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5日，在庆祝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我曾有个题为《日本天皇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发言。会后，经过修改发表在《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上。这一期同时刊发了庄娜同志有关研究日本“国体明征运动”的文章。对这一论文整体，我不想多说，文中对日本“国体”表述似有言不及义、轻描淡写之感，如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把“国体”定位为“国家意识形态，直到战败为止”。[1]其实，意识形态早被国家实体所淹没，被推在背后，少有揭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在理论上缺乏力度，从我的经历和某些体验来看，实在难于接受，本文不作评论，作些重要补充，供感兴趣的同志参考。
历史展开的顺序是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明征运动—国体之本义，为结合我的经历、认识和体验，本文叙述顺序有倒置，请注意。
一、序说
（一）从《国体之本义》谈起
1945年4月，我考入伪新京师道大学。这是一座新成立的大学，一切都以伪建国大学为基础，如图书馆、医务所、农场等都是共用的。校长由日本人关东军中将、原诺蒙汗事件（对苏作战）总指挥尾高龟藏担任，主持校务的是建国大学原“教头”（首席教授）重松信弘。教授专任的不多，大部分由建大教授兼任。课程设置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因人设事。
最突出的当推重松教授开设的专题讲座“国体之本义”了。无疑重松是胜任的，他是日本神道学者，当时他就有十多部著作。《国体之本义》这部书的开头部分相当于序言，兹节录于此：“什么是国体？什么是国体明征运动？进行通俗具体的解释并昭示于国民，是理想的，可取的。文部省为实施国体明征（整肃影响国体的运动），发行了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但仅以此表明了公的见解，可以称之为国体明征的国定教科书。”“该书1937年（昭和12年）5月31日发行，无作者姓名，只署名文部省。该书是以明征国体来涵养振作国民的精神为当前之急务来编撰的。我国体宏大深邃，该书的叙述恐有不尽真义之处请注意。正文相当部分表明了政府的见解。……天皇机关说除对西洋国家学说无批判的因袭以外，无任何根据。天皇不止于是外国所谓的元首、君主、主权者、统治权的总揽者，驾于这些之上的是‘现御神’（アキツミ力ミ），是肇国以来的大义。”[2]
重松上课总是表现出文人风采，时而流露出兴致勃勃。他第一课是从日本神话、日本开国元神天照大神（アマテラス才才ミ力ミ）讲起，他说天照大神又称天照大日灵尊贵、大日灵尊贵，是日本皇室的祖先，称为皇祖或天祖。天祖合并诸神之力，使之经营大八洲国，赋予山川草木以灵气。天照大神赐三种神器于皇孙，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3]接着讲八百万神，读为（个才ヨ口ヅノ力ミ），不是戏称的八百屋（个才个）（种类齐全的蔬菜店）之意。“八百万”是指诸神众多，不表明实数，与八十万神、八十万群神、八十万诸神、八百万千万神等用语相同。在天照大神函居天神神窟之时，与八十万神在天安河会合等。以后又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一直讲到明治天皇，都是上秉承万世一系之皇统，下以臣民忠孝为本的皇国之本质为宗。所谓神道皇道、君臣大义、忠孝等，都是在解释国体。国体一词在古文献中没有记载，从江户末期以来逐渐使用，明治以后才普遍成通行的概念。
天皇的相传，是以三种神器为凭的。所谓三种神器（サ冫シュノシンキ）是指历代天皇相传，以皇祖天照大神授予皇孙供奉的三种神宝。三种神宝称之为天皇相传皇位的御玺。这三种神器有八咫镜、丛云剑、八尺琼尺玉，三种神器被奉为天照大神之诏，以镜为日本之国魂。三者均是皇祖天照大神所赐。自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以来，长期安放在宫中等。这些对年轻学子来说不易理解，听之读之真是如同嚼蜡。[4]但对以后如何理解国体、形成国体观念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某某读书研修会
