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25位领主签订旨在分割君权的《大宪章》的时候，在中国，1215年成吉思汗灭金占领中都（今北京），忙于用武功建立中央集权帝国。

当1787年北美前殖民地的55位绅士冒着费城盛夏的酷暑达成了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宪法时，在中国，乾隆皇帝正忙于审查《四库全书》、寻找诋毁清朝廷的字句，搭建文字狱。

当1946年日本人与美国占领军共同制定日本的第一部民主和平宪法时，在中国，历时八年的抵御外敌之战刚刚结束，内战又全面爆发。

当1949年德国为摆脱纳粹集权统治的后患，制定了堵住纳粹复辟的基本法时，中国的全能政体在消灭了一切抵抗者之后，势不可挡，毛泽东发表“人民民主专政”，红色专政政权从此建立。

当1958年，法国人为探索一条稳定的宪政民主之路忙于制定第五共和国宪法时，中国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跃进”，随之而来的便是带来夺走数千万性命“三年自然灾害”。

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终于回归民主之路制定了后冷战时代第一部民主宪法时，中国的许多理论家们还在继续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教训之一就是苏共修改了宪法中的霸王条款。

以往，中国几乎错过了关注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立宪的机会。现在，新的机遇终于来临。自2002年以来，105位欧盟代表面对美国的立宪者们当年面对的那些问题，制定出欧盟宪法草案。有史以来，破天荒，中国人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冷静地、认真地旁观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立宪活动，来对这一重大立宪实践进行实时的观察和研究。就像观看顶级体育赛事一样，中国人终于有机会看到一次顶级的制宪实况。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而文明的步伐，与每个文明所采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在这一竞争过程中，野蛮的、专横的制度逐步被淘汰，文明的、自由的制度越来越普及。也正是通过一波波的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政体已经在今天世界上的各种政体中牢牢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对一切反自由反民主的政体构成了强大的压力。

不同类型政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优良政体的存续和不良政体的淘汰，如自由民主政体与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政体之间的竞争；相同类型的政体之间的竞争使得各自的政体在演进与试错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改进，如议会制民主政体与总统制民主政体之间的竞争。今天世界上的政体竞争无外乎这两大类型。人类政体演进到今日，几乎任何政体都是通过立宪来确立的。因而观察立宪也是观察政体确立的最好途径。

与西方多种多样、竞相争艳的政体形式相比，数千年以来，中国的政体形式一脉相承，权力集中的大一统是其不变的政体主旋律。这就是君主专制。这种政体在历朝历代之间只有度的变化，没有质的改变。中国的政体演进如此之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数千年的时间内，中国及其周边，没有不同政体的参照物，有的都是专制程度略有不同的君主政体。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实质性制度创新遭到绝对禁止。因而，君主政体与非君主政体之间的竞争无从发生。横向与纵向的君主政体比比皆是，不同版本的君主政体之间的竞争把君主专制推到了极端，使之发展到了极致。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居然有不同于君主政体的其他政体类型。随着其他政体参照物的幽灵出现在中国，随着中国人通过书刊、口耳相传和出洋考察，中国人增加了对其他政体的了解。君主专制政体的好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可见，阻止政体变革的最好办法，是禁锢关于其他政体参照物的知识、禁锢关于制度创新的讨论。同理，推动政体竞争和引入优良政体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对制度创新的研究，充分了解其他的政体参照物。所以，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演进、通过政治竞争推动政治体制变革，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研究其他政体参照物。而观察研究当下的欧盟立宪，其意义正是端在于此。

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对恶质的制度是恶梦，对优质的制度，是天赐良机。没有对手的挑战，自身的潜能就难以发挥到极致。自由社会的价值，在于不同制度、以及关于制度的不同思想之间的自由竞争。对性质相近的制度而言，竞争会是双方都得到改进。竞争构成了一种制约与平衡。竞争是一个有道德含量的词。因此，竞争并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狗吃狗”。西方世界的发达和宪政民主的确立，自其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多种多样的政治类型之间彼此竞争与较量，才促进人类政体的演化，避免了王朝循环，使得更为优越的、更合乎人性的政体形式能够脱颖而出。

2001年12月，设在比利时莱肯的欧盟理事会宣布筹备欧洲未来大会（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负责起草欧盟宪法。该会议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任主席，每个成员国议会派两名议员、政府派一名代表参加，欧洲议会派16名议员，欧洲委员会派两名代表组成。正在申请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也按同样的方式派出代表，会议成员总共有105名，同时各方还要准备同样多的候补代表。从此，欧盟的立宪进程正式启动，尤其有象征意义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大洲为单位的立宪。以前的立宪，只是发生在国家及其成员体的范围之内。欧盟终于把立宪提高到超国家的层次，这也实质性地扩展了人类的政体竞争的范围与层次。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这次对欧洲的政体创新的研究，必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制度竞争，加速中国的制度变革。

今天，欧盟开始制定宪法，探索超国家的政体行为，再次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政体创新和政治制度演化的活典范，是人类在充分尊重人的自治权利、尊重各国的意愿，也就是尊重各国民众的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统治形式的一次最新的尝试。研究欧盟立宪对探索中国的政体变革之路不啻是一个难得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