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目前的学术界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针对普遍存在的“忙碌浮躁”、“破坏性解构”、“社会科学无用论”和“学术刊物市场化”等问题，作者指出：（1）学术竞争不等于“市场竞争”，而是思想创新、思想分量与思想内涵的竞争。“拯救学术”的实质就是要“拒绝忙碌”。（2）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包装和教条化理解进行解构，是为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一并解构掉。（3）理论的功能寓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中，理论是对现实的提炼，是在本质上把握现实——没有本质就没有深刻。（4）市场能够裁决什么东西有利可图，却不能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下。当下学术刊物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其价值的真伪和数量的多少，而是在于“学术标准”的裁判角色发生了混乱。
关键词：学术竞争 解构 理论与现实 学术刊物 学术标准
本文之所以名之曰“学术忧思”，是因为所及问题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且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对当下的学术风气实在不敢恭维；之所以追加一个“备忘录”的后缀，是因为按我的本专业（经济学）来衡量，本文多半不符合眼下通行的“学术规范”，更入不了当下的“学术主流”，故只好妄称“备忘”而已。个人的孔见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过也算是“言由心生”的有感而发。借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是为题解。
忙碌与悠闲
如果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堕落”未免有失公允的话，那么坦率地讲，每当听见有人说“学术是社会之公器，学者是社会之良心”，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我就哭笑不得，我就悲从心来。何也？看看我们的周围：急功近利、抄袭剽窃、克隆复制、钱学交换、权学交换等等被称作“学术腐败”的现象，在学术界已然成为一种“常态”，一种“生态环境”，一种“生存之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奢谈什么“公器”、“良心”，岂不是有些“做秀”抑或“自作多情”？多少学者和教授殚精竭虑、穷其一生，如果所做所为对学术发展毫无意义，这不是堕落又是什么？
在一池污水中，你打不出一桶清水。学术界某些人的堕落固然与社会环境有关，但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的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术管理体制逐渐打破了学术问题“意识形态泛化”的束缚，学术创新在广度和深度上获得了极大的拓展，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我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游戏规则的泛化，目前我国的学术管理体制正在形成一种“市场拜物教”的导向，这种导向严重地歪曲了学术“竞争”，以为学术竞争就是让学者们成为忙忙碌碌的逐利者。在如此强势的市场导向下，学者成了小贩，教授成了商人。似乎只有忙忙碌碌，才是学者们的出息。于是乎，不少学者整天腋下夹个大皮包，在天上飞来飞去，在地上跑来跑去，在镜头前晃来晃去，出入于宾馆饭局，奔走于权贵之门，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学者的职能是“思”，而不是“忙忙碌碌”。肉体忙碌了，思考也就停止了。不要以为“忙忙碌碌”就是“勤于思考”，其实，忙碌的学者早已“心为物役”，所思所想都是蝇蝇苟苟的一地鸡毛，哪还有学术探索的激情和好奇心。思想的天敌是忙碌和浮躁，忙碌和浮躁是双胞胎。学术要拒绝浮躁，就必须远离忙碌。只有在悠闲的环境中，学者才能去“思”。孤独出智慧。
悠闲不是懒惰，不是无所事事。我所说的“悠闲”，是指尽可能地使学者免除与学术无关的俗事和杂事，为学者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悠闲当然不等于勤于思考，悠闲也并不是要拒绝走进生活和实践；但就我的体会而言，思想的勤奋必须以悠闲为前提，忙碌的学者多半是思想的懒人。然而，我们的某些行政管理者似乎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学者若不像他们一样忙碌，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好逸恶劳；若不假以生存的“压力”和市场竞争的“眼色”，学者就出不了成果。在一片忙碌的热闹氛围下，学术行政化、衙门化、公司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学术就成了毫无生气的一潭死水。但是，学术竞争不等于“市场竞争”，更不是“金钱”的竞争。学术竞争是思想创新的竞争，是思想分量与思想内涵的竞争。其实，学术创新毕竟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不是种“老玉米”（今年种下去明年就必须有收获），学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不是“批量生产”，能够“批量生产”的东西决不是学术创新。学术成果与企业产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独创性和原创性的，后者是可重复和批量的。思想的本质是“问题意识”，是“创新”，不是“重复”和“批量生产”。创新岂能“批量生产”？一旦学术成果可以“忙忙碌碌”地批量生产出来，这些“成果”就只能是低水平重复。
在这个很势利的年代，“活着就是意义，生存才是硬道理”已然成了一种人生哲学。即便是在远离世俗的学术界，问题中人、性情中人、孤独中人也已寥若晨星。如果以“社会公器”和“社会良心”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的学术界的确到了应当“拯救”的地步了。拯救的过程，也就是学术去“三化”（行政化、衙门化、公司化）的过程。面对积重难返的态势，学术界的制度建设和道德提升的任务自然十分艰巨。不过在我看来，不论是制度建设还是道德提升，“拯救学术”的实质就是要“拒绝忙碌”。拒绝忙碌就是拒绝浮躁，只有拒绝忙碌才能保护思想的激情不至于被“心为物役”的浮躁迅速磨灭，才能给学者们“从容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正因为如此，私心以为眼下风头正盛的“量化”管理制度设计（规定学者每年必须完成多少数量的论文），恐怕已经步入了严重的误区。把学者“当猴子来看管”，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学术，只能导致大量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且多半是“低水平重复”。为了满足数量的要求，学术创新必然异化成抄袭剽窃和克隆复制——在量化管理的标准下，想不抄袭、不复制恐怕都不可能。用行政化、衙门化、公司化的办法来管理学术，除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假学者”、“伪教授”，以及规模和块头越来越大的“学术泡沫”外，我实在看不出它还有什么积极作用。
