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史文本实质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教科书文学史，一种是学术文学史。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也不能用前者的尺度作为后者的尺度。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而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来说，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思想体系的教科书有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学审美尺度。文学史写作应由教科书模式的集体操作转化为个人操作。教科书模式的要害不在于写作行为的集体化，而在于文学史观的集体化，从而使文学史文本失去个性化。
文学史文本实质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教科书文学史，一种是学术文学史。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也不能用前者的尺度作为后者的尺度。教科书文学史注重基础性和知识性，强调评价的稳妥性和普适性；学术文学史注重创新性和思想性，强调评价的个人化和独异性。二者成熟的共同特征是评价思想的系统化。当一种思想被体系化之后，必然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思想（一般是未被体系化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限制，于是这又为后来的批评也就是再评价提供了对象和契机。因此，在思想仍然被体系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对文学史特别是教科书文学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根本的反思。
“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定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是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学内容范围，按照学习者身心发展阶段，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编辑的系统学习的教材。”（1）教科书是一种基本的知识系统，作为这样一种系统必然要讲究其知识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是极其必要的，即使是强调思想的规范性和结论的单一化也是十分自然的。教科书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教育思想体系的同一性，而教科书体系的同一性来自于统一的教学大纲，这种同一性是在所谓规范性的原则下进行的。古代教科书的内容往往是宗教经文和圣人著述，这些都不是正式的教科书。但是正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教科书，才使这些经典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虽说没有纯正意义上的教科书，但是儒家经典所承担的思想教化功能远远超出了一般教科书的范围。儒教不是宗教，没有严格的教规、教仪，因此没有纯正宗教传播过程中的限定性。所以与纯正宗教相比，儒家观念系统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具备宗教的神圣性而不具备宗教的神秘性，是世俗化的准宗教。神圣性使其获得了纯正宗教的权威性，世俗化又使其获得了纯正宗教所没有的广泛性。所以，儒家道德观念不仅高悬于殿堂之上，亦散布于穷乡僻壤之间，它渗透于中国人世代承传的生活细节和精神深处中。它不仅是人们的知识价值标准，也是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更是道德说教的教育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科书的国家之一，“以德为尚”的思想传统和“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在当代社会的“政治挂帅”的体制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强化的结果就是对教育思想和教科书体系的格外重视。
教科书的思想体系构成是教科书的核心问题，以何种教育思想或哲学思想编写教科书将决定教科书的价值体系的差异。从学理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思想体系的教科书有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学审美尺度，如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体系必然突出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价值；启蒙主义中心体系必然突出文化批判和自由主义文学价值；民间文化主义体系必然突出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价值。
长期以来，由于把学校作为教育阵地，教育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明显被单一化，阵地意识和“育人”意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意识过强，从而导致教科书从来就不是一种普通的写作文本，而是作为思想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的尺度而存在的。在统一的思想支配下，形成了统一的教学大纲、统编的教材，甚至统一备课的模式。最后，培养出来的就是统一规格的人。统一也是同一，思想的同一是统编文学史教科书的一种政治前提。因此说，教科书文学史也是一种政治文本，而教材的“统编”与“协作”这一行为的最终结果是要完成一种思想的共识。
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判断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几部并不成熟的文学史著作中，即没有明确的阐释，更没有统一的界定。当时的文学史写作者“较多地表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因而已出的学术著作往往各有特色，表现了比较鲜明的学术个性。”（2）相反，在其后半个世纪里所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上百种，但是却呈现出多而单一的局面。不仅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界定上，表现出坚决的一致，而且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乃至评价语言的使用上也如出一辙。这种一致，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技术上的照搬照抄，而仍然是思想上的重复和同一。
以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作出了极其一致的判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成为其共有的关键词。（3）其实，这种性质判断在1950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规定。这部简略的大纲构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判断。而在这份大纲出现之前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郭沫若所做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已经作出了经典性的判断：“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的这种判断之所以如出一辙，就在于写作者们所受毛泽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共同影响。这种性质判断直到今天仍被沿用。
