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月亭的新著命名为《烟消云不散》（香港日月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乃有深意焉。所谓“烟消云散”，那是因为“雨过天晴”。如果“烟消云不散”，所指则显然不仅仅是天气现象，而更是指人的心理现象了。毋庸讳言，那一场著名的“政治风波”给太多的人留下了心灵的震荡，而且余波袅袅。需要说明的是，这绝非是“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的说辞所能简单解释或者遮蔽，毋宁说所可能呈现的该是历史、社会乃至文化意义上的诸多心灵档案——如此之故，该书的副标题才名为“我的内部档案”——毕竟，那是一段作者的黄金岁月，甚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发生在他担任福建电视台台长的那先后几年。或者唐突一点说，似乎一生中许许多多的成长和事件，均是为他那几年黄金岁月所做的铺垫似的：这可从作者书中的篇目安排和或叙事或抒情或描述中明显见出，除了开首《古稀回眸》篇较为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一生的重要经历外，其他篇幅几乎浓墨重彩地都献给了“人间真情”。假如要理解成“患难见真情”当然也可以，但在我看来，美学的意义可能更重要。
有意思的是，除了俞月亭的个人经历和成长故事外，他书中所描述的许多事情以及人物我均相当熟悉。比如《海哥》中的叶寿海、《逍遥天师》中的程鹤麟、《L小姐》中的李志勤、《哭丁仃》中的丁仃、《通向黎明的路》中的曾毓秋以及《文老！文老！》之文怀沙和《好人阮若琳》之阮若琳，更不用说《忆<聊斋>》中的李栋和刘印平等了。又比如《新闻半小时》节目和《聊斋》大型电视系列剧的运作和开拍等等，那些年我刚好在编《福建广播电视报》副刊——也就是说，即便我谈不上见证人，起码也算“感同身受”。因此当我面对这些既是散文又像报告文学的文章，读来不仅觉得亲切真实，甚至不乏生动立体——当然，文怀沙和阮若琳我没有直接交往，但做文学的当然知晓文怀沙，做电视的自然熟知阮若琳。而程鹤麟、李志勤、叶寿海和李栋、丁仃、曾毓秋等我均有过个人交往（其中程鹤麟还是我广院同学，而且因为家属曾在电视台同一部门工作有过矛盾我们之间还有过不该有的误会）——这些人物几乎无一不是“见血见肉”，性情与才学也几乎一一得到精彩具体的呈现。而所有的精彩呈现，准确说均是通过对那个特定时代的大背景中许多精致的细节“特写”出来的，比如文怀沙的飘逸与才情以及在作者“落难”时其所表现出的侠肝义胆；阮若琳的襟怀坦白却又雍容大度的“老大姐”风度；丁仃的嫉恶如仇甚至还带有点可爱的偏狭；程鹤麟的才子脾气、敏锐甚至尖锐的职业嗅觉以及落拓潇洒的性情；李志勤的播音痴情与事业执着跟实诚的为人似乎相互印证；李栋和刘大印的事业气魄和胆略好有一比却因为性格的原因，李栋多有文人的狡黠下场终究有点惨淡，刘大印却异峰突起谱写了大型电视连续剧的新篇章；曾毓秋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上心机深藏从而不时地体现“水挺深的”；而他的专职司机叶寿海，细心周到而且尽心尽责事情无论巨细（原来寿海就住在我福州黎明新村省电视台宿舍的楼上，多有交往因此也颇有体会）；哪怕原本想调电视台却遭俞月亭婉拒后来倒成了朋友的一个“电工”，在他笔下也写得十分动情（《我的电工朋友》）。更不用说在他以莫须有的理由“被下台”之后，许许多多认识不认识的（如《友情无价》）、本地的外地的（如《回首灯火阑珊时》、《花样年华》等）、交情有深有浅的朋友们（如《做寿》），轻轻的一声问候或者默默的一份敬意（《掌声》），均能拨动心灵深处的那一根琴弦，而且余音袅袅并余波荡漾。
用李泽厚“情本体”美学主张中对鲁迅解读的一段话说：“鲁迅则仍然是中国的‘空而有’的传统，尽管同样困苦、艰辛，但所披荆斩棘的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环境，身旁的是温暖的真挚的挽留、关爱，追求向往的是世事人情的现实花环，展示而珍惜的是由它所开拓出的世上真情。一由孤独、恐惧而追求有魅力的死亡和苦难，一由眷恋、感伤、了悟而承担具体的现实，走向的是多层次的世俗生存和人间情爱。”（《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问答[2008]》）坦率地说，这样的“情本体”代价似乎真的有点大。当然，俞月亭的《烟消云不散》并没有多少“孤独、恐惧与追求有魅力的死亡和苦难”，但确实多有“多层次的世俗生存和人间情爱”。也当然，鲁迅的“彷徨无地”含有更深层次的精神痛苦，俞月亭所遭遇的毋宁说是现实生存层面的诸多困惑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扭曲——而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精神痛苦抑或精神扭曲，其实均跟我们的生存结构本身的问题紧密相关。