解构与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进行反思和解构。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是与建构(construction)相对应的概念，具有向传统的教条和权威展开批判的内涵。“解构”并不是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包装和教条化理解进行解构，是为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一并解构掉。这是一种建设性的解构。改革开放20年多来，我国学术界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比如有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国特色、“三个代表”、小康社会等等理论），无不与这种建设性解构有关。然而，虽然解构是创新的基础，但解构未必创新。若为了“解构”而“解构”，那么解构之后就只能是碎片，剩下的是一地鸡毛。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精英收获的就是这样的“碎片”和“鸡毛”。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解构。
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大致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为回归“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步是用“市场经济的现实”来解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推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打入乌托邦；第三步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进而从根基上颠覆马克思主义。客观地讲，如果说解构的第一步还具有“建设性”的话，那么从第二步就开始，这种解构就暴露出了其“破坏性”的真实意图。当传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被解构之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推论就成了解构的下一个对象。现实是大多数人的安身立命之处，用现在来解构未来，意味着在理论博弈中总是当下的强者，其胜出的把握自然符合“经济人”的算计和预期。事实上，大凡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推论的解构，其依据都离不开当下“经济人”这个活宝（张五常自诩用“三招两式”就驳得马克思“片甲不留”，可谓典型）。在“用现实解构未来”大获全胜之后（其实这种“全胜”十分可疑，对此我已有专文分析①，不赘述），新自由主义便力图将战果扩大深化，“用现实来解构现实”成了学术界的显学（只是此现实不是彼现实，前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眼中的现实；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眼中的现实），这种解构在以下两个实例中颇有代表性。
一是关于“发展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外延的扩展、脑力劳动的地位与比重的不断提高、科技和管理的创新劳动的意义日趋凸显等等现实存在，要求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原有的个别观点、结论作出新的认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精英的骨子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真实用意是要解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分析。然而不知是缺乏学术真诚还是直面马克思的勇气不足，新自由主义居然想发展出一个“没有剥削的劳动价值论”。于是一场以“发展”为名的围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喜剧鸣锣开场了。可笑的是，这个喜剧以轰轰烈烈的气势开场，最终却以无疾而终的结果收场。为什么马克思的“现实分析”难以被解构？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仅仅是对现实的刻画和描述，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比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更本质、更深刻。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他们的先辈们在殚精竭虑地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分析”而一无所获之后，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解构“劳动价值论”的努力。比如，马歇尔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谈价格，至于价值，对不起，无可奉告。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价值”面前保持了惊人的沉默，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在我看来，这种沉默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学术自信的蔑视，倒不如说是面对劳动价值论铁的逻辑时的无奈。然而，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一旦这种解构泛滥成灾，“发展劳动价值论”也就异化成了庸俗经济学的集体表演（比如“效用价值论”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只不过这次表演披上了与时俱进的外衣，其坐念唱打仍是当年庸俗经济学的那套路数，并无多大长进。
