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晚清报刊中的诙谐文学与谐趣文化潮流做了具体细致的考察，指出借近代中国报刊等新型传播方式之便，谐趣文得以趁势而起，成为一种重要的报刊和文学表达方式，对文学的传统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晚清报刊 诙谐文学 谐趣文化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写作影响很大。唐弢曾撰文《游戏文章》加以批评，直接将现代的幽默文学上承至清代中晚期以来的“游戏文章”传统，并总结为：“由玩玩而做出来的文章，叫做游戏文章。”①作为一种文学风格与“文章”体式，诙谐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中一股不可忽略的潜流②。最早系统地讨论过谐隐类文章的《文心雕龙》对此持“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论调。受言志载道观念的影响，“空戏滑稽”被视为于“德音”有亏。③但人类内在的喜剧性发而为文，诙谐游戏之作便绵延不断。明代笑话集兴盛，时人注意到“与人庄言危论，则听者寥寥，与之谑浪诙谐，则欢声满座”。④江盈科也有“谐语之收功，反出于正言格论之上”的观点，为谐趣争取地位。⑤清代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章游戏》的编选活动。到了近代，借报刊等新型传播方式之便，谐趣文得以真正趁势而起，成为一种重要的报刊和文学表达方式。
一 早期《申报》
近代早期的报刊文艺因轻松闲适显得品位不高，但洋场才子与斗方名士摛辞扬藻的自由书写，却有利于凸显受正统压抑的谐趣一格。《申报》创刊号已将报章文体及其语言导向了普适与简俗：“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⑥报章文尚且能够如此解放，作为调剂之用的文艺作品也更少限制。早期《申报》文艺以大量《竹枝词》最为引人注目。其《本馆条例》就对“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大开方便之门。⑦“《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⑧《竹枝词》成为上海畸形发展与社会动荡新变的文学传声筒。
早期《申报》新闻中也夹杂了笑谈、笑柄之类的谐谑小品文字。其时新闻文体尚不成熟，笔记体与小说体都十分常见。如《梦曾文正递履历》一文，用小说笔法为刚死去的曾国藩画了一幅漫画：
予梦至冥间，适曾文正公谒见冥王。其从者代为呈送履历。王延公坐，即阅所谓履历者，甫两行，讶谓公曰：“公生时，初登仕版，即授一品阶耶？……”④
之所以造成这种误会，是因为侍从借用了曾国藩之子所作的讣闻稿。此文对曾国藩、曾子、侍从都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讽刺，特别嘲笑了曾子所作讣闻对曾国藩不合体的拔高。官场笑柄及市井笑谈常夹杂在新闻中。如一则标为《清官笑柄》的新闻，实际讽刺了以善用人著称的“某公”：“某公”提拔一位县巡检，是因为听说其家以南瓜代饭，说者是恨巡检吝啬而被巡检赶走的仆人。巡检得了肥缺后，就刻了个木头南瓜来供奉。另一个故事讲有人向此公求职，此公以勤俭相劝，那人自称体恤百姓，“即万民伞、德政碑，皆系自备资斧的。”⑩此文颇具闹剧色彩与荒谬意味，缺少新闻要素，却不失为一篇谐谈杂文。
典型的游戏文章也已出现。1917年1月26日《申报》新辟第五张，设“老申报四十余年之回顾”一栏，曾特辑出一组“四十年前之游戏文章”。所谓“游戏文章”，以戏仿类俳谐文为大宗。仿杜牧《阿房宫赋》的作品就反复出现，形成一系列仿作。(11)如《钱庄赋》批判钱庄“剥削别人”的事实，刻画了人们聚集钱庄公所时的盲目，与钱庄的坐收渔利形成鲜明对照：