根据笔者跟俞月亭的一些有限交往，就深知其不仅是个书生，而且是个能人；是个才子（打小就有多方面天赋，若往美术发展可能就是个出色的画家，如若专心致志于编剧就可能成为个不会太弱的剧作家，但因为终于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缘故，终生又跟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详情均可参阅《古稀回眸》），还是个学者。说实话，这几重身份加在一起，在我们本土的现实中确实容易出现麻烦：比如说才子吧必定心高气傲，书生吧自然书生意气，学者吧就总有点思想，然后就总想干点事情，再然后在我们这个特有的社会-政治结构里面混个一官半职，注定仕途坎坷。《烟消云不散——我的内部档案》一书，其实就是其一生注定坎坷而又文采风流的个人真实写照。所谓“档案”也者，并非像吴法宪、邱会作他们同样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那样，带有某种解密性质或者涉及诸多历史真相，可让人们在话语与文本的双重去蔽过程中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如前所述，俞月亭的“内部档案”首先是个人史、心灵史意义上的档案，其次才曲折地折射出了社会史的意义。
因为是个能人，所以俞月亭在担任福建电视台台长的四年期间，往大里说是应和当年如火如荼的“改革形势”，往小里说，至少当年他在全国电视系统创造了多个“能人模式”。《新闻半小时》不用说，当年家喻户晓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更是个典型。尽管“舆论监督”和“电视市场”，在新旧世纪之交或者新世纪之后（尤其是有了网络的“公共舆论”以及私人电视和文化传播公司普及之后）看似颇为稀松平常，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多电视台筚路褴褛不说，人们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基本还处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状态。因此，福建电视台《新闻半小时》开播期间，不仅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而且主持人还获得了相当高的荣誉，用俞月亭自己的话说：“‘新闻半小时’不仅开创了全国电视台新闻舆论监督专栏的先河，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半年后全省信息员调查全台专栏节目，它独得四项冠军，年终全省观众投票评选优秀栏目，它又名列前茅，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作过专题介绍，全国有十多个电视台和新闻部派人来了解情况，翻录节目带回去研究，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还拿它做教材给学生讲课，‘新闻半小时’专栏组多次受到省领导的表扬，专栏主持人还被团省委推荐，作为全国唯一的新闻工作者，由团中央在1989年‘五四’青年节上表彰，并荣获‘社会监督标兵’和‘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古稀回眸》）可时隔不久，可谓“冰火两重天”，“刚刚受到团中央表彰的‘新闻半小时’主持人，不但被赶出电视台，还被开除了党籍，清除出新闻队伍。还好，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他几年前已当上了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即新闻台）的副台长，比在福建台时更受重用。”（《古稀回眸》）这就好比“戊戍六君子”被慈禧砍了头，可过了不是太久，所谓宪政体制改革又恰恰是由慈禧一手推动道理相同，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但问题肯定不仅仅在于“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比如说慈禧已经在推动宪政体制改革了，为什么清王朝还是灭亡了？如果仅仅怪罪革命党，恐怕也很难说得通。也许，更加需要追问的应该还是我们的生存结构本身，或者换句话说，俞月亭所创造的那些能人模式是否真正行得通？
再说更典型的《聊斋》能人模式，仍然用俞月亭自己的话说：“我们拍《聊斋》的目的是两个：一是改变福建台电视剧制作落后的面貌，繁荣荧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二是探索一条小台穷台在缺人缺钱的情况下发展电视剧创作的新路。”