重松把《国体之本义》讲了两个月，最后开卷考试又必须写两千字以上的答卷（考题自拟或写该读书心得），并且说“优秀试卷可以在会上朗读”。该研修会设在现在东北师大一教特号一栋二层楼楼上，当时称此为某某官舍，即重松信弘的住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带是大学群，知名学者集中，在这里集会方便，又有重松这位适宜主持的人选。成员总共十几人，每周六下午开始集会，大约研修（习）四个小时，内容以政治为重点，国体当然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每次集会由重点准备者报告，与会者发表心得，只能“研”、只能“修”，不能“讨论”，因国体不是合法讨论的对象。学长尾高龟藏也时有出席，表示国家重视，估计可能是半官方的组织。这次写作收集资料时才发现，当时文部省有训令：“利用已有组织进行”国体明征这个背景。其所以在晚饭后散会，是因为当时经济生活紧张，食品匮乏，借机予以特供（特别配给），对生活也是一种改善。
（三）强制的国体教育
伪满当时在学校每顿饭都要感恩、祈祷，念一套歌，人们戏称为“念经”，外出要换穿外出服，路过神社（长春当时有数处）等地，必须虔诚地行90度礼，否则有可能被追究；每天朝会第一项内容就是遥拜皇宫，朝着日本皇室方向行礼，否则等待的是体罚、处罚和刑罚。
（四）为维护国体设思想犯这一特殊罪名
构成犯罪的需有行为，没有行为不能构成犯罪。马克思很早就说过：“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在伪满新京（长春）,1945年4月28日，就发生过八大教授因“思想犯”而被捕的震惊事件。[5]其中就包括为我们讲授《孟子》课的何某某教授。何教授的讲课是注释式的，不影射也不多说，只阐述了孟子的和平思想，课下也不与学生闲谈，仅有一次一个朝鲜族学生叫金田，课间用日语向他请假，他板起面孔说：“别跟我来这个，好好说！”不少学生知道教授是留日的，暗暗表示敬佩，哪想到竟因此成为思想犯。在日本国的本土，刑法中没有关于思想犯的规定，就是日本1928年修订的治安维持法也没有这个规定。可见在伪满为了维护日本国体，“反满抗日”受到加重处罚。
二、国体与机关说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我国不同，日本一般是泛指国家的特色、国情、国家的状态，是一广义上的概念，是指“万世一系天皇总揽统治权”，表明了国家的根本特征，即主权在君，天皇拥有最高国家权力。国体是治安维持法上的用语，在严禁企图变革国体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它是用于鼓吹日本特殊性和优越性的一种观念。与此相对的政体，是以主权行使方式的不同而区分为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是一种二元论的学说。与此相反，美浓部达吉否定国体、政体二元论的法律概念，依据国家法人说倡导天皇也是国家机关。天皇机关说如上所述，其意义在大审院有如下解释：“万世一系之天皇君临我帝国，以总揽统治权为其国体。治安维持法所说的国体之意义也可作如是解释。”[6]
1935年（昭和10年）2月，在第67届帝国议会上，迫于军部（包括官僚、右翼）的压力，在贵族院菊池武夫首先发难，提出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反国体的叛逆学说，要求对敕选议员美浓部予以处分。菊池先后两次向检察机关告诉，美浓部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天皇拥有的权力不是天皇本人、一家的权力，而是国家赋予的公事，天皇的行为不是天皇个人的私事，而是产生国家行为的效果，即使明治宪法是钦定的，其标题也是《大日本帝国宪法》，而不能是天皇个人的宪法。例如天皇代表国家签约，签约的主体应是国家，不是天皇个人。如否认天皇机关说，缔约权者不是国家，而变成天皇个人的私事了。这样说，并不否认天皇总揽一切统治大权，是宪法明文规定毋庸置疑的，斥之为反国体是没有根据的。还应当注意，天皇的大权并不是万能、无限制的，认为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是受西方统治思想的影响，在日本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状况，宪法第4条明文规定：“天皇总揽统治大权，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
天皇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观念可以理解为：第一，在权利（权力）还是权能的问题上，不具有天皇人身的属性；第二，天皇的权力是有限还是无限，宪法规定本来是准绳，政府都选择了后者，做了错误的选择，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美浓部先是因宪法学说而有功，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不是贵族和华族），后又因宪法学说而有“过”，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当时反美浓部声势之大，实在惊人。