数各人之指，多于街上之车夫；头上之帽，多于池中之乌龟；眼睛闪闪，多于在天之星粒；进出参差，多于岩洞之蚂蚁；东坐西立，多于义之棺槨；京调二簧，多于田中之蛙鼓。……呜呼！作输赢者，输赢也，即庄也；开庄者，庄也，即东家也。嗟夫！若输赢俱可得利，则皆可开庄，庄藉输赢之利，则自三年可至百年而勿闭，何得而闭歇也。庄人不暇自叹而外人叹之，外人叹之而不戒，亦使外人而复叹外人也。(12)
将原文套路与现实题材自然地糅合在一起，而又不失本文的旨趣，这种工巧的确是一种才能。与戏仿等文章游戏相似，还有“集句”、“灯谜”、“诗钟”、“联语”等需要时时召唤经典文本的文字游戏。《申报》以文字游戏为交流工具，发展了文人之间的相互呼应与唱和。此类文本的开放性及参与性，与媒介传播的需求有共通之处。新文本与原文本的关联，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俾风雅君子得共欣赏”(13)的集体游戏功能，对传统文人有很大诱惑力。
申报馆相继发行的四种杂志堪称近代文艺期刊的嚆矢，游戏之作亦为其中常客。传统文人游戏笔墨，在文艺期刊这种现代化载体中，也表现出素有的社会亲和力。以金钱“孔方兄”为题材的谐文，《瀛寰琐记》五卷有《孔方兄对》，《四溟琐记》二卷有《拟为孔方兄建造别墅记》，四卷有《孔方兄传》。诸文借用对、记、传等传统文体，通过拟人化手法，将金钱的魔力及其对人的腐蚀戏剧性地展现出来。《鱼乐国记》、《温柔乡记》、《饿乡记》则用寓言的形式来超越现实。社会事物常被戏谑化地再现于文艺作品中，如《瀛寰琐记》二十一卷的《淡巴菰传》，是将洋烟拟人化的假传，《寰宇琐记》八卷有“仿六一先生《秋声赋》体”的《女色赋》等游戏之作借文化的移置，制造了滑稽效果。此类表达方式是传统谐文写作的延续，内容略带近代气息。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申报》诗词杂体明显减少。1885年黄协埙主持笔政，言论风格又为之一变，趋于守正，笔墨游戏之作难以为继。1890年3月21日《申报》宣布取消文学作品。直到1905年《申报》整顿报务时，主笔雷瑨等对前期诗词仍不以为然，用“累牍连篇，闻者生厌”来形容当日情形，可见其不满。(14)虽然早期报刊文艺存在种种不足，但它的价值不能因此而低估。就文学而言，从游戏文章的堂皇登场来看，报刊文艺对近代的文体变迁与文章价值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文学脉络中被压抑的边缘文体开始积聚爆发的力量。新兴报刊所提供的自由宽容的表达空间，对受社会文化规范束缚的传统文人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这是近代诙谐游戏文字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早期《申报》在经营方面利用游戏性与趣味性吸引读者，游戏文章所讲究的特殊文本组织手段为其所重视，并大量利用起来。报刊媒介在运作过程中对“游戏”性文本的借用与文人的“游戏”趣好不谋而合，使此类文章在近代重新繁兴起来。
二 文艺小报
1897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第一份文艺小报《游戏报》，“虽滑稽玩世之文，而识者咸推重之”。(15)游戏小报风行一时，如戈公振所言，一则因“文辞斐茂，为士夫所乐称”，一则“以流利与滑稽之笔，写可奇可嘉之事，当然使读者易获兴趣”。(16)从社会的角度看，“好举里巷谐媟，以为抚掌之资”(17)，喜欢谈论诙谐狎亵的事，此类俗趣是民间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小报选择“游戏”这种文化趣味与自我定位，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社会基础。