（《忆<聊斋>》）而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获得巨大成功，依靠的是另一个能人李栋：李栋原本只是个三流作家（请原谅并宽恕我对已逝者的不恭），但因为他曾经获得过“半个”（与人合作）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尽管其获奖作品《彩云归》以意识形态性取胜而非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不能不说的是，那会儿的全国文学奖还是有点含金量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的作家、剧作家、出版社、电影厂以及演艺界等均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同时筹钱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几乎一样强，之后神通广大的总制片刘大印的加盟，更是使《聊斋》录制总部如虎添翼（尽管“一山容不了二虎”后来两人的矛盾闹得有点不可收拾）。《聊斋》系列剧开拍伊始，即由宁德、上海、江西、山东、四川等多个剧组呈扇面展开并立体运作，同时采取“套拍——‘有偿服务’”（比如由地方政府出钱拍“聊斋”，电视台为地方政府拍宣传片等）、“分批”（第一批“聊斋”拍完播出并与兄弟台交换播出造成声势，之后打入包括日本和台湾在内的国际音像市场，一待资金回笼即投拍第二批等）、“研讨”（主要抓质量，不同层次的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召开多次，而文怀沙作为文学顾问即总是飘逸现身于这些多层次的研讨会上的）乃至“聊斋精神”的多层次阐扬等。遥想当年，福州盛夏时节大街小巷传出的《聊斋》主题歌：“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可谓余音绕梁，满街久久回荡（有意思的是，大概这个主题歌影响太大了，俞月亭“被下台”之后其后任为了贪天之功为己有，据说后来在全国各地继续播出的《聊斋》系列不仅被删去了片头更是被删去了主题歌），就能大致可见当年《聊斋》播出盛况。由此也足以说明俞月亭在创造出了一个《新闻半小时》的“能人模式”之后，又创造出了一个影响更大的电视剧生产和制作的“能人模式”。“1989年10月21日，在第二批15部25集《聊斋》新剧于全国播出前夕，福建电视台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聊斋》观摩研讨会……在这次观摩会上，我和李栋介绍了《聊斋》工程从录制缘起到录制过程中的大致情况，经济运作策略、生产方式，以及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等，放映了纪录片《聊斋》工程进展情况的专题片和《鲁公女》上下集。大家听介绍、看片子都非常认真，对我们的努力和成果表示肯定和赞赏，尤其是对电视剧生产方式的探索以及艰苦奋斗的‘聊斋精神’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也是在这次观摩会结束后，国家广电部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电视台分管文艺和电视剧的副台长阮若琳将摄制《三国演义》电视剧的任务交给了福建台，并且说，她一直想找一个电视剧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典型，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现在总算找到了。”（《忆<聊斋>》）
如果不出意外，俞月亭的“能人模式”就很可能会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恕我直言，在中国这块有着特殊文化传统的土地上，历来讲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所谓“三才”，缺了哪一项就都可能出现断裂乃至夭折。我曾听到过不少当官（甚至是高官）的朋友说，在中国要做事情尤其是想做大事情，就得当官还得当大官。很遗憾的是，这些当了官甚至是大官的朋友，到头来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真的做成什么事情，更别说是大事情。这些朋友大概没有想到，官场险恶仅仅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则是中国官场有着自身特殊的运作逻辑，一旦陷入这种逻辑中去，不要说做事情，就连起码的是非都说不清。俞月亭其实就是一个典型。按俞月亭自己的说法，他自己是不想当官的(其真实性如何暂且不论)，但俞月亭确实是个书生，确实并不真的了解官场运作逻辑。尤其是他在“被下台”之后，非得要跟有关方面说清是非（参见“附录”中《我这四年》、《关于免职理由的申辩报告》等），但“有关方面”就是什么都不给说，除了同等待遇安排。因为始终说不清是非，又拒不接受同等待遇安排，最后俞月亭就只能当“自由撰稿人”了。不期然，当了“自由撰稿人”之后，他在文学创作上却又取得了很丰厚的成果，仍用他自己的话说：“总之，被免职以后的这十几年，是我一生中创作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居然写了约200万字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以往四十来年的成绩。”（《古稀回眸》，以下引文除了另注外均出此文）当然，也包括我眼下已经细读的《烟消云不散》在内。