二是关于“公平”。为了标榜自己是“大多数人”的代表，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煞有介事地祭起了“公平”的大旗。尽管这很滑稽，却也说明他们毕竟对“损不足补有余”的政策主张缺乏道义上的底气。然而，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破坏性的解构之后，新自由主义并不知道自己应身处何地来完成他们的“公平”任务。比如，在贫富悬殊日益凸显的今天，新自由主义者时刻挂在嘴边的“人权”、“公平”就象堂•吉可德挥舞的长矛，其荒谬之处就在于：他们毫不吝惜赐给弱势群体以话语权利，至于支撑话语权利的经济权利（这才是人权和公平的基础和根本），则是不能也不愿给与的。于是，所谓“人权”、“公平”在他们那里只是说说而已，人们大可不必当真。一个众所周知的疑问是，在“人权”和“公平”的诉求越来越成为强势话语的全球化世界，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弱化了吗？两极分化收敛了吗？无需多高的智商，只需常识就可明白：没有经济权利垫底，人权和公平等于零！更可笑的是，本来“私产入宪”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依据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展开的必然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却硬要把“私产入宪”的必要性与保护穷人的权利合二为一，殊不知“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① 诚然，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使命，保护和发展“合法的私有财产”是我们今天的任务。但是，学术界没有必要用“保护穷人权利”来为“私产入宪”提供理论合法性。这种做法既不客观，也不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② 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样的刻画同样适用。
尽管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是“自说自话”（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但这种“自说自话”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却不可低估。正是在这种破坏性的解构下，对“规范化”的强调成了一种文字做秀；对“形式化”的追求堕落成一种“皇帝新衣”式的愚昧表演：表演者“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③，可怜的听众们却诚惶诚恐地频频点头，因为谁也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更可悲的是，在解构了“真实”和“本质”之后，看见皇帝没穿衣服的人也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瞎了眼，或者是不是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其结果就是学术界的“集体失语”。至于对“学术性”的追捧，如果不是确认自己精英身份的名片，那也不过是“马尾巴的功能”般的鸡零狗碎；还有所谓的“与时俱进”，除了制造出与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多大区别的文字垃圾外，剩下的就只是一堆连作者自己都有“阅读疲劳”的虚无。问题在于，这种情形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的一种病毒复制，体制中人几乎难以幸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显性或隐性的带菌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批判旧哲学是“郎福德式的淡而无味的杂碎汤”，当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熬出来的不就是这样的一锅“杂碎汤”吗！
或许不应讥笑当下学术界的鸡零狗碎，一旦市场经济成了供奉在学术祭坛上的“圣物”，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和“鸡毛化”也就势所必然。或许也不应当过于苛责学者们，倘若“市场神话”已不容解构的话，学者们如果不去捣鼓“鸡毛”和 “马尾巴”，又凭什么当专家评教授混博士呢？恐怕也只有在“鸡毛”和“马尾巴”上才能找到研究的“灵感”和“创新”的空间了。问题在于，在破坏性地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和本质分析之后，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市场经济又何以可能呢？
有用与无用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社会科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提问的背后，其实是对“理论”存在合法性的深深怀疑。因此，“社会科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理论有什么用”的问题。标准答案通常是：理论有两个功能，一个在于说明“是什么”，另一个在于“预测”。但这个标准答案恐怕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大多数人眼里，理论其实没有什么用。在当下人们的心目中，有用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实，是“现在、而今、眼目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具体的个人来说，社会关系就是当下的现实关系。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在“现实中活着的人”看来， “现实的”才是有用的，“不现实的”就是没用的。换言之，“有用性”构成了现实的一般品格。于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散发着一股实用主义味道的“潜规则”，也就成了今天人们衡量有用与否的标准。
除了运用型的技术外，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是不“现实”的，由此被人们视为“无用之物”，也就不奇怪了。可见，对理论作用的怀疑，其实是从实用主义逻辑出发的必然结果。要回答“理论有什么用”，就必须回答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面对“理论有什么用”的发问，我们应当反问：“什么是有用”，“有用”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有用的标准是“吹糠见米”的实用主义，是“现在进行时”，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吧。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我想，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