《游戏报》曾自述缘起云，“不过以西国报例有游戏一种”，又因为“主人结习未忘，雅好游艺，爰以余力创为是报”。(18)“游戏”与所谓“西国报例”，具体所指并不清晰。《消闲报》却指出，“因访诸本《字林西报》，知泰西各国素有‘康蜜克’报”。(19)康蜜克，是英语comic的音译。Comic作为形容词指滑稽的、喜剧的，作为名词指滑稽演员和漫画。因此将“‘康蜜克’报”追溯回西方世界，应指向Newspaper comic strip，即报纸连环漫画画册。其时的comic，并不一定滑稽诙谐，实则“画”的成分多于“游戏”的因素。在西方报业史中，20世纪前后恰值“小报”(tabloid)兴起之际。西方小报正以通俗娱乐甚至黄色为特征，是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产物。在西方“滑稽”报(comic)与小报(tabloid)之间，近代小报与后者更有沟通的可能。文艺小报对自称借鉴的所谓西方报业理念存有文化隔膜。讨论它的西方姻缘，不如关注它的本土渊源。
“游艺”及其所裹挟的文化内蕴更有社会号召力。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对封建教育体制下的士人影响很深。在文士生活中，诗文词曲、琴棋书画等文艺方面的技艺，比“六艺”更为现实。李伯元创设《游戏报》时，很可能受到了“游艺”与报纸副刊性文字契合的启发。“文艺小报”的说法，深得此中三昧。(20)“游艺”的概念，出于个人修养的角度，多了几分“自家的园地”的意味。文章趣味与文体风格可以相对自由和放松。“游艺”不必然趋向游戏文章，并且与通俗娱乐也有相当距离。但借助“游艺”内涵松动、外延不清的巨大包容性，娱闲小品和游戏文章获得可乘之机。在上海新兴的消费空间中，趣味文章投其所好，借小报之力，成为近代都市中一道特别的文化快餐。(21)
所谓“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22)，成为小报有意经营的报章风格与文体语言特征。考虑到社会接受心理，在小报创办者与编者那里，“诙谐易入”备受关注。如《释〈消闲报〉命名之义》所言：
甚或读书童子，读史传不得其门者，谈《聊斋志异》乃足启其聪明；读毛诗不知其义者，诵元人曲本乃适以开其智窍。此无他，庄重难明，诙谐易入耳。(23)
小报期待的读者包括了官绅、士人以及学生童子等各种文化阶层的人群。虽然“诙谐易入”在后者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诙谐却实在是不同文化水平读者所共同喜闻乐见的一种风格。以游戏趣味为特色的文艺小报在市场上的成功，与小报经营手段有关，也有赖于其对市场需求的成功把握。
近代小报所体现的“游戏”性质，其“谐”俗，深入在骨子里，而不突出表现在文体形式上。毕竟所谓“文章”，在谐趣之外对雅趣也有要求。小报“庄谐间作”(23)，谐趣文虽然常有，并未固定出场，其奇谈趣闻同样值得关注。在1905年改版以前，《游戏报》可分为两部分：录文和记人记事。前者为文艺作品，后者为软新闻，即奇闻异事。
文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联、诗钟、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商、强弱老幼、远人逋客、匪徒奸宄，倡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24)
1897年8月5日的“新闻”是《西人嫖妓》、《淫妇争风》之类的奇事趣闻。《西人嫖妓》写：
……有甲乙两西人闯入某雉妓家，口操华语，声称“妈妈”，意欲寻欢，均拒而不纳。内有德人里某，雉妓家竟被走入，强欲住宿。该妓见系碧眼紫髯，畏惧不接。二西人搂其鸨妇及某大姐，坚欲求欢。该鸨骇极，竭力抵御，始得脱身。