当然必须指出，首先俞月亭自己是个能人，不然他就不可能去创造什么“能人模式”。如前所述，因为书生意气，不说“挥斥方遒”（的套话）起码就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而实际上，无论是他早年供职于《青海日报》、《福建日报》还是后来供职于杭州大学和福建电视台，均大致如此。当大学老师的时候，他不仅是民国杰出新闻人邹韬奋的研究者（光研究专著就出了三本：《韬奋论》、《韬奋论编辑工作》、《韬奋写作技巧研究》），而且韬奋的报人风骨以及新闻精神显然已深入到了他的骨髓（不然难以想象，他后来会去推动《新闻半小时》舆论监督类电视栏目的运作），而在筹建杭州大学新闻专业（附在中文系）的时候，就“想入非非”居然办起了“西湖通讯社”，尽管也惹得浙江省委宣传部不高兴，但还好没惹出什么事情，而学生们也得以按俞月亭的主张如期进行操练：“我认为新闻工作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如能在学习阶段增加采写编辑等方面实践机会，对学好本专业和其他课程以及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一定很有帮助……”（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他还延伸到了任福建电视台台长之后《新闻半小时》栏目创办之前的电视台内部定期举行的“电视理论研讨会”当中，尽管也夭折了）更有甚者，在抓新闻教学的同时，又蠢蠢欲动要兴办新闻出版学院，理由是：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新闻出版界原来那一套管理办法不行了，而新型的经营管理人才奇缺；“除教学以外，还可以成立一个新闻出版研究所，办一个实习出版社，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如有赢利，还可贴补教学经费的不足……”。此事上报后，照例省委宣传部长不看好，不料却惊动了来杭州开会的大人物胡乔木，同时还意外地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局领导的支持，甚至提出可以跟他们合办新闻出版学院，“毕业生出路问题可由他们解决，他们还可以组织全国出版社在职干部分批到学院培训，而且帮我们建一座教学大楼，每年还可由他们提供100万元资金，并提出凭借杭州国际旅游城市的优势，把杭州办成国际出版中心。”前景美妙归美妙，但除了“天时、地利”还要“人和”，本来人家宣传部长就不乐意（新闻出版总局感兴趣也不灵）,因此拿着鸡毛当令箭，假借胡乔木“信中‘先办专业或系’一句，明确‘指示’我们分三步走，‘先办专业’，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办系和学院。我们将这情况告知出版总局，总局却没有兴趣了，他们说，如果办成相对独立的学院，他们出钱盖大楼，这大楼是属于学院的，他们参加联合办学，他们也有职有权；如果只办专业，只能附在别的系里，不但规模太小，跟他们也没有多少关系了……”当然，前景更美妙气魄更宏大的是拟拍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和拟建“东方电视城”，而且如上述阮若琳所给的“东风”，甚至“万事具备”：五位剧作家（张天民、张笑天、毕必成、于力、苏叔阳）100集的《三国演义》改编剧本不仅全部完成，而且由录制总部联系海峡文艺出版社赶在两个月内印制出版了5本150多万字的《全本三国演义电视剧本集》，“与此同时，日本东和影视公司也开始筹集资金，并联系好了几家愿意出钱的大公司。按照当时国内制作电视剧的高标准制作经费计算，日方出的资金只需一半或者多一点就可完成100集《三国》的制作（日本的电视剧制作费用比我们高得多），另一半左右则计划趁拍《三国》之机，在福州下属的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区建设一座集影视拍摄、文化娱乐、旅游、商业于一体的东方电视城。”（《忆<聊斋>》）
至于由广电部副部长王枫牵头、阮若琳领衔国内一帮所谓电视权威参加，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84集《三国演义》的拍摄和播出，那是后来的事情了。用俞月亭自己的说法：“《三国》告吹，东方电视城的设想自然也泡汤。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我们真的是吹了一个大牛。”其实这跟吹不吹牛的关系不大，也许俞月亭太过于沉溺个体心灵档案的纪录了，所以才有此说法——在我看来，《烟消云不散》心灵档案的意义，更在于能够触发人们思考社会史意义乃至政治制度史的意义。还是社会理论家王焱先生说得好：“现代化深层上是要开发个体的创造性能力。秦汉政制模式，如果从正面说，比较注重社会稳定有序；从负面说，这一政制由于与民争利，结果让官民时常处于对立地位，并且除了腐败外，其最大问题是严重扼杀了个体的创造性能力。”（引自《社会思想视角下的中国问题——刘苏里对话王焱》）暂且不予讨论王焱先生的关于“秦汉政制”的一些精彩揭示（如：“这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人说是中国奇迹，并且热衷于总结“中国模式”。