这是为什么？日本疯狂地对外侵略和国内要求安宁，这种政治背景是不可忽视的。今天看来，天皇机关说是解释宪法的一种学说，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尤其不应当以政府命令禁止。硬性规定一种官定或国定宪法学说，是办不到的。军部、官僚和右翼一些告发者连起码的宪法知识都没有，是无法胜任的。表面看，天皇机关说事件是针对美浓部这一个人，实际是以广大宪法工作者为对象（禁止任何人讲述机关说）的，其中一些一流宪法学者，正如宫泽俊义在“天皇机关说事件周边”一文所描述的，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离家去酒店暂住，逃避大难的降临。为打击和镇压天皇机关说，军部和政界作出如此重大的举动，甚至牵动日本社会各界，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的一个里程碑，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贵族院于3月20日起草了决议案，众议院于3月21日也起草了决议案，向众议院全体会议提出，其基调都是强烈的，要求对机关说采取断然措施。以江藤源九郎（众议院议员）为例，是在1935年2月7日告发美浓部达吉，犯有“不敬罪”,3月7日又有追加，告诉状的主旨有：(1)引进欧美的宪法学说，汲取其亚流主张，并加以宣传、散布天皇机关说，以迷惑帝国臣民，达多年之久；(2)美浓部利用国体这一理论，混乱神授君权思想，错误解释宪法的主义；(3)美浓部的“只有国家才是统治权的主体”，“君主是机关”的主张，表明其存心不良；(4)美浓部否定二元论的思想，完全不符合现代立宪君主政治。
通过一系列政府行为，右翼均认定美浓部达吉犯有罪行，出版物成为禁止销售的对象，即使是在教室的讲课也被禁止。此事如上所述，意味着宪法学说也应公定。由军部推进的这个天皇机关说事件只能以文部大臣的训令、内务大臣的禁止销售处分、内阁的两次声明（8月3日和10月15日）以及不予起诉来收场，对明治宪法所具有的倾向，进一步被强化了。对那些告发到检察机关的，迫于形势认为人心归一是当前的最大要务，也迅速在光行检察总长参与下作出了处置，介绍如下：
关于不敬罪的处置。指出虽有告发，但经检察当局的慎重研究结果，检察机关也认为美浓部达吉的著作、论文中对皇室尊严多有叙说，不认为是故意对皇室的不敬言论，决定不该当刑法上的不敬罪。
关于机关说的处置。对美浓部的著作《逐条宪法精义》《宪法撮要》等的内容有所揭发，经审查，其行文欠妥，机关说在现时形势下，不利于国民思想，其内容不是没有妨害安宁秩序之嫌，然而出版以来，社会上对所述不甚介意，如直接以刑法问责，恐失之苛刻，决定不予起诉处分。[7]
文部省对于彻底国体观念的处置。(1)训令、训示、指示。昭和10年（1935年）4月10日由文部大臣发布关于国体明征的训令，指出应利用各种会议之时，由主管大臣予以训示、指示，以达到彻底消除影响国体之目的。(2)研究、讲习、讲演。各省利用常设和定期的讲习会、讲习所，或开设临时讲习会、讲演会，致力于涵养国体观念。
三、比较宪法的考察
日本自立宪以来有两部宪法，一部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因在明治时期制定的，简称明治宪法。这部宪法是在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颁布的，可以说是规定了天皇大权事项的宪法，因此研究日本国体若脱离该宪法，不仅很难具体说明而且也是无法说得清楚，是脱离实际的。上述《国体之本义》一书中，阐述了很多明治宪法条文，但因重松教授不是宪法学家，很难深入浅出阐述宪法上的根据，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特在此予以补充。
第一，国体的定格。明治宪法开宗明义，第一章的规定是“天皇”，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8]明治宪法有相当于序言的“敕谕”，在此规定：“国家统治之大权由朕承继祖宗，传之子孙。”宪法的大前提是祖先神以来的君主主权主义，天皇是神的子孙，天皇本身具有神格。天皇的大权极其强大，对议会有法律的裁可权（批准权）（第6条），对议会本身有解散、停会、闭会和召集权（第7条）以及基于大权保障既定的岁出（第67条）等，不必经议会决议可以行使的大权有军队的统帅权（第11条），军队的编制权（第12条），宣战权、媾和权和条约的缔结权（第13条），戒严权（第14条），授予荣典权（第16条），直至非常场合有停止国民权利义务的规定（第31条）等，天皇具有国家统治大权的这种地位，是根据“天照大神”的“神敕”。天皇具有神格，同时又具有人格，但是用一句话说，天皇到底是人还是神？我的回答：明治天皇是神，即明治天皇是现实世界的神，又具有人格，是现实世界的统治者，且又不同于普通人（如没有姓氏等）。
