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民粹主义的人们也承认，严重的社会不公让人们产生了怨恨，这是民粹主义的根源。但一转脸，他们又把民粹主义又当成了最大的敌人。这真是奇怪的逻辑。2003年以来，反民粹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民粹主义似乎让很多追求市场、法治的人士恐惧。粗略地观察，大约有这么四类人士比较热衷于反对民粹主义者：
第一类，一些为市场体制辩护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们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这个市场体制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是小政府。他们担心，民粹主义将会破坏这样的市场化过程。他们也担心，民粹主义鼓励民众要求进行大规模再分配，会带来强政府。
第二类，一些年纪稍大，经历过文革的人士。这些人通常信奉李泽厚、刘再复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他们相信，20世纪中国的灾难就源于激进革命，而民粹主义必然通往这种激进革命，文革也被他们解读为一场民粹主义运动。要避免激进，就要反对民粹主义。
第三类，一些主张司法职业化的法学界人士，也对民粹主义警惕有加。近些年，公众通过舆论，对一些变成公共事件的司法案件予以深度关注，包括对于法院的明显不公、不合理的判决，表达了强烈批评意见。这这种现象被一些法学家称为“民意审判”，解读为民粹主义。
第四类，一些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受上述思想、学界人物的影响，利用各种机会表达反民粹主义的立场。他们以现代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中的意见表达和政治运作为范本，相信现代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平和的。他们也相信，这样的制度只能通过理性、建设性的方式建成，而民粹主义充满了激情，是非理性的，非建设性的，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混乱。因此，有知识分子断言，民粹主义是社会最大的敌人。
应当说，导致上述人士反对民粹主义的社会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比如，民众确实要求政府增加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民众、舆论也确实对于司法的腐败和不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有些时候，民众也确实以暴力来反抗政府的强制拆迁。在有些地方也确实发生了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当然不乏暴力。
所有这些现象是否可被称为民粹主义？这涉及民粹主义的界定问题，暂且不去管它。这些现象也确实算不上健全，学者、专家、知识分子表示反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这样一反对，问题就解决了吗？
其实，上面所引“民粹主义是社会最大的敌人”的那条微博，紧接着就有这样的论述：“颇有理。最近一直在想：何以民粹会兴起？我以为主要是社会不公正造成的，严重的社会不公产生怨恨情绪，产生对财富和权力的仇恨，乃至对理性和社会规则的破坏欲望，不公是民粹的土壤，而最怕的是民粹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
反对民粹主义的人们也承认，严重的社会不公让人们产生了怨恨，这是民粹主义的根源。但一转脸，他们又把民粹主义又当成了最大的敌人。这真是奇怪的逻辑。不错，中国社会的部分底层民众，目前确有怨恨情绪，那是因为，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施加这种不公平的主体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权贵资本主义”，这套体制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不理性、不讲规则的，他们迷信金钱和暴力，并且毫不犹豫地对弱者滥施暴力。对此，民众产生愤怒情绪，是再正常不过的。面对这样的愤怒，正确的做法是打破权贵资本主义体制，限制其对民众权益的剥夺。
以再分配为例，当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进行再分配，就是完全正常的。尤其是，如果经济学家根本不能说服政府降低民众税收负担，那么，要求政府在给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就是完全正当的。
再以司法为例，法学家声称，民意审判损害了司法的权威。问题是，中国的司法机构何曾有过令人尊敬的权威？真正妨碍司法独立的因素显然不是舆论，而是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及相关联制度。正是由于这些制度扭曲，法院经常做出不合理判决，不少法官深陷腐败泥潭而枉法判案。对此，民众、舆论当然有理由提出批评。事实上，在司法不独立的制度背景下，民众的批评有助于那些追求司法正义的法官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
当然，毫无疑问，当下民意之表达确实有情绪化色彩，个案中舆论未必合理，民众关于再分配的呼声也未必合乎优良市场制度之原理。但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呼声，乃是民众的自然权利。学者、专家、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理由蔑视这些意见、诉求，或者随手贴上一个标签，予以痛斥。这本身才是不理性的。
所谓的理性、建设性，只能是精英的自我约束，而不能将其变成一个蔑视民众的借口。
具体说来，思想、学术界的责任就是倾听民众的呼声，面向民众意见所指向的现实，按照自己的专业训练，发现造成民众不满的问题所在，理性地探寻建设性地解决该问题的方案，进而通过政治过程，推动政府改变政策，或者变革制度，从而缓解民众之愤怒、怨恨。
总之，如果你恐惧民粹主义，那就去解决造成民粹主义的制度问题。即便民粹主义确实是个问题，它也只是果而不是因。作出一副民众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斥责民众的肤浅、不理性，看起来清高，实则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虚妄的民粹主义恐惧症最为糟糕的结果是，市场、法治的诉求与民众的切身感受脱节，变成知识分子的概念游戏，而丧失实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