其一，理论与现实不能等同（矛盾），二者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虽然“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语），但意识毕竟不能等同于存在。从实践论的角度看，理论的指导意义往往必须通过政策作为中介。如果以为二者可以等同，要么就是把理论混同与实际工作中的政策，要么就只有取消意识与存在的界线。
其二，理论与现实有联系（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现实是理论的土壤和源泉，理论脱离了现实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现实的支撑的理论是伪理论；理论是对现实的提炼，是对现实的本质的把握——没有本质就没有深刻。
由此看来，现实不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就永远处于原始的肤浅状态。理论能使我们对现实的把握达到本质、提炼、有序、深刻的境界，没有理论，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就只能是现象的、粗陋的、杂乱的、肤浅的。这就是理论的用处，换言之，这也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
当然，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伪理论玷污了理论的名声，教条主义的理论也曾让我们深受其害（对此的检讨属于另一个话题），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并时常保持警惕。但是，这并不能坐实了“社会科学无用论”。就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和解释力而言，问题不仅在于其理论应如何发展和创新——这是不言而喻的，更在于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在许多人看来，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称之为“科学”，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了。可悲的是许多以社会科学为职业的人，说起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常常会底气不足。
就“科学”的一般规定来看，一门学问之为科学，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1）研究对象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进而言之，虽然研究主体是主观的，但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决定了主体具有能够把握对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能够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以此为标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主客体的区分清楚），研究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的，其科学性自然十分明确。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以下的特殊性：（1）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界、自然现象，而是人、社会及其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2）研究结论一般并不是绝对的、精确的，而是相对的、辨证的；其具体结论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在实验室里“重复检验”。
但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并没有消解其作为科学的一般性：第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具有主观性，而且也具有客观性，它具有主观和客观的二重属性。说它是主观的，是因为人的世界充满了“自由意志”，其行为和现象体现着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说它是客观的，是因为人的世界仍是一种“客观存在”，其行为和意志必然要受到客观条件（自然的、社会的）的制约。前者决定了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性，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决定了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般性，以此表明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第二，虽然社会科学的结论在微观、短期、静态的层面上一般难以“重复”、“验证”，但在宏观、长期、动态的层面上却是“可重复”、“可验证”的。比如，我国今天正在经历的 “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世界正在面临的全球化，“重复”或“验证”了社会科学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诚如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再比如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资本积累与两极分化等等理论，也已经并仍在为历史所“验证”和“重复”。
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并不否定社会科学在本质上的科学规定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它不是“自然”的科学，而是“社会”的科学。如此而已。前不久，中央3号文件再次强调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我觉得非常有针对性。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下，“社会科学无用论”（尤其是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在当今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尽管“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当下重新确认“社会科学有什么用”，看来实属必要。
