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当国际风云变幻、战略对比失衡时，邓小平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提出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指出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 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些告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观察美国和中美关系，更感到发人深省。
一、 冷眼看美国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战争----海湾战争，对维护和加强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意义重大。但是，去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得不偿失，已无须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事实加以论证。现在，连过去对伊拉克的战后稳定和重建持最乐观态度的美国人，也开始改变调子。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面临艰难选择：要么长期拖延下去，继续遭受伤亡和世人谴责，仅仅得到联合国和部分盟国对战后重建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要么匆忙撤军，留下一个烂摊子，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伊拉克内战。在未来几年内，伊拉克问题将耗费美国相当一部分军事资源和国际战略资源。
在布什政府的战略部署中，伊拉克战争是作为“改造大中东”计划的第一步来实施的。虽然断言“改造大中东”的计划必将完全失败尚为时过早，但许多美国战略家已经在总结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大体有四个方面：第一，无论下一个目标是谁，要让美国人民再次支持像伊战那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极为困难的。第二，美国在伊拉克的挫折，以及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思，使伊战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反倒减轻了对美国其他对手（伊朗、朝鲜等）的压力，也减轻了对阿拉伯世界中的保守政权（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进行国内改革的压力。第三，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使解决巴以冲突的希望更加渺茫，进一步丑化了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改造大中东”计划搁浅。第四，在非西方世界特别是穆斯林国家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可能事与愿违，有悖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第五，伊战也许使美国的军事声望达到了最高点，但其政治声望却落到了最低点。美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不能再单打独斗，必须寻求联合国、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其中的关键是维系大西洋联盟。
那么，美国政治主流会不会吸取以上教训，在外交上改弦更张呢？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简单逻辑，布什利用反恐攫取国内政治利益的动机，以及共和党保守派对国会的控制，排除了在布什在这届任期内重新思考中东战略和全球战略的可能性。萨达姆被俘、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外交政策大转变、本•拉登的党羽纷纷被剪除、伊拉克临时政府接管权力等等消息，时而给美国强硬派注入几针兴奋剂。因此，对伊战和反恐战略的反思仅限于思想库和部分媒体，而不及于决策部门。
大选在即，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在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看到了美国现行对外政策的种种弊端，希望2004年的美国大选能够把布什赶下台，希望美国政治中那种所谓“自我纠错机制”能够逐渐发挥作用。但是，从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从全球化（包括恐怖活动的全球化）对美国的冲击看，保守思想和保守势力不会轻易落潮。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驻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事件曝光之后，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两大理由（萨达姆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同本•拉登合作）被证明不能成立之后，仍然有相当多美国民众支持自称“战时总统”的布什，支持以反恐为第一要务的战略。总统候选人克里、前总统克林顿代表的民主党主流也仍然不能明确地反对这场战争。美国当政者在国内以牺牲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代价而加强治安的措施，没有遭到很大的反弹。
以上事实说明，即使2004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微调。况且目前选情对民主党并不十分有利。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支持者现在占据微弱多数。但是，由于美国选民不是直接选举总统，仍然有可能出现2000年大选时那种民主党得票占选民多数，而共和党在选举人票中占据多数的局面。为了证明自己维护美国利益的坚定性，克里在某些国际问题（如朝核、贸易、劳工、人权问题）上，甚至可能比布什更为强硬。
无论何人入主白宫，都会坚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不是同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伊拉克战争前后暴露出来并加深了的美欧鸿沟，在未来几年不会缩小，只会扩大。美国长期把战略重点放在来源不确定的“恐怖主义”身上，将会激化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制造新的敌手，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美国政治主流给自己留下的战略调整空间很小。
此外，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也没有给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留下太大的余地。美国的硬实力没有削弱，经济在缓慢复苏，军事开支直线上升。这种独霸地位为它的以强凌弱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布什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的战略错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美国的超强地位和处在这种地位的国家所必然采取的强权政策，使全世界的反美情绪成为一种长远的、结构性的现象，并不因美国的某种政策微调而明显减弱。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大概也不会因为美国外交中出现更多的多边合作姿态而降低烈度。
从更深一层看，世界性的反美情绪，是世界各地人民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一种表达。美国作为强者中的强者、全球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已经成为世界不公正的政治符号。美国及其资本集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利者，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上层，无论其对美国的感觉如何，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处。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社会阶层，其实际利益和切身感受就不同了。对本国内部的不平等感受最深的群体，一般也是反美情绪最为激烈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总是比各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走得更远。
