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学术界，邓正来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人。我之所以欣赏他，一是因为他有真学问，二是因为他有真性情。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的手段。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就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邓正来正是这样。他本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如果想到社会上折腾一番，一定风光十足，能闹出特大的动静。然而，事实上他比谁都坐得住，十几年如一日地坐在书桌前做学问。他喜欢用“闭关”一词描述他的这种状态。据我了解，他的“闭关”特别是针对各种打着学术旗号的非学术、准学术活动的，决不去搀和这一类热闹。比如说，近些年里，自由主义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也恰好是他的理论兴趣之所在，可是，我们在热点风云人物的行列里看不见他的影子。他在做什么呢？他用了五年时间潜心研究当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阅读了哈氏的全部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研究哈氏的全部重要著作。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阅读量惊人，惟恐漏掉一本应该读的书，发现有相关的新书出版，一定要托人从国外买来，哪怕读后发现此书价值不大，也是读了才放心。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研究性论著。

在对西方思想家的研究中，有两种常见的做法，一是面面俱到地罗列其观点，名曰客观介绍，二是取其一点，便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任意发挥。回想一下前一阵的所谓哈耶克热，这两种做法岂非十分普遍？这些当然都不能算真正的研究。从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中，我们也许可以略知何谓真正的研究。这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邓正来虽然“闭关”于书斋，可是，看一看十几年来他所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诸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等，我们便可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切的学者。不过，他一般不对当下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言论，从来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他所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

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

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我特别要赞许的是，在研究过程中，邓正来还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目前业已出版的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和《哈耶克论文集》，都是他翻译或主译的。我认真地读了他的这些译著，读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因为哈耶克本身的思想魅力，而且是因为译文的魅力。由于他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因此，译文准确而流畅，实为学术译著中的精品。读好的译著时，我们仿佛能够分享到译者在读原著时那种理解和思考的快感，这也正是我读邓正来的译著时的感觉。

学界有一些才子不屑于从事翻译，仿佛那是大材小用。他们只喜欢领导翻译，也就是说，自己当主编，开出一个书目，让他们眼中才学较差的人去翻译。邓正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才子吗？当然不，在学术界，他的狂几乎尽人皆知，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那么，他为什么要乐此不疲地埋头于翻译呢？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是欲罢不能。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翻译非他莫属。这样想好像也很狂，其实是最自然的，当一个人深入研究一位国外思想家并领会了其独特魅力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要自己动手翻译其作品，给国人提供一个尽量可靠的汉语文本，同时也防止来自那些浅尝辄止的译手的损害。我完全相信，一切优秀的学术译著是中国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界那些弄潮儿统统被人遗忘之时，它们仍将长久被人阅读，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

现在我要说到邓正来最可爱的地方了，就是他的真性情。乍看起来，他的生活是相当枯燥的，不是潜心做学问，便是和妻子女儿同享天伦之乐。然而，事业和家庭岂非最能见出人的性情的两个领域？他做学问的状态令人羡慕，始终饱满而快乐。用他的话来说，做学问做到最后就是心情，真正成了享受。他是一个多情的父亲，女儿的每一个可爱表现都令他欣喜不已，一看见干女儿———我5岁的女儿———就忍不住大献殷勤。他舍得在孩子身上费心费力，为了使女儿具备抵制现行教育弊病的能力，他曾让成绩优异的女儿休学一年，每天自己授课。

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与性情投合的朋友相聚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喜聚不喜散。他的外表和谈吐皆粗犷，其实心特别细致，对朋友的事常常放心不下，周密思量。与人相交，他褒贬分明，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直言己见，从不虚与委蛇，落得了一个狂名，根源却是诚实。

好了，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当然有，我只补充一点。作为邓正来的好友，我常常有幸在一些私人场合聆听他谈论各种话题，一个鲜明的感觉是，他不但有学问和识见，而且非常善于表达和传授，气势非凡，精彩纷陈，有极强的感染力，使人在享受中获得启迪。这使我想到，他其实不但是一个学问家，而且具备一个优秀教育家的素质，后一种才能未得施展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最近他应聘担任吉林大学法学教授，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我有理由期望，通过教学活动，他不但能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弟子，而且能有效地倡导和推广一种学风，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学风，便是以真性情做真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