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显示出不适应的一面。

2008年的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该体系的致命缺陷：美元的发行缺乏有效的约束，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

因此，G20框架治理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吸取本轮危机教训，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这一改革是个艰巨的、漫长的过程。

实际上，如果世上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或者说，世上存在一个平等、互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今中国未必一定要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当今的金融世界不太平，问题太多，主导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的运行，不能合理反映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变化，不能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一项迫不得已的追求。

未来中国汇率制度的方向，将会融入当今国际经济主导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在今后八九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改革难题与世界经济金融不确定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在汇率制度上可能将继续选择与“一篮子”货币进行关联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然，在浮动区间、浮动频率上更趋于市场化，篮子中货币权重会有所调整），而非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可能是比较符合中国经济特征需求的。配合汇率制度的逐步市场化进程，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也必然是逐步的开放。同时，面对当今世界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不受更大的负面冲击，需要实现与本国经济开放度相适应的人民币区域化。

但是，这一战略选择仍将面临不可回避的困境：要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不宜过快，这也就决定了人民币不可能尽快或者说真正实现国际化。因为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必须允许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这就意味着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必须完全放开，也意味着汇率水平只能基本由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供求所决定，但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近阶段所难以接受的。而中国放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追求，不仅不利于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汇率环境，对国际社会而言，也缺少了一股能体现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化的、对有缺失国际货币体系制衡的改善力量，这将是制约国际货币间汇率过度动荡中的一个遗憾。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能否使困境降到最低程度？这只能期望中国在战略实施中，第一，汇率政策、资本管理政策与国内改革政策的变动要尽可能地衔接好，以免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在人民币逐步区域化的过程中，衔接好汇率与资本管理政策的适度改革；第三，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部分实质性地向境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的传递，同时视国内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过程，调控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适时扩大“离岸”与“在岸”两个市场的“通道”，以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和改革力度。

与此同时，要控制好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要安排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顺序，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

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意味着货币职能作用地域和领域的扩大，这会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会不可避免要触动资本账户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问题。因此，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伴，特别需要关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自由浮动区间的政策搭配和进程。因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风险不仅在于国际化本身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在于推动资本账户和汇率变化的转轨过程。后者属于“转轨”风险，是“价格管制”放松可能导致的风险。

降低风险的根本之路在于尽快推动国内金融的市场化。只有这样，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浮动才能形成“水到渠成”之势。如果国内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则应尽可能减少由于资本账户管理和汇率过快的、不切实际的“转轨”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