其事固然滑稽，但品位未免低俗。《淫妇争风》则根本没有时间概念，此类“新闻”记事实际上都是市井笑谈，与大报的社会新闻尚有一段距离。其滑稽笑谑的成分被凸显出来，而新闻价值与社会意义则淡化了。一则《喝菜汤》与《淫妇争风》事相类，叙事成分更加淡化，文章落脚于一首打油诗：“菜根滋味本来长，别有风情别有香。只为老饕心太急，翻教醋泼不成汤。”(25)可算是一则滑稽谈或滑稽诗话，对谐趣的追求更直露。
谐文常出现在《游戏报》篇首位置，但作者态度有些游移。如《蔑片说》作者蒲郎说：“仆之撰《滑头说》与《别脚大少传》，不过以诙谐之笔，供谈笑之资，而阅者泥煞句下，无不以轻薄目予。”(26)实际上，此类托词并不说明作者对谐文的写作不自信，作者更像对谐文的读者提出了要求：以轻松而非轻薄的态度对待谐文，不能拘泥于字句间，而要意会作者之深心。蒲郎的《蔑片说上》与李伯元的《蔑片说下》，实为感慨之言，虽笔调轻松，行文与总旨并没有明显的笑谑因素，作者却视为诙谐谈笑之作。在1897年10月、11月两月间，还有《妓女从良辞》、《睡魔与梦神书》、《吃白烟先生传》、《瓦老爷说》、《烂污阿二传》等谐文不断出现。谐文以一种“文章”的规格，在小报体例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曾盛行一时。因现存《游戏报》残缺不全，所登文艺作品的总体情况已不可知。1920年代，周瘦鹃与赵苕狂编《游戏杂志》时，曾辑有《南亭亭长谐文》一组35篇。《游戏报》与《世界繁华报》的文艺小品均不署作者名，可判定为李伯元作品者至少有十几篇。这些数字远不足以说明李伯元创作谐文的情况。他于“俳谐嘲骂之文”(27)的写作颇为人赏识，孙玉声曾评其“最工游戏笔墨，如滑稽谈，打油诗之类，则得松字诀”(28)。邱菽园亦称其，“兼长小品杂著，嬉笑怒骂，振聩发聋，得游戏之三昧。”(29)
《游戏报》编者白云词人有《游戏文字之六法四忌》一文，从创作的角度，对游戏文章进行了精辟的归纳。六法为：厚、透、溜、扣、逗、够；四忌为：陋、凑、漏、丑。(30)指导性创作理论文章的出现，表明游戏文章的写作者已有了自觉的创作意识。也说明游戏文章在当时占有很好的文化市场。滑稽玩世之文、嬉笑怒骂之文，或俳谐、游戏之文，都不是严格的文体定义，而是一种文章风格与趣味。诙谐作为一种语言风格与文章趣味，在小报的实践中得到了强化和提升。如《笑报》发刊词，本身就是诙谐妙辞：
有报焉，文同游戏，纸用赛连；精其板式，围以花边。采笑话则新闻猬集,供笑谈而妙语蝉联.……见者动容，真堪喷饭；听之有味，何异登仙。虽无司马之高才，也算鸦涂满纸；不是董狐之真笔，何妨鬼话连篇。(31)
由于晚清文艺小报的巨大成功，“游戏”、“诙谐”、“滑稽”在报刊文艺中异军突起。谐趣类文字在小报中表现出的适俗性和遮蔽性对报刊文字具有特殊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清末民初报刊的谐趣化倾向的进一步泛化。1897至1911这十几年间，诙谐趣味借助报章的力量，慢慢对舆论话语中心产生了影响。这种趋势普遍存在于小报、报纸副刊、文艺期刊中。专门的游戏文艺杂志也出现了，随着不断积累，游戏文章开始结集出版。
三 综合性报刊及其副刊
上海、广东等地早期各种报刊中亦不乏诙谐因素。《消闲报》曾发现：
除《沪报》等素按西国规条办理外，自余有因小见大者，亦有以庄杂谐者。语必新奇，事多幽渺。譬如南华名经，汪洋恣肆；北里作志，倜傥风流。虽与报馆规条难期尽合，亦未始不可以资陶写，而寓劝惩。故得并行不悖，遐迩相传。(32)
“以庄杂谐”很能代表普通报刊对谐语的接纳态度。《新闻报》创刊时就设有副刊性质的《庄谐丛录》。著名报人汪康年曾选辑《庄谐选录》12卷，此编诙谐之作并不多，“谐”的因素名过其实，却能反映他对时代风尚的把握。梁启超于1902年另创《新民丛报》时，也开辟了自由灵活的“杂俎”栏，至第五号又有典型的诙谐类文字《小慧解颐录》出现。