要说“中国模式”，我觉得最大的模式其实是秦汉政制结构这个模式，连毛那么目空一切的人也还是说“百代都行秦（汉）政制”，所谓“秦汉政制”，就是以科层官僚的组织体系覆盖社会的全部领域。我们其实还没跳出秦汉政制这个模式去”等），特别让人警醒的是：“秦汉政制”对“个体的创造性能力”的无情扼杀。而上述俞月亭所创造的“能人模式”，早一天晚一天被扼杀那几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跟特定时空中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有关系，但却未必就是必然的关系。如果一定要给个勉强的解释的话，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问题有欠，阴阳五行的排列组合出了问题。
实际上，真正的必然关系是：“能人模式”的运作逻辑跟中国“秦汉政制”的官场运作逻辑的必然冲突和南辕北辙。从俞月亭不断创造的大大小小的“能人模式”的先后夭折，就可以分明看到这一点，从俞月亭创造诸多“能人模式”的前后所有经历中更是能够让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再以俞月亭出任福建电视台台长前后四年为例，其能人意识几乎可以说是一正式上任即被释放了出来的，比如说抓钱抓节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电视台是个小台、穷台——不抓钱经费紧张，不抓节目整个台的档次根本上不去，更不用说影响力和知名度了。抓钱的最便当办法自然是抓广告，抓节目的办法则首先必须抓“定位”：比如福建当年地处“海防前线”，对台节目理应是重头；又比如抓新闻、抓电视剧，新闻和电视剧则是电视节目和所有电视台的基本品牌和主打。用当年流行的套话说“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可要改革首先的问题无非是“制度”和“人”。而俞月亭所不断创造的“能人模式”，从根本上说所遭遇的问题也始终是“制度”和“人”。《新闻半小时》节目无须再说，一样影响甚大甚好的《海峡同乐》节目，其在此基础上所组建的“对台部”，跟他当年所曾组建的“西湖通讯社”和所欲组建的新闻出版学院一样，是“黑社”、“黑院”和“黑部”（《“黑部”》）。关于“人”的问题，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有几个人大家公认很有才华，只是因为不大听话或有某些缺点或爱出‘鬼点子’，而经常被某些领导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长期搁置不用，我想把他们用起来，又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有的领导还一再向我提出警告。我顶着各方压力把他们用起来了，有些人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找岔子进行攻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政几年中成绩突出的几件事情，例如‘新闻半小时’、《聊斋》电视系列工程和广告等，就是在这几个人主持下干出来的。因为我要在电视台推行改革，加上我的书生气……”
若加细究，甚至可能也还不是“书生气”不书生气的问题，干脆说就是“无才便是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某种民族文化性格们所构成的“无物之阵”的缘故。一如历史学者黄仁宇所发明的“潜水艇夹心面包”概念的内涵界定（尽管对其关于“潜水艇夹心面包”的相关延伸说法，如所谓国民党已经“改造了上层”、共产党已经“改造了下层”等，笔者并不太以为然，但其对“大历史”的归纳分析仍还是让人赞赏）：“上面一块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黄仁宇：《大历史》）这是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造成的，你如果非不想简单一致，你就可能被“枪打出头鸟”，而且“枪打出头鸟”的方法花样百出。比如说你电视台抓广告搞“创收”，我“转播台”就可以在你插播广告的时候把广告拉下让屏幕出现大量“雪花”（《“拉广告”事件》），这不仅让人想起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的“窝里斗”的一个例子：你眼看就要发射原子弹了，但他出于“内斗”的需要可以把原子弹上的某个螺丝钉给拆了；又比如，因为某电视剧内容涉及当年地下党组织和它所属的省边区特委组织之间的一段公案，又因为这一段公案中涉及的某些重要人物尚健在而显得敏感，分管电视剧的副台长曾毓秋表面应承决定投拍的（台长）背地里却又不断地拆台，并最终使“通向黎明的路”（电视剧名）在上下左右为难之中夭折（《通向黎明的路》）。当然，最有效的整人办法无非还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在《聊斋》系列剧录制期间有李栋的二者被风传兼而有之（《忆<聊斋>》），在《聊斋》之后也有俞月亭的所谓前者问题，并被反贪局请去“喝茶”：还好反贪局是真客气地请他吃了饭，并说我们本来没有查的意思，是你们广电厅要求查的云云。（《海哥》）
