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意在实现（体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内容极为丰富，基本取向和表征是使其理论能够更为有效合理地分析说明当代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也可以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发展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发展的把握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其一，当代发展是怎样的；其二，哲学怎样把握当代发展。前一个方面涉及当代发展特点，后一个方面涉及哲学把握方式。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次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按恩格斯的理路，有理由认为，时代变化是哲学发展的根据，“改变自己的形式”包括甚或主要是改变哲学思维方式。

笔者认为，当代发展有五个特点：经济市场化、交往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

经济发展在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两种理论、两种实践的争论比较后，今天人们已有共识，即市场经济对合理配置资源更为有效。因此，以“市场”为取向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无论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怎样）发展经济的普遍潮流。人们所关注的经济全球化，就其内容而言，实则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逻辑全球化、市场规则全球化。

经济市场化是通过交往实现的。资本、技术、劳务和产品等生产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通常被视为全球化的内涵。但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上述流动着的要素背后隐藏着人的关系。生产性要素的流动乃表象，人的关系的变换方为本质。由于这种变换是通过交换实现的，而交换不过是交往的具体形式，所以，生产性要素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其实是在昭示我们，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如今已在完备意义上跨越了地域或国家的界线而全球化了。

市场经济和人类交往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深入地展开，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我们知道，语言符号之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语言符号之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所以重要，在于它能提供信息。信息导引行为的方向，信息产生交往的可能，信息影响社会统一整合的程度，信息制约发展的速度。而计算机网络的功能恰恰在于它是“信息中心”、“信息大全”，它将各种语言符号汇聚在一起，不仅丰富了人类语言，仿佛使流动着的资本、技术、劳务和产品等也有了“语言”。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变化那么富有“效率”，也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有关信息网络化的意义，就今天而言，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与经济市场化的普遍性不同，交往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统一性，相反，多极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特征。不仅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的争论仍在进行，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其他“主义”也频频展现于我们面前。除非有理由确信，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组织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处理观点和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或活动，其他制度或模式均会失败，否则，政治多极化的状态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政治多极化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文化多样化（另一基本原因是利益）。不同社会制度的建立反映了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主张；政治主张的差异或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或者基于对同一政治理念的不同认知；政治理念和认知深受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现时文化价值观念的确认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经济的力量是强大的，全球性交往借助高科技每天都在世界范围内播洒着意识形态的种子，但一个民族历经千百年积淀而成的文化却盘根错节极难改变，人们可以敲碎它的外壳，同化它的“肉质”，一旦涉及它的内核，事情似乎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不是说文化没有演进，而承认演进意味着承认消亡。不过，一则无生命力文化的消亡和有生命力文化的兴盛同样都是正常的，二则文化演进不仅意味着死亡而且意味着新生，所以无论全球化时代的现在，还是全球化以后的未来，多样文化并存均会是人类社会的“自在”。

面对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如何把握？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当代发展作出阐释，称之为“照着说”。这种方式有两种表现样态。其一是“预存论”。即认为当代发展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预料或论述，并没有超出教科书理论的范围，因而可以（有时甚至认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定理论框架内给予阐明。20世纪80年代关于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讨论是“预存论”的典型范例。与之对应，如果发现或认为某种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不存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理论不相符合，则或持极大疑虑，或干脆予以拒斥。这从20世纪80年代对待结构主义方法的态度中可见一般。其二是“回归说”。认为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许多疏漏、错误和不足，从而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思维，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当代发展的把握。纠正的办法是“重新回到马克思”，通过对原典的解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

“照着说”的合理性方面勿庸置疑。虽然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基本观点，它的方法论原则和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是我们观察分析事物、现实、发展的锐利武器，对“重新回到马克思”笔者更是举手赞成。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许多马克思闻所未闻的新情况新问题，即使不考虑“照着说”过程中出现的僵化、教条等思维偏向，并且假定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完全正确，仍有理由提问：“照着说”是否充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我们所想、所说、所论没有超出马克思已想、已说、已论的范围；如果我们所想、所说、所论包含新的内容，回答就是否定的，因为新内容在“既定”之外增添了新东西。

另一种方式是创新，称之为“接着说”。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理论基础上，从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出发，提出新思想新观点，用以反映、揭示、把握现实，并在实践检验中升华新理论，建构新体系。“接着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理论出发的，故而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反映、揭示、把握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运用。“接着说”强调说明现实、把握现实，从中升华出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故而与僵化、教条根本不同，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二者合而为一，体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

