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权力第一次移交到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手里。在华主持工作的大约两年时间里，中国开始拨乱反正。教育开始走上正轨，经济重新强调有计划发展。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退潮，对他个人以及过去政策的批评与日俱增。自5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许多在押的受害者被释放。人们有时甚至可以相对自由地批评政府。
1978年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掌握了权力，在1997年他去世之前，邓在中国政坛上一直是最强有力的人物。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五四运动时期曾作为高中生而被捕，然后到了法国，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回国之前，在苏联接受过短期培训。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共产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参加过长征，最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60年代以来，他在党、军队、政府中都居于领导地位，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主要斗争目标之一。邓小平是改革运动的提倡者与推动者，特别是以务实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面却毫无作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完全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人物，他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仍然持否定态度。
在80年代产生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政治色彩的相对淡化，事实是政府部门不能够或不再关心像过去一样对全社会进行控制。党的路线不再能够指导生活的一切方面，也不能使每一部文学、历史、哲学作品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一致。在个人与精神上，虽然许多方面仍遭限制，但更多的方面得到允许。此外，在80年代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政治实验，对党和政府的一些职位实行差额选举，在人代会上或其他公共论坛上可以相对自由地争论。随着人民公社建制被取消并代之以更为纯粹的与公社平级的行政单位“乡”、乡下面是村，在农村地区决策权也有某些分散。
虽说80年代政治变化受到很大限制，但当邓小平让共和国逐渐脱离高度的集体化与中央指令计划时，在经济领域却发生了真实的改进。同时，他的改革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福利显示了特别的关注。政府也通过强调轻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比如服装、自行车、无线电设备的发展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他实施了一项重大的并且是早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从关注农村生活到强调计划生育的一切领域，这些变化都显示出进一步脱离苏联实践而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在经济方面，他们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结合起来，有时甚至更接近于大同理想。然而，传统的影响至多也只是无意识的和非常间接的，政策的制订和维护几乎完全是在实用主义范围内。这一情形伴随着政治变革的缺乏，给改革带来无尽的困难，并在80年代末期几乎遏制了一切发展势头。
在农村，新政策的核心是“责任制”。在此体制之下，土地保留在国家手中；但是由农民进行承包，并且由个体家庭实行私有经营，土地承包的期限各有不同，但一般至少有15年，如果土地贫瘠需要改良，可以延长到30年甚至更长。作为允许承包土地的回报，农民必须缴纳农业税并且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一般是以粮食的形式出售，其余的可以在利伯维尔场上出售。总的来说，卖给国家的粮食价格比往年要高些，农民在市场上的农产品售价则更高。
除了责任制之外，新的农村政策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发展所谓的家庭副业。这可包括从林业、畜牧业、蔬菜种植到机械修理、运输等一切方面。同时，政府继续鼓励在公有范围内的小规模乡镇工业进行食品加工、服装、农业机械、水泥和化肥等商品生产。这些企业一般都是由当地政府主办的合作企业，并且以“乡镇企业”之名而闻名于世。这些乡镇企业又导致改革的一个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出现，即小城镇的崛起。它们的重要性确实在于缩小了由于西方影响而造成的城乡差距，并表现出恢复18世纪末中国特有的城乡融合的特征。
城市也开始经济改革，虽然比农业慢得多。主要的变革在于限制中央计划经济的范围，逐渐由每个企业自行决定生产与销售。企业、银行和商业部门的相互联系被设想为类似于市场机制，并按照经营的获益情况进行结算。此外，在向国家完税并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利润之后，管理者和工人可以对超额部分直接分红。虽然大部分城市居民仍然在国营企业工作，但其后的改革则鼓励饭店、修理店、商店等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发展。
最后，80年代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生活的相对闭关自守状态的结束。结果，中国从兴旺的对外贸易中获益，甚至从大量进入中国的外资中获益。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举措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管理体制。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国外留学，仅美国就超过4万人。
为了保证不使将来的人口增长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80年代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早该实行的计划生育。这一努力很明显与中国的需要相一致，并且表明与以前的灾难性的政策实行重大分离，由于教条主义和苏联的实践，在过去曾忽视了人口的压力。新的趋势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是号召晚婚，少生子女。到80年代，政府的正式政策是提倡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目的是控制人口——当时已达到令人吃惊的10亿——在其后几十年增长不能超过2亿。
