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０日电（记者雷敏）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首次作为独立章节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意味着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不够合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究竟怎样？如何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未来我国将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曾参与制定“十二五”规划纲要研究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收入差距较大　准确量化存困难

记者：当前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究竟怎样？能否得出差距仍将拉大的结论？

蔡昉：按照有关统计口径，从整体的收入差距来看，这些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从２００２年以后就已经超过０．４的国际警戒线，有人认为现在已经接近０．５。但我认为，用一个具体量化的数据来形容收入差距，也不见得非常准确。因为现在的收入调查，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家庭，所以据此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也就很难说有多准确。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确实比较大。包括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包括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体收入差距中的占比最大，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达到４０％至６０％。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即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关键就在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统筹。

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虽然目前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但也要看到２００３年后，省和省之间人均ＧＤＰ的基尼系数是不断缩小的，因为２００３年以后，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速是超过沿海地区的，如果把农民工的收入也计算进去的话，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可能会比现在小一些。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但是并不能作出仍将不断扩大的判断。关键是要有针对性强、力度大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

多重原因拉大收入差距　合理与不公正因素并存

记者：产生这些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蔡昉：原因比较多，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过去的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了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年代，就业、工资是由国家定的，国家认为多大差距合理，是可以控制住的。但市场经济的含义是，每个人面临着不同的机会，遇到同样的机会时，每个人的人力资本不尽相同，因而把握机会的能力也不相同，所以产生了收入差距。总体来看，教育回报率是不断提高的，不同教育水平、不同素质的人的收入也有高有低。

从行业差距来看，有些行业集中更多的高素质的人才，有些行业从业者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一些，那这些行业之间的收入必然产生差距。这些都是合理的收入差距。

但是，劳动者就业机会尚未实现均等，因此也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此外，也存在一些企业依靠特殊的垄断地位获得过高收入的问题。这类企业经营效益有保证，盈利较多，职工收入较高。而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和资本回报率不高，在劳动力整体供过于求的背景下，选择尽量压低劳动力成本。这是导致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公正的因素。

至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历史上本就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使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快于中西部。当然，中西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也是分享沿海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但是，劳动力流动仍然遇到诸多制度障碍。

所以，收入差距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改革开放后发展有先后、个人能力有差异的原因，还有体制机制的原因，既不能据此就得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的结论，也不能掉以轻心，缺乏紧迫感。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消费新引擎带动经济增长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危害性，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蔡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从经济角度看，“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转为依靠消费拉动。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改善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而且，由于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所以要重点增加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满足他们还未满足的消费需求。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要成为与其经济水平相匹配的消费大国，这是今后十年，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

从社会角度看，一部分人生活陷入困难，会产生不满情绪，形成不安定因素。中国一定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不是必然的，这取决于在经济层面，中国能否成功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社会层面，能不能增强社会和谐，保持政治社会稳定。

政策方向已定　“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将稳步推进

记者：您认为未来５年，中国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蔡昉：“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已经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具体来讲，在初次分配领域，首先要纠正以往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做法。例如，针对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不公正现象，就应该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因素。没有哪个行业“自然垄断”到只能允许一家企业存在，应该让若干家竞争性企业进入，这对打破垄断行业高收入作用很大。总之，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要打破进入和退出的壁垒，创造企业充分竞争环境。同时，也要对那些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的薪酬进行合理规范和调控。

其次，从企业层面来讲，劳动报酬的增长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应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引入科学机制，给职工表达诉求的渠道和平台。

另外，要消除阻碍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户籍、社保等障碍；保持就业的持续扩大，尤其着力解决大学毕业生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问题。

在再分配领域，要更加注重公平。政府现在已经制定了非常完备的政策措施，但关键要加大执行力度，确保落实。比如，低保是否真正补给了低收入者，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每个人是否真正享受到了教育公平，再比如社会保障体系能否进一步完善，重点覆盖农民工、城镇灵活就业和无就业人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