笔者赞成第二种方式，认为它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同时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是“接着说”的产物；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十五大”政治报告）即是这种精神的展现。

用创新方式把握当代发展，思维方式问题凸显出来。窃以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首先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很难设想思维方式依旧而理论体系可以创新。新的思维方式要求完成从实体到关系、从两极到中介、从结果到过程的转换，将反思的目光盯在关系、中介、过程上。这种转换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当代发展的趋向。详细说明新思维方式产生的根据非本文所及，以下仅择几点简要论之。

当代发展中社会基本矛盾依然普遍存在。全球化时期社会基本矛盾显著特征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不单纯是该国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同时与全球性交往密切相关，有些时候，它们甚至就是由对外交往引起的。众所周知，历史演进到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已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进行，对外开放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对外开放引进的不仅是技术，而且是文化观念；不仅是资金，而且是自由出入的法律权利；不仅是市场，而且是以国际惯例为名的交易规则。这些文化观念源自西方，这些法律权利和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它们与第三世界众多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追求和生活生产条件不同，从而它们的进入能够并且实际上引发或加剧了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有鉴于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必然引发或加剧社会内部矛盾；无法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便无法实现社会稳定；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即是正确处理包括外部因素与内部条件冲突在内的各种关系；从而发展经济重在认识和把握关系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成为自身的规定性。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它的规定性。实体性思维的局限在于，它仅仅关注事物自身，没有看到一事物特殊的质是由该事物内部组成要素之间和该事物与他事物相互关系共同规定的，故而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一事物成为它自身的原因，更妨碍人们对其变化发展的认知。因此，实体性思维是一种简单思维，是认识较低阶段的产物，在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面前，它应当也必须被超越了。

事物之间的关系有时被归结为相互作用。列宁说：“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联系），这就是在应用因果关系时所涉及的问题。”（注：《哲学笔记》第172页。）列宁的话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重在把握作为联系环节的中介。遗憾的是，这一信息长期未受到重视，至少未受到与其作用相当的重视，以至于人们习惯于直接从“两个方面”、“两种事物”阐释其关系，而使“二者”之间普遍存在的中介无家可归，湮没在其他理论的阐释中。以制度为例，它仅以政治、法律制度的形式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其作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混同在上层建筑功能的一般论述中。由此不能解释，(1)社会发展作为人的共同活动、人的创造和自我发展，靠什么加以组织？(2)中国社会发展最近二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被归功于改革，而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制度，为什么制度创新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近期以来通过体制创新推进社会发展被众多人士认同和强调？(3)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迄今经历了五种形态，为什么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变化都与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在现实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因素在理论上却没有得到恰当的反映，这不能不是理论的不足。中介问题其实即是毛泽东所说的“过河”所需的“桥”或“船”的问题。改造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中介问题。“中介”不仅是当代发展的生长点，也是理论发展的生长点。马克思能够导致哲学史上伟大革命变革，最基本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从沟通存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出发认识和把握人的世界，从而建立起既不同于传统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新世界观。今天，“中介”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间所在。例如，深化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防止将辩证法作为现成的模式四处乱用，思考实践辩证法，中介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如果说对于“过河”而言，“桥”或“船”的问题最为重要，那么，“从两极到中介”实际上蕴含一种倾向：注重过程。注重过程实质上是注重“如何”，即当人们提出“应当是”的任务后，必须着重解决如何达到“应当”的方法、手段和途径。因此“从结果到过程”的转变也可以看作“从应当到如何”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当代发展中已蔚成风气。例如，政治领导人暂时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坐在一起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利益问题讨价还价，然后回到各自国家，为着其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这种表面淡化意识形态而务实的做法，其实是更有效的意识形态争论方法，因为，他们如何做的才是他们如何想的最终判定者，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个中因由在于，过程是重要的，结果是演生的，不是结果决定过程，而是结果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过程中并被过程所决定。谁若希望达到目标，谁就必须注重过程。过程问题解决了，结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过程问题不解决，结果就会成为乌托邦。“从结果到过程”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传统中国有一风习：重理想，轻事功；重形式，轻内容。对事物、现实、问题喜爱向上提升，大而化之，不愿躬亲分析，精确梳理，其认知整体而混沌，其行动志远而无序。这一风习今天仍常可见到，实乃当代中国发展的有害因素。因此，“从结果到过程”不仅是当代发展的一般要求，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