道路各有不同，但当时却都能在杜润生领导下工作。
张木生对在农村组的经历十分怀念。80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思想上的洗礼，但普遍都有共识--中国必须改变。
杜润生要求年轻人必须沉到基层调研，只要没孩子，不管结婚与否都要在基层至少待半年。张木生回忆说：“上通红墙，下通工厂车间，下通农户。每次回来之后，在中南海里头的对策，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一次汇报，农村组提出为“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政策”，中央手中至少要保证粮食1280亿斤，剩下的放开市场，取消粮票。一位素来以解放思想闻名的最高领导人听闻之后，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还这么保守，中央认为1000亿斤就够了。年轻人拍案而起：“这是我们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然后做的模型，怎么你说改就改。”领导人马上站起来，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出门之后，杜润生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
张木生依然对毛不理解，每次争论时，杜润生就要求他以毛的角度去回顾当时历史事件，张很困惑：“我一穷插队的干嘛想这些？”但杜要求他们这么想问题，国际、国内，换位思考。
杜润生一直教育这些年轻人：“不是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而是这个世界能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我们不管想什么干什么，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这是最主要的，别的怎么都不重要。”
当另老共产党员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写了文章回应，他说：“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张木生承认自己现在提出再举新民主主义，是受到了杜润生的影响（杜重提新民主主义也受弟子们影响，张就在十年前多次与杜讨论过“新”论）。2007年杜润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受政治风波影响，“三所一会”在90年代初被解散了。张木生依然记得当时中央来人宣布的第一句话：“为了加强农业，中央决定撤销农研室。”他想说的是：“那5个一号文件谁能推翻？在中国起的作用谁能代替？近年投票选举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参加了，得票第一多的还是我们杜老。”
超越左右
三所一会解散时，张木生已是司局级干部。他被安排到《中国税务报》当总编，过了不久，经胡锦涛同志批准，被点将至西藏林芝地区当专员。
张木生自评喜欢把观点讲出来，但这里毕竟不是三所一会的时代。“我们官场的规矩要明白什么让你说，什么不让你说。像有些人那么好，十年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说过一句自己的话，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不属于那个类型。”
他先被安排去海南要债，西藏当时在海南有巨额投资，张木生请陈小鲁帮忙一起讨债。等他回到西藏后，发现很难与这里的环境相适应。在当地干部之间的纠纷处理上，他显得过于不听从领导指示，甚至与上级个别领导发生冲突。
两年驻藏结束后，他本有希望在安徽任职，并且与安徽一二把手谈好。组织上依然希望他回藏工作，张木生拒绝了。他被组织部告知，如果拒绝就是离开了后备干部队伍，今后就没办法再回来，张木生的选择是回税务总局。
对于仕途，他说：“我们在处理很多干部的问题上，就是武大郎开店，只能上比自己矮的。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按刘源的话，以前毛主席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地委书记，而我们现在选干部就跟拍瓜一样，他说熟就熟，结果一切发现生瓜，扔。”
“超越左右”和“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成为张木生理论的标签，从西藏回来之后，他在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
他撰写了系列文章开始论述新民主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性，直到今年出版了《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的言论被多方关注，却罕见有分量的回应，虽然张黎上将、左中右代表人物都与他在卫视上有对话，但都无最高层的媒体参加。《炎黄春秋》主编吴思撰文说：“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
这与张木生核心观点形成了鲜明比对，张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世界上经济和政治的任何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对于国际媒体热议的“龙象之争”，他反问：“中国愿意当印度吗？”
很多人关注张木生，是把他作为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一位观察家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时候政治运作的重点在于先获取权力，再选择合适的理论。张木生的理论代表了很多红二代的思想，但以此为根据推断日后政治趋势，则是判断反了方向。
和他的批评者一样，张木生对当下社会矛盾保持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个各方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刻，张木生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书生论政还是成为某种行动的纲领，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切。
对话张木生：
人物周刊：你有过在农研室工作的经历，尽管大家日后有不同的路，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取得这么高的共识，周其仁、王小强等人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走到一起去？
张木生：“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我还略大一点，在冷战中成长，在“文革”中启蒙。只有在“文革”这种状态下，读书的范围可以大大超过学校教育，而且都是兴趣读书，无聊读书。天下第一快事就是雪夜无人读禁书，也就只有那时候农村能做到，黄泥小屋，油灯一盏，思维能力、记忆能力都达到最强。读闲书说闲话，纵论天下大事，冷眼向洋看世界，在农村没人管。这个环境对大多数知青没有必然性，少部分人能达到这个真实性。
另外，这一部分人都下过乡插过队做过工，然后读大学，进入最高科研机构。“文革”一完是什么情况？地主和右派还没摘帽，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老干部没有全解放，“文革”带给大家的创伤是共同的，大家都认为中国要重新找出路。
