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了北京一些机关自办蔬菜水果等食品供应基地的事例。我读了并不感到意外。我相信，不止省部级机关有这种“特供”基地。推理的逻辑思路很简单：既然我们的农副产品有生产基地，可以对内确保食品的安全，对外确保通过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检测，那么权力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让自己也先“安全”起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在当下简直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既然特供没有“为国争光”的光彩值得宣传，而是只做不说很“低调”，那么，可知特供至少在部司局和省厅局一级不是制度化的安排，而是自显神通，视各机关的能力差别。

并不需要多么有文史知识，就可以知道“特供”在中国是古已有之，那就是呈纳宫廷的贡品，专供皇室亲贵享用，也就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御用”。1949年以后，新中国也有一套特供制度，它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因袭“打江山”年代的做法。这套做法的理论基础很简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所以，在井冈山时代，毛委员就提出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长官骑马也确是战场指挥的需要。想那张国焘回忆他进鄂豫皖根据地，是被抬着进山的，虽然必要性比不上周恩来长征途中生重病睡担架，但一个根据地的政权群龙无首时，要确保一号首长行军不误事，这样做也可以理解吧。或曰1949年后，和平建设年代还有必要这样优待官长吗？这只是我们今天的想法。那时候并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是随时“要准备打仗”，解放全人类。

第二个原因是，那时候不仅是因袭供给制年代做法的惯性力量在起作用，更是物资匮乏年代统战的需要。那篇媒体报道回溯“特供”一词的产生时，提到1960年7月(即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间)，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特供照顾的报告。也就是说，特供是对知识精英统战的必要内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比起河南信阳等地大量饿死人来说，全北京的市民都享受了有差别的特供，首都人民状况关系国家的“形象”呀！

以上是纵向略看“特供”史。横向地看，早先的特供，当然不止于食品。比如，现仍时常可见广告的所谓“主席用瓷”，还有什么主席抽的雪茄；还有，众所周知的，专供老年领导人读的“大字本”，只准群众看革命样板戏的江青常年看进口的电影特别是好莱坞影片；还有，由官级决定有无权利阅读的“灰皮书”等……总之，无论吃喝玩乐的物资，还是精神文化的享用，改革开放前的“特供”比今天名堂更多。如今，电话(除了保密专用机)不是特供种类了，这是拜科技进步所赐；坐火车软卧、坐飞机，住单人病房，也不受身份限制，一般情况下有钱就行，这是市场取向带来的平等。现在有些无形的“特供”，比如，有老干部争的“看文件”的政治待遇，我就觉得挺无聊；我强烈不满的是动辄因“要客”出行而遇到航空管制延误起飞时间，农民工兄弟不会有感觉。而同处房价高企、白领成蚁族的社会环境，同龄人由于是公务员而享受购房“特供”(远低于市价的“公务员小区”等)；同样每天要一日三餐，大多数人为食品不安全惶惶然，而有人安享特供，这两条是最令人“羡慕嫉妒恨”的。

至于说到“特供”的利害，如今可以说是只见其害，不见其利———准确地说，只见利于有权者自己，不见利国利民。

搞特供最臭名昭著的是杨贵妃吃荔枝。《新唐书》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可是就像国破山河在，改朝换代之后，特权者的本性不改，同样要搞特供，只是偏好有殊、花样有别而已，所以才有生活于玄宗朝之后的诗人白居易，痛写《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素材。

苏联的特供是一种制度安排。苏联未崩盘之时的小说《滨河街公寓》，就是以实有的地名、虚构的故事，表现这种特权制度下生活场景的。关于这种特供即特权制度有很多政治笑话，最有讽刺意味的段子，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母亲担忧地说，你这么搞特权，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毫无疑问，这种财富分配和生活方式上的两套制度，最大的社会危害，一是使统治者脱离人民群众，二是使官民离心离德。关于第一点，假如百年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吃的是特供，他读到厄普顿·辛克莱揭露食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屠场》，还会大叫着“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到窗外”吗？现在我们的领导也意识到了官民风雨同舟对于加强管理的重要性，比如要求矿山必须有负责人下井带班。食品监管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

关于第二点，我就不必多说了，有关负责人近日说食品安全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形象，可不是吗？不下力管好，民众没有食品安全，官员唇红齿白在上面说得再动听，谁信你是执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