对于全球的反美情绪，美国政治精英并不缺乏敏感，其反应是复杂的。民主党和自由派声称是布什的所作所为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以此作为党派政治的工具。保守派则不以为然，强调“不是我负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负我”----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是因为嫉妒美国，甚至是伪善。他们还说，很多国家民众的反美实际上是为反本国政府找一个出气口，跟美国的政策无关，对这些政府的对美政策也没有多大影响，所以美国应当不为所动，继续我行我素。在美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下，保守派的思想占据着主流。
现在看来，9•11事件及其后国际恐怖活动的增加，对美国国民心理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陷入的国际孤立，并没有使美国政治主流进行真正的反思。在美国的“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空前强大的同时，它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也空前强烈。这一悖论意味着一旦美国进入“困兽犹斗”的境地，其行为会更加难以预测，难以制约，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冲击将会更加猛烈。
二、 冷静看待中国的周边环境：“朋友要交，心中有数”
美国视国际恐怖主义为其现阶段的主要威胁，又陷入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即所谓“大中东”）难以脱身。伊朗、苏丹、叙利亚等国都是美国下一步可能打击的对象，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国表面上是美国的“盟友”，但一旦国内局势恶化，反美势力就可能上升。美欧矛盾还在发展。按理说，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对东亚地区的关注应当减弱。美国的许多评论家还就美国“忽视”亚太表示忧虑，担心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但是，中国报章上的许多评论，却指出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或者正在转移到亚太地区。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形成了鲜明而有政策含义的对比。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鲜明对比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等人声称美中关系正处于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最好时期，而中国国内舆论普遍则难以认可这种说法，反而强调中美关系中的许多负面因素，特别是美国欲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图谋。
只有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做出综合分析，才能清醒认识中美关系的走向。目前亚太各国之间的关系（韩日、印日、日本同东盟、印度和东盟等等）都在拉近距离，东亚地区热点主要是朝核与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斗争。中国的崛起成为日益引人关注的最大亮点。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近年来显著改善，现在总体上看是好的。但是，中国同周边国家普遍存在双边的某种历史恩怨，而在现实政治经济中，又已经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与越南等国，南海疆域的分歧最近又浮出水面；同新加坡，因李显龙访问台湾产生不快；中日关系的政治僵局本来就难以打破，又接连发生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足球赛场风波、中国公民登钓鱼岛等不少棘手事件；与俄罗斯，石油管道铺设和中国移民等问题，引起了政治高层的关注；几个月前，中韩关系像是万里晴空，令人鼓舞，但近来由于一两个问题作祟，韩国对华舆论竟然出现急转弯。此外，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些经贸摩擦、非传统安全上的纷争层出不穷。
上述各类问题本来各有其缘由，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中国崛起、美国似乎“无暇东顾”的背景下，又不能不进行冷静的综合分析。首先，中国在周边国家没有战略盟友，不能在任何一对双边矛盾中，指望得到第三方的支持（即使在同日本就侵略战争历史而进行的斗争中，也难以指望过去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官方公开支持）。反倒必须警惕在具体纷争中，几方协调对付中方的可能性。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抱警觉态度，但又无力单独进行遏制，当然要紧盯中国同邻国之间的任何缝隙，企图从中渔利。一个冷酷的事实是，美国自冷战之初起，就一直把韩国、日本、东南亚的大部分，甚至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苦心经营多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网络和情报搜集网络。因此美国插手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是有手段、有基础的，散布“中国威胁论”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能把美国视为所有矛盾背后的黑手。
第三，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日本特殊一些），它们认为未来的亚太国际政治将以中美“两强相争”为主要特征。在这些国家政治精英的眼里，美国是全球霸主，没有亲近感却令人敬畏，把美国人赶出亚洲是不现实的，他们也并不希望看到美国完全撤出亚洲；中国则是摆脱不开的近邻，发展很快但未知数很多，不久可能成为区域内政治和经济上的“老大”。他们对中国有期待也有警惕，希望中美之间既不发生严重冲突又能相互制约。在经济上，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对亚洲国家不可或缺，而中国既是日益繁荣的贸易伙伴，又是强劲的竞争对手。在这种“两边都不想得罪”的复杂心态下，这些国家也想利用中美矛盾减轻压力，拓展空间，维护自己的利益。
日本的综合国力远大于周边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也日益加深并且经常溢于言表。它很自然的战略选择是紧跟美国，拉拢其他亚太国家，抵制中国的影响，但也不轻易得罪中国。日本对区域性经济组织与安全对话的态度，都要看美国的眼色，以不损害美日同盟关系为前提。
第四，亚洲各国的外交均十分务实，对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和“人权外交”表示不同程度的反感，有的国家还是其受害者。另一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政治动荡之后，宣传同西方价值观相左的“亚洲价值观”的声音降低了。经济相对发达的亚洲社会，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感也较强。在亚洲大多数国家的领导层中，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疑虑相当深。当同中国的双边矛盾表面化的时候，这一深层的疑虑也会起作用，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思想基础。例如，日本政界一些人把中国公众对日本否定侵华历史的愤怒，归咎于中国政府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中国崛起于亚太地区的时候，我们需要时常体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和周边国家的心态，“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能够冷处理的事情就不宜升温。在国内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之时，政府部门应当稳住阵脚，对公众舆论进行必要的引导。否则，很容易产生自己国家“动辄得咎”的感觉而陷入悲观，仿佛中国越发展强大，国际环境反而越恶化。
中国同周边许多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突破之后实现的。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今后在考虑亚太的区域合作时，也必须顾及美国因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十加三”、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中国参与和推进的地区合作、地区磋商机制，或者有美国的直接参与，或者声明自己是开放而不是排他性质的。对于任何可能将其排斥在外的亚洲地区多边机制，美国都十分敏感，其他亚太国家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很敏感。在本地区建立类似欧盟的组织，或构筑同美欧并立的东亚一“极”，或弱化美国同日、韩、东南亚的军事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可行性。此类战略设想如果是由中国人在现阶段提出，更会引起不必要的警惕和反弹，不符合我们“不扛大旗不当头”的原则。同时，考虑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问题频繁出现的情况，也不宜对多边机制过于热心，以防范某些国家将双边问题多边化而孤立中国的图谋。