第二，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3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神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在日本路过皇居门前，从远远的二重桥外就必须行90度鞠躬礼，天皇出巡时，在路旁为天皇敬礼必须转身向后。一提起天皇，人们头脑中就会浮现两个概念：第一指机关、公的天皇；第二指天皇个人、私的天皇。但为天皇做衣服也不准直接量天皇的身体，只准量投影的尺寸，重要的每天吃饭前，要端坐祈祷、感恩，口念“あまつもの”（神赐谷物），每天朝会要对皇室遥拜等，刑法中设置的不敬罪（第74、76条）到新宪法后才取消。这也是明治时期刑法的特殊之处：
第三，机关说的根据之一。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如上所述，天皇的权力再强大，也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天皇作为国家机关行使宪法规定的统治权，可解释为是天皇机关说的根据之一。
另一部是《日本国宪法》。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修改明治宪法的手续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这部宪法序言宣布：“不因政府的行为再次造成战争惨祸，在此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9]宪法第一章因为是因袭过去，又规定为“天皇”，是个历史错位，应规定为“国民主权”或“国民主权与天皇”更好。
第一，国民主权与天皇制。宪法虽然保留了天皇制，但必须经过彻底改造，称为与过去不同的象征天皇制。日本国宪法的象征天皇与明治宪法的天皇，从原则上说是根本不同的。(1)地位根据不同。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的地位是基于天照大神的意思，而日本国宪法则规定，天皇的地位是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为根据，即天皇的地位不是不可变的；明治宪法为防变才规定万世一系，象征天皇的立、改、废，在理论上说都是可能的。(2)性质不同。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天皇尊严的行为则触犯刑律，可处以不敬罪。战前天皇是神不是人，象征天皇则是人不是神，在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布了《人权宣言诏书》，其中有一段文字，天皇亲自否定了自己的神格，[10]承认自己不是神。(3)权能不同。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是“统治权之总揽者”，总揽国家一切大权，而日本国宪法则规定，天皇只能行使国事行为，则无国政权能。即象征天皇只有形式的、名义的、礼仪的国事行为，而没有关于国政（立法、司法、行政）的一切权能。[11]
第二，象征天皇。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天皇的地位：“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和谐的象征。”（第1条）这一规定可这样理解：(1)象征的意义。象征是以抽象的、无形的、非感觉的事物为媒介，具象为具体的、有形的、有感觉的事物这样的意思。例如，以白百合花象征纯洁，以鸽子象征和平，以犬象征忠实等。象征一词本来是在文学、心理学的用词，不是法律词汇，以天皇这个人象征国家，是比较特殊的。但是，无独有偶，1978年西班牙宪法规定：“国王是元首，是国家统治权及永久的象征。”（宪法第56条）(2)天皇象征的意义。在君主制国家，君主本来具有象征的地位和作用，明治宪法下天皇也有象征作用，不过当时突出的是统治权总揽者的地位，象征地位不显而被淹没。日本国宪法否定统治权总揽者的地位，又不具有国政权能的结果，象征地位全面凸显。有人主张，象征可以任意扩大，天皇都是日本国的象征了，这个权力应当相当之大；有人则认为应该严格限制，立法精神在于限制扩大，从象征中产生不出什么权力来。“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和谐的象征”有什么区别？宪法草案审议时，贵族院议员长谷川如是闲曾说过：所谓日本国的象征，是作为政治国家日本国的象征；所谓日本国民和谐的象征，是作为共同体的日本人的象征。当然，日本国也只能是日本国民的统一体。因而，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可能具有相同的意义。不过“日本国”只着眼于日本国家领土及其他物的因素，“日本国民的和谐”只着眼于日本人的结合、日本国家的人的因素，有细微的差别。因此，“日本国的象征，是意味着考虑物的国家的象征；日本国民和谐的象征，是意味着考虑人的国家的象征。”