大家问题意识非常强的，共识就是3句话：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那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左右都能认同。顺着“文革”后反左的惯性思维，闻左必恐。
人物周刊：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三所一会能够保留，这3条会更平稳推行？
张木生：历史不可能存在如果，但是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后来国企改革，允许两次调账，允许民营和外资用那么低的价格就能买下国企。陈发树能拿80亿做慈善，但当时他融资成本我算了一下，每一股只有一毛钱。现在双汇有多大，就是高盛重新做了一下账，就变成私人的了。如果三所一会存在，绝对不会存在这些情况。农村也不会出现“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
人物周刊：你是红二代，你的父亲在“文革”中深受打击，你也曾经进入监狱，对于毛，你的个人感情是什么样的？
张木生：要说对毛苦大仇深的，没有谁比刘源更苦大仇深了。十几岁进监狱，下乡挨斗，最惨的时候没粮食吃观音土，浑身浮肿，他给邓颖超写信，邓看见了拉了一把，接到北京治病，然后当工人。但是他从80年代短缺经济时代开始，给李敏李讷家里送米送油。等到了新世纪，王光美亲自出面，把两家人拉到一起聚。这都不是个人感情，这是一种大情怀，拿自己的工资给插队的山西白坊村修三大工程，这是真刘源。
刘源亲自把林豆豆从河南解放出来，安排到社科院工作，我们和林豆豆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你父亲‘文革’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正面解释，但是‘文革’中你父亲和毛一起整掉了97%中央委员，在九大时才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怎么行呢？‘文革’的案肯定不能翻。”
刘源是大眼光看问题，也认为超越左右、坚持新民主主义论、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超越左右共同点就是大家还想重塑共产党的法统、道统和领导的先进性，在这个共识点上左右各有借鉴和拒绝的地方，也是我们对毛的态度。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们这一代人有自己血缘上的父亲，但精神上的父亲是毛？
张木生：我是这么看的，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庚子赔款，相当于当时12年的财政收入。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美国看明白--再继续这么干下去，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美国人不要这个钱了，建协和医院，盖清华大学，培养接班人，实践证明美国人是最有眼光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让小农市场经济下大一统的老大帝国走向工业化。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重新聚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国民党从没统一过军阀，雅尔塔协议是抗战后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参与的重新瓜分中国，能把这个民族挽救到打韩战打越战的水平，你不佩服他不行。
一边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边搞经济建设，一直到1956年，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之好有目共睹，这都是新民主主义指导下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和过渡措施基础上发展来的。现在大家研究新经济政策，只研究经济方面，不研究列宁对苏联制度的设计。
用列宁的话来说，斯大林主持书记处的这些年已经把俄国搞成了最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体系，这是不允许的。他最后的7篇文章，《进一步，退一步》、《论工农检察院》、《论工会作用》、《论粮食税》、《论俄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说中央组织局、书记处、苏维埃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列宁在党内的最高职务只是中央委员，3部分平衡的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下，书记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3个平行机构互相制衡。《论合作制》讲一人一票，《论粮食税》讲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论国家资本主义说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入口处，国有企业都不是社会主义，列宁都能讲到这种程度。
人物周刊：超越左右在当下中国有多大的可实施性？
张木生：现在左到“乌有之乡”，右到《炎黄春秋》都能存在。有人做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吴思说台湾还是成功的。我说台湾如果能叫民主，那“文革”叫大民主就当之无愧了。陈水扁贪污17个亿，连手纸都可以进国务机要费，那个东西叫民主？
不能光看形式，杀人最多整肃最严的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也是蒋经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得具体来讲。
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但三点要注意：第一得讲逻辑，孙中山也和黑白两道关系好着呢。也不能说孙中山就不是先行者了，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不能说他不是给劳苦人民说话了。
第二得讲因果，《共产党宣言》从发表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他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实现，但是他帮着资本主义大大改善了。
第三得还原到具体历史实证。陶涵、杨天石写蒋介石如何好，可是蒋到了解放战争最后3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跟他走了，连第三条道路都不坚持了，都跟共产党走。最典型的就是中研院，最后真去台湾的就6个，去香港和美国的有几个，剩下六十多个全留在共产党这边了。为什么连陈布雷、傅作义的孩子都加入共产党了，还有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你必须要还原到当时历史现实。
人物周刊：中研院六十多个院士、傅冬菊、陈琏的结果什么样，我们都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梦想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就是乌托邦了。
