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和国来说，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时期。
共和国60年的历史，前30年可称为“毛泽东时代”，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时代，后30年广义来讲是邓小平主导的、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时代。改革开放30年中间的这十年，是一个转型时期，从理想主义社会转型到世俗化社会的过程。
1980年代的时 代主题虽然从“革命”转向了“现代化”，但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不是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就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知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中国社会迅速世俗化，开始出现了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对许多人来说，读书不再为寻求知识，而是消费与休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即使是寻求知识，也多是带有使用的目的，是那种技术性的、可以增加自己竞争能力的实用读物，而在1980年代非常流行的人文读物开始边缘化。
1990年代作为转型期的另外一个特点，乃是大量的翻译作品被系统地引进，从文学类到学术类，皆是如此。引进西学的工程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但80年代的翻译比较有限，零散，就那么几本书，大家读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一本在如今已经被人忘却的卡西尔的《人论》，可以印上几万册，成为畅销书。进入1990年代，国外各个学科、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以及文学作品，开始成系统地翻译引进，让人目不暇接，西方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流派的经典以及非经典作品和著作，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读书市场，中国的读书界全面与国际接轨。
对于读书界而言，这十年最明显的时代特征是：分化。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作为作者的人文学者身上，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尽管有像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甘阳、刘小枫等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样一些不同的学术团体，但他们都属于共同的“启蒙阵营”，他们所面向的读者也是共同的——希望得到启蒙的知识大众。但1990年代的人文学者和作家分化为三类不同的类型：
一个是面向市场写作。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市场，出现了一批能够很灵敏地捕捉市场脉搏的作者，开始自觉地为市场写作。最早的是汪国真，尽管受才气所限，也没有对市场操练的意识，汪国真本人并不成功，昙花一现，但是继之而起的后来者——比如余秋雨，在面向市场写作这条路上走得非常成功。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本身不是为市场写作，它是1980年代文化理想主义的世俗版形式，但余一旦发现这类文化大散文受到市场热捧，有广阔的读者群，他敏锐的商业头脑立即抓住了机会。他很懂市场，非常了解一般文化大众的消费趣味，其后面的写作，基本就是为市场写作。就1990年代的市场写作而言，汪国真是一个失败的先驱，余秋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一直红到今天。
第二个是面向媒体写作。90年代与80年代的不同是，大众媒体伴随市场经济突然涌现：报纸的副刊、评论版，需要大量的稿子和作者。这些作者一开始是兼职，后来相当一部分开始专业化，成为自由撰稿人。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具有社会的担当，试图通过公共传媒对公共事务形成影响。从精神上来说，他们继承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的传统。王小波是其中的典范。为什么王小波身后仍然那么受追捧？因为他代表了媒体写作者即“自由撰稿人”的精神：生活在体制之外，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三种是面向学院写作。1980年代原来的一部分启蒙者到1990年代初开始回到学院，尤其到了1990年代末国家加大对大学体制的投资，大学教授的生活变得有保障，又收入不错，大量的文化人重归学院。学院到了1990年代开始加强规范化管理，学术研究与西方接轨，越来越规范化。在各种规范考核的导引下，学者们的写作不再面向大众，而是面对同行，这些同行少到几十人，多则上千人。学者们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只是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随着专业成就获得肯定，或者晋升压力的提升，他们也越来越与知识大众隔绝，成为标准的象牙塔人。
知识人的分化，不仅是写作的趋向，而且还有内在的更深刻的分化——思想的分化。前几年我领衔所做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发现通过1990年代几次重大论战，1980年代所形成的启蒙阵营，到1990年代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简单地说，1990年代上半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使得启蒙阵营当中人文派与市场派分离；1990年代下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使得改革阵营中分裂成自由派与新左派两大极端。而到了1990年代，各种各样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开始崛起。到了1990年代末，启蒙阵营完全自我瓦解，从此中国思想界内部再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在任何问题上都会出现尖锐对立的两种、乃至多种意见。这也导致了知识大众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知识结构和读书趣味的分化。各种对立的思想立场、知识类型和文化趣味，难以调和，无法对话。即使有的话，也是鸡同鸭讲。
总而言之，1989-1999年是中国读书界一个重要的转型界，也是一道分水岭。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知识界和读书界完成了巨大的分化。
作为这十年的经历者和参与者，我是这个时代的读者、作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如果要问我这十年我个人的写作研究的变化，大概可以简单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界和读书界是异常沉闷的，我个人也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在1980年代末的启蒙运动中，我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一夜暴得大名，接连不断的写作和发表，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继续发展的方向在哪里？需要退一步海阔天空，暂时告别知识分子研究，回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从新出发，希望能在中国现代性变迁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中去理解中国知识分子。我开始再一次大量广泛地阅读，进行第二次学术积累。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这段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所分析的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价值迷失、特别是终极价值失落的问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开始意识到现代化并非1980年代那样，是一片玫瑰色的乌托邦，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在矛盾和紧张。于是我起意编一部《中国现代化史》。邀请了全国20多位思想有突破、也有一定学术积累的中青年学者，按照剑桥史的模式编写。《中国现代化史》在1995年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这部著作虽然现在来看有很多遗憾和不足，但在1990年代它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媒体的崛起和蓬勃，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领域的空间巨大。一度有两到三年时间我试图参与媒体写作，主要是社会与文化评论，通过它介入社会生活，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体现公共性的尝试。媒体写作有一个致命的诱惑力，读者的反应很快，传播范围广，但持续时间短。而且缺乏连续性和积累，有碎片化的趋势，无法形成深度的和整体性的观察与思考。就像波斯纳所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于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我记得在1990年代末，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严厉地提醒我不要再写这类“报屁股”文章，要回到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给我最大刺激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当年我那些《读书》杂志文章的热心读者，有一次无意中对我说：“许老师，这些评论我们也会写，你应该多写只有你才写的出来的文章！”他大概未曾意识到，正是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让我痛下决心，回到知识分子的研究，重新从整体上思考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的一些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关的大问题。在这些研究上，张灏先生的著作，就是那些后来编入《张灏自选集》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张先生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和中国近代思想的内在紧张性问题，他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复杂性，在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之中，是罕见的。
在1990年代末，我连续做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其中有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系统清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何以可能的问题，另外还有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叶公超等人的研究，处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同时，借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一年的机会，我开始阅读大量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试图从更深厚的学理上来思考中国的大问题。那个时候，虽然哈耶克的著作大红大紫，但我以为他的古典自由主义方案无法解决中国的平等问题，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解决社会正义的两条原则，是一条可以兼顾自由与平等的新自由主义之路。
十年早已过去，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我个人，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时期，一个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
采访整理：韩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