这样解释是正确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象征的意义何在？用意是在否认明治宪法下天皇所具有的统治权总揽者的地位，只赋予以国家象征作用为其目的。这个宗旨，“与其说积极地强调天皇具有国家象征的作用，不如说在于消极地强调天皇不具有作为国家象征作用以外的作用”。[12]当然象征天皇的象征地位，与明治天皇象征地位的象征，在性质和作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3）皇位继承。关于天皇的皇位继承，日本国宪法规定：“皇位是世袭的。”（第2条）世袭制本来是违反民主主义理念和平等原则的，但在日本国宪法下，为保留天皇，不能不承认世袭制这一例外。关于皇位继承等事项，由《皇室典范》规定。《皇室典范》在明治宪法下，议会不得干预，是与宪法处于对等地位、独立的法律规范，而在日本国宪法则不同，它是以“国会决议”来规定的法律形式，其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三，天皇的权能。日本国宪法对天皇的权能作出了大幅度的限制。(1)权能的范围。宪法规定：“天皇只行使本宪法规定的关于国事的行为，没有关于国政的权能。”（第4条）具体的行为在宪法第6条、第7条有列举规定。(2)权能的性质。宪法所说的“关于国事的行为”和“关于国政的权能”的区别在文字上未必明确，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宪法列举的国事行为内容，研究一下象征天皇设置的宗旨，如上所述，国事行为可解释为是形式的、礼仪的行为。(3)国事行为行使的要件。在天皇的国事行为加以限定的同时，天皇的国事行为又置于严格规律之下是其重要特征。宪法第3条对权能行使的要件规定：“天皇关于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由内阁的建议与承认，由内阁负责。”天皇对自己国事行为的后果，由内阁本身负责，同时规定天皇无笞责，是辅佐天皇制度的一项重要规定。
第四，天皇的公的行为。天皇作为国家机关可行使的国事行为，除此之外，天皇作为私人可进行私的行为，如生物学的研究等。还有一些行为，如天皇出席国会开幕典礼并致辞、国内巡幸、接待外国元首、交换亲笔信等。这些行为不包括宪法第6条、第7条规定的国事行为之中，或看成纯粹的私人行为也有问题，因此认为是基于象征地位的公的行为，作为准国事行为，置于内阁监督之下是必要的。
既然因为天皇是象征，在天皇进行国事行为之外，或多或少还具有公的意义的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但公的行为的范围，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1992年天皇访华就是越权了，[13]影响是不好的。
在日本，现在右翼势力以纪念日本国宪法颁布60周年为契机，说什么“天皇虽不介入国政，处于超然的地位”，“但是驾于国政三权之上，以日本国的象征，在维护国体”[14]。这里，否认象征天皇制与明治天皇的“断绝说”，使“连续说”升温，公然把象征天皇制解释成为旧天皇制，如上所述，其错误是显然的。这些言行在企图恢复国体，在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今天告诉我们：这种企图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不可能得逞的。
【参考文献】
[1]参见《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44页。
[2]参见[日]宫泽俊义：“天皇机关说事件”（史料），载[日]ジュリス卜（第412号），第93-94页，1968年12月15日。
[3]参见[日]《神道大辞典》，日文本有斐阁（第一卷）,1958年，第46页。
[4]参见董璠舆：“我的大学一年级生活及其当时的社会”载[日]《野樱》（日本大学法学部北野ゼ三ナ一ル）第28号，第8页，1992年。
[5]董璠舆：“伪满‘思想犯’何罪之有？”载《东北沦陷史研究》，东北沦陷史杂志社2001年版，第38-42页。
[6]参见《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7]同注2引书，第407期，第108页，1968年10月1日。
[8]以下明治宪法的引文均参见[日]《模范六法》，三省堂1963年，第41页。
[9]同注2引书，第25页。
[10][日]芦部信喜：《日本国宪法理论》，评论社1997年版，第68页。
[11]同注2引书，第4条。
[12]同注2引书，第68页。
[13]参见董璠舆：《憲法意识等の日中比較研究》，载[日]《日本法学》第59卷第一号，第102、103页,1992年。
[14]参见[日]《法学家杂志》第1334号，有斐阁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