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纳斯·施瓦布达博士是奥地利籍的欧洲议员。今年5月,他应中联部邀请随欧洲议员代表团访华,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交流。6月10日,他在维也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施瓦布达博士说,他曾多次访华,但此行仍收获颇丰。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非常明确和强烈的政治意愿,要把中国建成世界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其实,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经是世界经济强国。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这与欧洲人否定过去,重新开始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式思维”的最大战略优势是向前看,主要精力放在讨论明天,而不是纠缠昨天。当然,在讨论明天时,并不避讳昨天留下的问题,如贫困群体、农民工等。

“在与各级共产党的领导人交谈时,他们不突出意识形态,而是强调执政为民,要倾听人民的呼声,要体会人民对政策的感受。中共对民生的重视超乎我的想象。北京、上海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在短短十几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出乎我的预料。”

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欧洲用200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只用了30多年。这么快的速度,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造成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中国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但面对如此强烈的冲击,出现种种社会问题是正常的。在北京、天津,离开下榻的饭店走一走,就能见到传统的庭院式居民区。傍晚,人们在街上下棋、打牌、聊天,邻里关系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那些高楼林立的新建居民区,虽然绿地比原来多了,原来那种邻里关系却不见了。

中国领导人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可以说,邻里关系是和谐社会的细胞。施瓦布达博士曾长期担任维也纳副市长,负责城市规划和建设。他认为,城市住宅小区应适当增加公共活动空间,不一定非是绿地。公共活动空间是维系邻里关系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参与、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

他认为,和谐社会建设不能自上而下,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尤其在城市。从西欧国家的实践看,社会参与有不同层面,最重要的是工会与雇主。工会每年会代表工人、职员、公务员等不同劳动群体要求雇主增加工资,雇主则会尽量压低增幅。政府一般不介入劳资谈判,一旦谈判破裂政府才出面调解。政府的建议会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和通货膨胀因素,并要求劳资双方承担起社会责任,互作让步。只要双方承担起社会责任,虽然也会出现罢工等现象,但社会仍能维持稳定。

社会参与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名目繁多的协会,它们是遍布社会不同部位的“气阀”。协会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在国家立法过程中,将民间和业内的意见带进立法程序;二是在立法后,向那些仍持反对意见的人作出解释。施瓦布达说,这些社团对维护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如果“气阀”太少或不畅,就会导致少数群体或个别人的极端行为。他访华时了解到,共产党计划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这是好事。

同样,加强法制建设也能推动社会稳定。欧洲的问题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过分。如果政府行为导致房地产价格下降,国家要给补偿;如果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则收益全部归房地产所有者,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状。欧洲在大力发展铁路和公路建设阶段,也颁布过强征土地的法律,有过统一补偿标准。中国的封建历史很长,皇帝不想受到法律约束,阻挠法制意识的传播。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令人瞩目。

就业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年轻人就业。青年人的失业率高了,必将导致社会动荡,在西欧、在北非、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在能源、资源日益趋紧、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照搬欧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依靠创新来实现。中国还有很多人没有脱贫或缺少社会保障,中国领导人强调,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人权政策目标,我完全同意。

施瓦布达博士表示,中国的发展不可逆转,早已是欧洲广泛的共识,欧盟将继续与中国积极对话。在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对欧元的支持,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对欧洲的重要性。欧盟正在准备新的对华战略文件,将以气候变化、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人权对话等为重点。该文件将对欧中关系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发展欧中关系不是为了“联华抗美”或“借欧抗美”,而是符合双方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是欧中关系能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方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