张木生：他们的梦想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党的领袖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做的选择。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条件是没有冷战，是一球两制，可一有冷战就有了“一边倒”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搞不下去。一个特别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一步步越来越左，最后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这不是喜剧，是悲剧，就像斯大林的路势必要走到社会帝国主义。
个人的悲剧是个人的，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历史的前进就是这样子，个人有大量牺牲，中国一句古话“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一点不耽误历史前进的步伐。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挨了整，就说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就能说明《色戒》是非常正面的片子，丁默邨、周佛海当汉奸就对了。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党带着群众发展资本主义？
张木生：就是毛自己的定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这就是延安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为什么能设计出新民主主义，因为当时国共之争的背后是苏美之争。毛超越了他们，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他亲笔题词：我们将来建立的民主社会，相信美国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这样的新中国。
这可以看出来，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毛想搞一个等距离，当时有这个国际环境。七届二中全会时，他感觉到这个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一边倒。苏联离我们近，美国是不能选的，因为冷战开始了。毛在只有他和彭德怀两票的情况下，逐步说服大家要打韩战。最后我们打平就是胜利，我们拿到了苏联给的156个项目，这是我们全面建设的基础。
毛打珍宝岛，请来尼克松谈宇宙观和哲学问题，最后谈出人有两只手，让他一只手拉着中国，一只手对抗苏联。
毛是一个大国际主义者，没有请来尼克松，就没有改革开放，不然你对谁开放去？朝鲜可是80年代达到过人均GDP八百多美元，那时候我们才一百多美元。他们的城市化率65%，粮食、海产品和矿产还能和俄罗斯远东换化肥和石油。他们现在呢，没化肥没石油，什么都开不动，粮食跌到了原来产量的40%，又不愿意参加我们的东北经济圈，所以必然倒霉。
很多东西复杂得要命，不能讲好人坏人的故事，不能非此即彼，二律背反，历史不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央企有这么多的钱，可以把工农群众重新拉回来，该如何实施？
张木生：关于央企不是我的理论，是列宁的话--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真正的入口处，首先是生产力最先进，然后是可以保证统计和监督，就能把利润重返给最穷的这部分人。
央企看谁来动，你动不了，我也动不了。如果说将来的主要领导要动，能不能动？别说动一两个了，全都能动。现在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那就按照邓小平说的继续往下走。
2049年之前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贫富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不能搞得太晚，这可都是小平同志谈话留下来的。
小平同志还说过，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会比改革开放还难，但是难也要搞。拿什么搞，我觉得就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要解决分配很简单，现在已经积累了100万亿的国有资产，100万亿的银行资产，中国要解决下一步经济大发展的问题，就在于还有70%的穷人，他们是最大的战略纵深和潜在市场，甚至是我们地缘政治都离不开这个国内基础，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
如果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全民所有的共同基金，分给13亿人，但是不许卖不许转让股份，每年分利益。富人也能有一份，但是你只能破产的时候才能用这份。如果能够把70%的弱势群体的教育、医疗、社保、公租房低水平解决了，那至少就能把70%的人拉到执政基础下了。中国就还有20-30年的高速发展。
人物周刊：你的意思是，从经济上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就要从央企下手？
张木生：不光是央企，对待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肯定要让利，不能收这么高的税。现在民营企业解决了7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但他们现在最困难，贷款受限制，输入性通货膨胀来了之后，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都在上涨，利润越来越薄，民营企业在空心化，资产在虚拟化，温州为代表，危机呀！你一定要给他们好的出路啊。
要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团结这些人，是领导和驾驭你的发展。工会可以替工人去谈判，农会向联合体经济发展，完全变成一人一票，就像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的，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啊？完全可以实现。
央企存在的合法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对称的，就是共产党领导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把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央企不需要卖，股份制就行了。人人有股，很简单，都是老祖宗设计好的。
人物周刊：根据你的解决方案，我和您有了同样一份大小的共同基金，人民有了钱，是否就能够重塑政党合法性呢？
张木生：列宁设计合作制的时候，最高领导也是一人一票。日本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一个党，然后分两派，就把制衡问题在内部解决了。我在新加坡感受很深，知识分子随便骂李光耀，可是出租汽车司机不干，他解决了居者有其屋，一个问题就把老百姓的心给摆平了。香港在殖民统治下解决了廉政问题，这些东西共产党怎么不能搞？