三、 冷静处理中美关系：提高警惕，既不怕，也不得罪
在国际安全、经济、政治问题日益复杂、多元而又相互交叉的情况之下，传统的“划分敌我友”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外交中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说的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其中当然也包括中美关系。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看，美国不是中国的永久敌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也不希望美国视中国为敌。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决不是外交辞令。
从总体上看，美国构成对中国最大的外部安全威胁（安全威胁和敌人不能划等号），对此应当提高警惕，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在现阶段没有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没有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也是事实。两国的不同关注和视角落差，是由两国不同的利益结构和力量对比决定的，并不奇怪。至于将来美国会不会结束“反恐为第一要务”的战略，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中国的对美政策。
对美国“提高警惕”，不仅仅意味着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防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也应当包括警惕并努力防止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强硬派将全球战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美国一只眼睛盯着国际恐怖组织和伊斯兰激进势力，另一只眼睛盯着大国中的潜在对手和潜在的反美联合阵线。美国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加紧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调整军事部署和军事战略，对象当然不是仅仅是国际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美国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因伊拉克战争而陷入争吵，鸿沟加深，而且美俄关系也远非一帆风顺，但是中美关系仍然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矛盾最深刻的一对关系。当美国同不少国家龃龉不断、全世界反美情绪高涨之时，中美关系反而相对稳定甚至有所改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反恐国际合作、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重大国际问题上趋利避害，审慎处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在斗争和合作中争取来的。这种“既不怕美国、也不得罪美国”的成功外交实践，理应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美国把反恐作为战略中心任务的时间越长，中国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也越长。
在中美政治关系基本稳定、经贸关系持续扩大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令人严重不安的动向：两国自70年代初解冻以来，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于一场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1989年下半年中美关系陷入一场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时，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 如今中美笔仗和口仗打得少了，矛盾却尖锐到在媒体上讨论准备“爱国者”导弹拦截和准备打航母的程度，怎能不令人吃惊？
显然，中美打仗是双方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都想极力避免的结局，而且中美之间现存的利害冲突绝对不需要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之所以会出现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台湾岛内少数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置台湾人民利益于不顾，一意孤行地推进“台独”分裂目标，以及国际上某些亲“台独”势力对他们的支持。部分美国人对台湾发出错误信息，对中国大陆采取敌视态度，也难逃其责。
在当前台海形势紧张的条件下，中美谈论战略互信，显然只能是流于形式。要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双方国防部门应当建立密切接触，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但是，美国国防部在强硬派把持下，对中美两军交往不感兴趣，却大力推进同台湾的公开及秘密的军事合作。五角大楼及其背后的美国军工集团，借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大大扩充了它们在美国政治和全球战略中的影响，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也企图把握主导权。过去，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同克林顿政府大唱反调；而今“府院之争”基本上偃旗息鼓，又出现了在对华关系上总统和国务院说一套、五角大楼做另一套的局面。用“部门利益”或“部门分工”来解释这种两面政策，是行不通的。
中美两国政府部门和各自的外交政策思想库，应当就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开展持续而深入的对话，研讨如何防止“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将两国拖入对抗的深渊。对于中方来说，台湾问题属于内政，但只有把对美政策（以及整个对外政策）同对台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才能遏止“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影响。美方有些人总要以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等等为由，不愿意同中方进行“交底”的对话，或者要求建立有台湾人参加的“三边对话”机制。这种态度很难促进双方相互理解。
这里谈到的冷静观察中美关系，也涉及媒体和公众舆论。在事关民族尊严、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国内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出现一些不同观点和政策解读是正常的。但是，时有一些报刊、网站，援引台港和海外媒体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消息，不但不加核实，还要冠以简化了的、耸人听闻的标题，容易造成对一般读者的误导。殊不知有的消息还是台湾方面故意制造出来拨弄是非、混淆视听的。如果这些消息和有关评论还出现在被认为是代表国家主流观点的媒体上，更会对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消极影响。主流媒体对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报道，应当继续同国家有关政策保持一致。
总之，近来美国和中美关系中的新变化、新特点，需要我们做出冷静、冷静、再冷静的分析判断。也是邓小平，在冷战结束时多次强调“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同邓小平说这番话的历史时期相比，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世界上可利用的矛盾更多了，中国的战略机遇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因此，只要善于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无论是经济发展、国家安全还是祖国统一，时间都将站在我们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