投入与回报
学术刊物是学术的载体。办学术刊物是一种投入，按市场游戏规则，这些投入都可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比如编辑费、印刷费、稿费等等）。问题在于：（1）这些投入应不应当获得回报？（2）这些投入应当获得什么回报？
先看第一个问题。一般说来，任何投入都要求回报,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下更是如此，学术刊物也不例外。如果办学术刊物的投入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种投入就是一种“无效投入”，一种浪费，这种刊物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些投入理应得到回报，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就只是第二个问题：“这些投入应当获得什么回报”？更具体说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回报”？
通常说的衡量标准有两个：一曰“经济效益”，二曰“社会效益”。在学术刊物中，有一部分属于应用学科，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这类刊物离“物质基础”、“现实生活”、“市场”、“金钱”最近，因此，用“经济效益”作为其“回报”的主要衡量标准，恐怕不会有太大歧义。但是，在学术刊物中有不少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它们往往离“市场”和“金钱”较远，这倒不是它们故做清高，而的确是由于专业对象、研究方法决定了它们不得不“清高”。从事某项专业研究的学者毕竟只是人群中的少数人，所以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总之，对于大多数学术刊物而言，“有限的需求”是其与生俱来的特征。
不必讳言，若用“金钱”作为其“回报”的衡量标准（通常是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大多数学术刊物还不如不办，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市场供求来看，由于读者群有限，需求有限，发行量有限，学术刊物的存在往往难以与市场游戏规则接轨。在这些“有限”的条件下办学术刊物，无疑是与市场经济对着干。除了极少数外（如《读书》、《天涯》。当然，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但要求所有的学术刊物都办成如此风格，恐怕也未必现实），大多数学术刊物不可能寄希望于“经济回报”，若真要把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或只有走“摊派”和“关系”之路；或只有改变刊物性质，走大众化、通俗化、时尚化之路。也就是说，如果要走市场化之路，就必须登上大众化、时尚化的快车。大众化、时尚化是市场化的前提，一般商品如此，文化产品亦如此。
让学术贴近生活，走近大众，当然是学术刊物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训练的内容也越来越特殊，要求专业性学术刊物都像畅销书一样“可口可乐”，恐怕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硬要把这种“空想”变成现实，那么除了个别“已成俗学的朝市之显学”外，对于那些不能大众化、时尚化的学术刊物来说，市场化的结果必然导致这类刊物陷入进退失据、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其最终的命运只有两个字：下岗。
学术刊物若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兼得，固然是其“回报”的最高境界。然而，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正因为如此，我的孔见是：学术刊物当然要讲“回报”，但这个“回报”不应当是“金钱”，或不应当主要是“经济效益”，而应当是学术的“思想价值和创新”（相当于所谓的“社会效益”），其衡量“回报”的基本标准不应当是“市场标准”，而应当是“学术标准”。学术思想不能与经济效益划等号，学术标准也不等于市场规则。即使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地球村，有些事情也不可能彻底市场化，学术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就学术刊物而言，只有当物质和精神的投入收回了学术思想和创新，而不仅仅是帐面上的利润，这种“投入”才是有价值的，值得的。否则，学术刊物结出来的，就难免是腐败之果，假冒伪劣之果。衡量“回报”的标准都是错的，得到的“回报”必然是怪胎，不是怪胎岂不怪哉？
把学术视为市场的奴婢，固然是“学术标准”得不到应有尊重的主要原因。但是，面对“官大学问大”、“士而优则学”、“官学一体化”的现实，当下“学术标准”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的确令人怀疑。在如此“学术标准”下产生出来所谓“学术成果”、“学术大师”、“学术刊物”，又怎么能让人尊重得起来？正因为裁判角色的混乱（行政权力取代了学术权威的裁判地位），学术刊物的价值、学术刊物的数量普遍遭到了社会的诟病，于是人们强烈要求用“市场标准”来置换“学术标准”。遗憾的是，“市场标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市场能够裁决什么东西有利可图，却不能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下。由此看来，当下学术刊物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其价值的真伪和数量的多少，而是在于“学术标准”的裁判角色发生了混乱。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学术刊物的规模和数量，不过是治标之策；让市场来完全宰制学术刊物，也只能死路一条。如果说 “市场标准”的裁判是消费者，其形成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那么，“学术标准”的裁判就只能是学术界的同行和专家，其形成是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碰撞、争鸣的结果。真正的“学术标准”是值得尊重的，只有规范裁判的角色，重建客观公正的“学术标准”，恐怕才是繁荣学术刊物的真正出路。
作者单位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