与新政策相一致，避孕药与其他不同的计划生育方法被广泛采用，人工流产也被采用。同时，对于服从新规定的人给予社会经济的奖励，不服从者则施予惩罚。对后者的强制程度有区别，从比较宽厚的观点“一个最好，两个够了，三个不能要”到非常严厉的措施都有，包括强制性人工流产。后者证明了在如此长的时期内政府忽略人口增长的极大错误。
总的来说，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到80年代中期，对农民显示的较大公正与鼓励农民个体经营相结合，导致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并获得收益。此外，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业现在建在大城市之外，村镇的产品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多种类型的非农业产品。农民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有实在的和明显的改善。
城市改革虽然范围更有限，但对总的开放局面与经济活力的增长仍作出了贡献。商品种类繁多，服务事业发达，全国城镇基本建设热火朝天。此外，许多观察家都感受到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明显地下降了，尽管他们采取的强制方法受到公开的严厉批评。
尽管有这些不同寻常的进步，经济改革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到1985年，农业主要产品生产与农业收入的增长趋于停止，80年代末经济从整体上说滑入低谷。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的理论框架。这种缺乏在处理公有制与私有经营关系方面、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引起政策的无尽混乱，而中国传统思想在这些方面却能发挥充分作用。同时，政策激烈摇摆，形成利益独占。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由于缺乏道德建设而加剧——导致腐败现象的存在，合法与非法的明确界限的消失。
这些问题早在改革之初就显露端倪，在划分土地和提供特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时，有些共产党干部就利用权力大搞不正之风。其他的问题在10年间也日渐突出。政府作用减弱，经常把农业投资留给个人作决定，这明显不利于农业的持续、长期的增长。由公社掌管的公益事业，比如教育和卫生，开始遭受损失。努力想结束终身制，但对如何做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确切地说，这是否明智政策——引起失业和不满。权力下放有时也导致经济活动各自为政，不同地区进行不必要的竞争，人们为寻找工作而四处流动。最后，大量资金的积累以及滥用私吞资金的机会存在，使得对西方的开放滋生腐败行为。与此类似，出国学习的机会有时不公正地为权贵子女所垄断。更有甚者，出国留学的学生很少回国，这种情形的发展造成中国不少优秀青年人才的流失。
到80年代末期，有两大问题特别构成改革的障碍：即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和通货膨胀。根据价格双轨制，北京对一部分重要工农业产品维持固定价格，这本是为平衡公有与私有之间矛盾而作的努力，但这一体制却为腐败提供了广大空间，降低了计划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人们通常把价格双轨制看作8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陷于停滞的主要原因。
价格双轨制本身由于伤害了生产而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国内另一个重大问题。经济计划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有时直接地、有时通过对未来不稳定的疑虑而推动价格上扬。同样重要的是，经济的分散化意味着北京很难提高国家收入。为了解决问题，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这自然就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社会各级信贷机构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甚至是迫于不同政治力量的压力，造成信贷和购买力过度的和非正常的提高，这同样也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自然又进一步刺激了腐败的发展，特别是当庞大的政府机关人员以及所有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们的收入遭受损害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面对混乱的不断增长和法纪松弛，一切经济紧缩政策的尝试都失败了。198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十八。下一年即1988年，通货膨胀率攀升到百分之二十七。
由于这些问题持续地困扰着共和国，对现状与现行体制不满的情绪在日积月累地增长。在“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国内初次出现了政治自由的要求，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一般来说，抗议行为是直接从西方自由传统中获取自身的动力。此外，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反对党的领导与群众至上的观点为基础，“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后果之一，就是普遍的虚无主义特征。然而这些政治运动没有公开表明继承中国自身过去的知识分子传统与政治传统。事实上，在运动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学生与知识分子。
到80年代末，当国家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抗议活动也达到高潮。当价格双轨制下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赶不上通货膨胀时，已经处于萧条阶段的农业就面临更多的问题。农民越来越不愿上交规定的农产品，政府也越来越无法为收购的产品支付现金。1988年农业收获时节，政府实际上已开始“打白条”，这种支付手段遭到强烈拒绝，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城市，人民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而通货膨胀使城市百姓遭受严重经济损失。与此同时，据说有上千万农民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结果就迅速发生了一系列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行动，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
本文摘自《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美）石约翰 着，王国良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