毛泽东作为中国一代新的政治家，他对于中国社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判断表现出极为深刻的见解。然而政治判断的标准是一元的，而文艺判断的标准却是多元的。在政治的一元判断之外，还应该有审美的、道德的、心理的等文化判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可以判断，也可以不判断；可以说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也可以说是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或是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的文学等等。每一种判断都是对现代文学性质的一种认识，都是对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一种丰富。相反，受制于一种固定的文学史观，最后是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的丧失。
文学史写作应由教科书模式的集体操作转化为个人操作。教科书模式的要害不在于写作行为的集体化，而在于文学史观的集体化，从而使文学史文本失去个性化。当历史研究以政治性为唯一的思维和尺度进入评价者的判断时，结论往往是既定的，而批评的同一性于是发生。就批评的主体来说，对任何文学事件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都应该是非一元化的。特别是对其当代意义的理解上，更应该有多样性，这便是文学史文本写作主体的个性化原则。人们在参与若干文学史文本的集体写作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被要求注意结论的稳妥性，观点与众多参与者的一致性。而所谓稳妥其实就是对评价对象的共识，观点的一致就是消除思想的个性。在所谓“稳妥性”的原则下，思想常常被要求磨去棱角而适应“定论”。一部教材就这样被磨来磨去，最终成了众多而千篇一律的教材中的一种而已。如此说来，中国只需要一部文学史就足够了。这是教科书时代文学史观的典型特征。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史、学术史的评价，而是关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评价。这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评价的政治属性，提供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我认为一切历史也都应该是个人史。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参与历史过程的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评价历史的权利。在这种个人权利的保障下，个人化的历史文本才能发生。在文学史写作的认识上，必须由教科书时代而向后教科书时代转化。后教科书时代的特征就是文学史评价尺度的多元化与个性化，确立文学史哲学认知下的现代文学史价值观，从而最终构成对文学史本身的丰富。
历史是由事实和思想构成的统一体，它包括外部事件和内部思想两个部分。这相对于后来的评价者来说，历史就是史实和史观的结合。但是，评价者的评价不是史实的简单说明书，他的评价可以从发现一个外部的事件开始，但绝不能停留在那里，必须把握事件背后的思想过程，并用自己的思想去评价，而评价的方式就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重现并印证它。在这个意义上，评价者的思想才是积极的、有独特价值的。历史的思维就是批判性的思维，它表现在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两方面的评价中。
历史价值的批评可以是一种事实的评价。在一种固定化的时间里，对于一种既定的历史存在，其价值与意义都早已显示出来，因此，一元化的理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因为评价对象本身就产生在一个需要同一性也具有同一性的思想环境之中。文学史哲学是这样完成的：文学史事实以及形成事实的思想环境——评价者对历史事实和思想真实的当下理解——文学史文本。事实判断的过程，需要的是公正和客观，真实性是其最基本的原则。对事实背后的思想认定是判断的进一步深化，与事实一同构成了历史的证据。在第二个过程中，写作者要遵循的是历史哲学的个别性要求，建构具有独特个性的评价尺度。一个事实并不只有一种理解，因为在史实判断过程中，历史即使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发现过程，但也不是只有一种发现。更何况历史不只是发现过程，还是分析和评价过程。历史往往是这样，在若干个陈述的思想与事实中，存在着并不真实的陈述。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往往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事件的真相和真实的思想隐藏起来，从而在公开场合上做了“伪证”。所以，第二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总是后人写的。文学史写作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不仅是一种追求的原则，也是一种可能的事实。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这一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不同于传统社会，教育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充分发展。思想永远应该是鲜活的，其活力便来自于社会思想的多样性。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只有存在悖论和异质，才更有生命力。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性化、多样性的理解其实是对文学史学构成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更何况思想是每个当代人的基本权利。历史，不是既定的权力话语体系。
21世纪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宽容的思想本质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多元化是由丰富的个性化构成的。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最尖端的经济理论在政治权威的支持下，已发生了本质性的、体系性的变化，而中国的文艺思想体系包括文学史观不过是一种同位横移，时间在这里似乎是毫无意义。不认同传统文学史观已成为私下里一种相当普遍的个人认识，只是尚未具备实现这一认识的思想环境。如果我们要真正维护教科书主流思想体系的权威性，就必须让它不断经受学术化和个性化的检验。
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差异大都是在史实资料上出入。我以为，文学史写作突破的主要关键已不在于史料的再发掘，因为资料的发掘，已经接近极限状态，而将那些细小的发现纳入文学史文本中只能离历史的真实更远。百余种文学史文本大同小异的事实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结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文本的写作有着一种共同的约束——不容怀疑的一元化的文学史观念。因此，最应该改变的是文学史观亦即历史观。半个世纪以来，既定的正统文学史文本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和政治的原则。对于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波峰浪谷的总结、对当下和未来文学态势的把握，又必然与对这一原则的评价、认识相关。因为无论肯定和否定，文学史的写作都不能通过对这一原则的漠视和回避来完成。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绝不能成为一部思想经典的注疏历史。儒家"述而不作”的注疏传统实质上并不是一种学术价值观，而是一种僵化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思想路线、一种学术精神，这应当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写作的实践之中。
（1）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312页。
（2）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118页。
（3）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上）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初稿》（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