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抵北京赴任还不到一周，美国副总统拜登又旋即来华，中美关系在盛夏的8月掀起了一波波热潮。不过，在美国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的阴影下，双方不仅面临着一场新的经济危机考验，两国关系也加速从之前的高度不对称转向均衡化。《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即哀叹：“这次也许不是拜登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压，而很可能是中国官员就美元的稳定性问题向拜登施压。”北京和华盛顿的风向转变，将是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

中美关系在小布什第二任内处“历史最好时期”，奥巴马2009年上台伊始也是“高开高走”。不管是否将对方视为“真朋友”，双者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和合”局面、不相互拆台。然而，去年情势陡然逆转。两国不论在双边经贸、安全，还是在地区或全球问题上，都陷入了“相互妖魔化”的糟糕境地。两国小心累积数年的互信之柱轰然倒塌，重新退回到9年前的脆弱状态。

双方关系的恶化在东亚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华盛顿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权力增长的忧虑，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在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美国实力的大幅成长也让后者忧心忡忡，随着美国逐渐步出两场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开始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华府意图在于，一方面抑制“北京日益膨胀的自信”，削弱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借以稳固美国在这一蓬勃发展地区的地位和利益。

东亚现阶段特殊的政治气候让华盛顿顺利达致目标。从朝鲜半岛到南太平洋，华盛顿对北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凌厉攻势，包括宣称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批准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对东京保证钓鱼岛“属于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在朝核问题上边缘化中国，并在中国周边频繁军事演习等，直击中国的东部海域软肋，北京在东亚地区的外交陷入困境。

在中美的较量中，美国在东亚政治和安全事务当中的主导地位重新得到了验证。中国的权势和利益却因之大受损伤，不仅成了美国“重返亚洲”的直接牺牲品，更成了周边不少国家和美抱团防范的对象，外部安全环境大为恶化。

容纳而不是排斥

不过，不论是美国，还是东亚国家，都无法继续安睡在美国一国所主导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内，并安然自得地将消除中国的区域影响力作为未来的政策选择。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种事实，不容回避。就在去年，中国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亚第一大经济体，并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成为对其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塑造能力在稳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不是寻求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政治和安全框架，力图将中国容纳进来，使之成为区域体系内负责任的大国，而是处处提防、限制其权力和影响力的拓展，这种政策不仅难以持续，而且相当危险。它将使区域治理结构难以顺利演化，由于区域弥漫着不满和不安，冲突阴影始终难以消散，一体化自然成了奢谈。

权力结构的变迁并不必然导致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迎头相撞的政治悲剧，缺乏开明的制度设计去缓冲相互间的摩擦，以及被过分放大的恐惧才是罪魁祸首。“和平崛起”也远远不是哪一国可以承诺和实现的，若没有全球和区域各国共同营造氛围，最终只会沦为空泛的政治口号。因之，它应该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人类高度相互依赖的今天，这点尤其值得强调。

中美的地位决定了它们间的互动，无论是对区域还是对全球，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两国关系的改善，首要的挑战在东亚。这不仅是由两国在这一地区生死攸关的利益决定的，更是随着全球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区域向太平洋区域转移过程中，东亚地位的迅速提升决定的。

从二战以来，美国已经习惯了处于轮毂这一中心位置，分别与东亚诸国发展亲疏有别的双边关系，这与在欧洲青睐多边机制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美中战略关系远低于美日、美韩等双边同盟关系，这就导致其不时受制于东亚地区形势，出现震荡波动。

这种模式很显然有待变革。只有中美解决他们在东亚地区权力的重新结构化问题，两国关系的发展才会顺畅。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