综上所述，我们大概已经可以领略到《烟消云不散》的社会史意义乃至政治制度史的意义了。那么很显然，“秦汉政制”所始终张扬的以科层官僚的组织体系覆盖社会的全部领域，实则构成了“能人模式”的最大威胁。坦率地说，俞月亭所提供的还仅仅是文化领域的“能人模式”个案，实际上，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思想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等许多领域都可能存在能人模式，但因为缺乏起码的制度性保障，就只能无奈地经常性地流失于种种“无物之阵”之中。究竟何为制度性保障？唯有法律，唯有法律下的自由。在“秦汉政制”的特有状况之下，古已有之的对社会的全部领域的覆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如此，到了眼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说能人和“能人模式”的个体创造性遭到扼杀乃题中之义，其更严峻的衍生物——与民争利必然官民对立、腐败盛行导致跟历代土地兼并相似的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贫富差距空前严重）等，以使市场经济改革遭遇到了空前瓶颈。借用许成钢教授的话说：（为了中国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必须要改）“体制问题不解决，这些结构问题写在十二五规划里是否能得到解决，我持基本的怀疑态度。”（引自《港大教授曝中国GDP真相：在世界绝对地位还不如1913年》）也即“秦汉政制”的症结——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必须向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结构的宪政体制转型，才是“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假如不是如此，我们还不仅是稳定、发展的问题，而且更是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问题。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既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人才涌现更不会有个体创造性的自由，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
回到美学的话题上来也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永远也走不出金观涛等所曾深刻揭示的“兴盛”与“危机”（也即“秦汉政制”）内在循环的“超稳定结构”怪圈（可参阅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情本体”理论的现实代价就不能不说确实是有点大了。尽管“文章憎命达”，比如说俞月亭便也是“被下台”之后真切地感受到了苦难的心理历程，才使得他下笔如有神，文章写得很动情也很动人——但是，这种动情和动人毕竟是能人所遭遇到“能人模式”之殇所做的回肠衷曲以及无奈挽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散文创作在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以降，有晚明小品一脉，有英国幽默小品一脉，之后又有解放区文学的“报告、特写”另一脉；新时期文学以来，抒情散文经过一段滥情之后有所反思，幽默散文逐渐复活，之后抒情与审智散文互渗又重获新生，倒是“报告、特写”式散文屡遭诟病。但艺术创造的事情总有例外的时候，俞月亭的散文创作显然就是个例外。其总体艺术特征还是以“报告、特写”为主，毕竟是新闻系毕业并且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尤其是特写的功夫颇为到家。如前所述，对人物的刻画常常是几个细节便能颇为传神，加上情真意切，“人间真情”之流露颇为浓墨重彩，艺术感染力也着实不弱。当然，与其说我是叹息俞月亭的“人间真情”的代价确实有点沉重，不如说是我自己对我们的生存结构的某种不满意。但我很清楚，（李泽厚）“情本体”理论的美学价值毕竟不容怀疑，因为：除了文学有文学自己的方式之外，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表达；个体心灵的安顿毕竟还是需要“存在之家”，至于这个“存在之家”究竟为何，则大可见仁见智。
——2011年7月8日完稿，1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