我们只是说新民主主义土生土长的，是我们自家的，是老祖宗发明的。逐步增加内容解决问题，发展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与时俱进，怎么就不能重塑合法性？
张木生：中国什么东西都能打倒，就两个东西打不倒，一个是强国梦，一个是人民大爷，老百姓涓涓细流非常可爱，可是汇成洪流从政治或宗教闸门冲出来，那就是洪水猛兽。载舟覆舟不是唐太宗讲的，从《史记》就提出来。人民群众也不能膨胀啊。强国梦和既得利益集团一致会害中国，中国还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再打几十年太极拳，直到发达国家自己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前，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都不会结束。
人物周刊：你提出，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在人大扩大非党员和非干部的比例，这是解决民主的路径么？
张木生：当然。胡润统计过，126个10亿级的富翁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农民代表，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只有3个人，这个结构不需要调一下么？
中国这么发达的网络，但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银行、财政、税务、海关、公安，各搞各的，一个金税工程就大几百亿了，为什么不能弄一个统一的平台啊，为什么大规模现金就这样交换啊。数字化管理是黄仁宇所说的现代化最基本的标志，我们完全有这个条件。
就是因为形成利益集团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换了领导的思路，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之所以判断中国搞不了普世价值，是这个世界的大格局教育了我，学普世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分裂成七块八块，而且还得和平分裂，还不能打起来、打起来就是黄祸。
谁不知道平等自由博爱人权好啊，真要实行起来得有这个本啊，你干不成，所有试的国家都试了一圈不行，一定得找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们的民主一定要超越他们的民主，也不能搞成毛泽东的大民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搞要慢慢研究，先解决挨打，又解决了挨饿，民主的问题慢慢来，现在可以提上日程了。西方的平等是上帝之下众生平等，基督教新教的模式我们有么？我们普世的结果就是学成印度。印度现在还有40%到45%的人没吃饱饭，我概括就是一个低烈度的旧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没解决。
人物周刊：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独立参选人现象，你怎么看？
张木生：以后可以过渡到那一步，但现在不可以。如果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市场经济发展，允许资本主义再发展几十年，那必然要涉及到独立候选人资格和审查问题，到那时候，爱国主义总不能破吧，一条就够了。小平同志形象地说过，2049年之后中国也可以搞竞选。
我们共产党人最后是不要国家的，国家到一定阶段只执行经济职能，叫作半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写了。我们对民主要求比西方高得多，但这个过程有多长要看西方发展。
人物周刊：财产公开该怎么办？
张木生：当然可以，十八大以后必须得开始。形势比人强，你不这么干不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到此为止了。苏联垮了但是人家有那么好的生态底座，中国不行，垮了就全国大乱，碎片化的中国，黄祸、灾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官员和企业家联合执政是非常明显的，执政已经产业化，权力已经市场化，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已经到了黑帮化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有重庆模式。再这么下去不行了，要么同归于尽洪水滔天，要么逼出一条路来。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重庆模式？
张木生：第一，最好不要叫重庆模式，重庆探索、重庆之路更好。重庆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复制，重庆代表的是中西内陆，东南沿海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第二，唱红是让大家回忆延安记忆，而不是“文革”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多的人、最廉洁的时期的回忆，他要回忆这个。打黑是让老百姓出气，这是一个现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重庆设计的制高点向东南亚辐射，支撑的是十大民生工程，地票制度是非常厉害的，给农民穿了一件防寒的衣服，600里之外秀山、彭县农民的宅基地都升值了8-12倍。他们是对现在巨大的行政不作为的挑战，这是薄成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在这里纵论天下大事，外交内政无所不包，您依然在用人口和资源、大国关系、地缘政治这些词汇，这套语汇什么时候过时？
张木生：我在书里写了，敌人的概念是三天两头变化的，敌人也是人。他们所有好的东西，包括全球化、后工业时代革命的东西，我们接收起来，一点都不比他慢。
我们现在总工这一级才31岁，我们的发展能慢么？我们反对低碳，什么全球变暖，这一万年有4次温暖期，最高的一次比现在高5度，是人类文明大发展时期，是三大文明圈形成期，最暖的时期都是人类发展最好的时期。
全球变暖，二氧化碳的作用才占0.12%，山体和海洋排放还占了二氧化碳90%。而且，变温最大的气体是水蒸气，这和人的活动关系甚小。他们搞的目的是为了卖碳指标，碳税，这个东西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节能减排、治理污染，而且我们要自己搞。现在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搞得很好。
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要拿到手，地缘政治也好，后工业时代也好，我们都清楚，但就是有一条：共产党要领导，工农联盟要做基础。
人物周刊：一个和我们行业息息相关的问题，媒体会开放么？
张木生：现在不会，但新闻法一定要出台，共产党的领导不变。
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一方面吃着垄断，所有大广告都得给它，自己私分收保护费，下面的人干好了就拿过来，就让人家吃点贴片费。我们也不能搞到像西方的那种植入性广告。民间媒体允许一定比例的存在，无非就是如此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就那么点声音还最后胜利了，关键是你能不能代表前进的方向。代表了就不怕，就硬气得多，要有这个胆识和魄力。没有的话就是你统治了一切也会完蛋，把一切资源交到你手里也是完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