在副刊版面中大量使用谐文，以《中国日报》等港粤报刊为典型。《中国日报》创刊时另设《中国旬报》并存发行，第11期辟“鼓吹录”，专刊歌谣、谐文等小品文。“以游戏的笔调，对清廷大加讽刺，并申述革命的主张，很为阅者所爱读；后来省港各报，多仿此而设谐部。”(33)现存《鼓吹录》文章短小辛辣，富有战斗力。如公开讽刺李鸿章的《责某公文》云：“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公实主持之。此国偿百万，彼国偿千万，公实居间之。公之谋国也，不可谓不忠矣。然吾所为公惜者，独不能一死耳！”(34)《中国旬报》出至第37期停刊，“鼓吹录”移至《中国日报》，辟谐文等专栏。1904年3、4月间，“谐文”栏所登文章有17篇之多，已具相当之规模。谐文栏之外的栏目也以谐趣为风格，典型的如谐谈、笑林、灯谜，至于南音、班本、粤讴、龙舟歌等方言书写和民间表达形式，亦时常夹杂着诙谐讽谕。
《中国日报》的“谐文”栏，完全不受游戏文章传统的限制，风格也未必谐谑。借嬉笑怒骂的文章形式来表达思想，至于“谐文”在文体方面的要求，并不多加考究。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和很强的政治功用。3、4月间17篇谐文就有5篇直接抨击保皇党，攻击康有为人格的小品谐文也不绝如缕。1904年3月22日，“谐文”刊出《代某党徒祝近代圣人寿表》，讽刺众人“或千或百”的“贡献”之举，“固见商人之愚悃心，亦足见圣人之经济学也”；并调谑了康氏纳妾、学生愚忠等现象。同日还有广东戏《龙舟歌》，主题也是康有为娶妾，将康氏刻画为丑角，形象十分夸张。此前两则“灯谜”：“光绪困瀛台”与“保皇会之资本”，谜底分别为“寡人处南海”及“入于南海”。(35)此类攻讦之文利用“诙谐易入”这个文辞特性，来进行政治宣传。
由于谐文在读者接受方面享有独特优势，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维新改良派争夺阵地的过程中，它被舆论宣传充分调动了起来。战斗性“谐文”，渐成为一种文章风气。香港和广州的报纸大都设有各种形式的“谐部”附刊。“谐部”之称较早出现于广州的《时敏报》，初为谐部栏，后扩充为“醒睡副刊”。同时香港的《循环日报》日出两张，也分庄谐两部。郑贯公主持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更将谐部影响扩大开来。郑贯公等1900年发行《开智录》，已有时事笑谭、粤讴解心等栏，以谐趣内容作为严肃言论的调剂。《世界公益报》与《广东日报》另出谐部附刊，以区别于《中国日报》把谐部作为报尾的做法。《广东日报》附刊《无所谓》日出两页，以谐文时论与民间说唱文学、戏曲班本为主，富有地方特色与通俗性质。1905年改为《一声钟》，增设了谐文、谐谈等专栏。《一声钟》停刊后，郑贯公又开创性地创办了庄谐并重的《有所谓报》。不同于文言大报，亦不同于通俗小报。《有所谓报》虽分庄部与谐部，而实际以谐部为重心，融庄谐与雅俗于一炉，是独具特色的关注社会问题的文艺报纸。
港粤新增报刊受到启发，常设“谐部”作为副刊。如香港的《香港少年报》、《社会公报》，广州的《国民报》，直到辛亥革命前的《人权报》，副刊仍称“谐部”。许多“谐部”性质的副刊还有特别的名称，如《中国日报》的“鼓吹录”，《时敏报》的“醒狮”，《国民日报》的“黑暗世界”，《广东日报》的“无所谓”，《世界公益报》的“噱报”。未设“谐部”的报刊也常有“谐文”栏，如时事性的《振华五日大事记》。广东最早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在图画纪事外，论事亦分庄谐两部，且先谐后庄。后继者更竟称为《时谐画报》。粤港报纸生动活泼的谐部，通俗易懂，而社会效果强烈，也影响到了全国各地许多报纸的趣味。
于右任所办“竖三民”的副刊在上海地区很有特色。《民呼日报》第四版为“丛录之部”，以谐文、笔记和诗词为主，还常刊滑稽小说。其谐文的特点也是戏拟，所拟对象包括古文与应用文体。如谐文《新条约》，有“甲为保全乙之权起见，应注意乙之家室财产，如乙之妻非甲之许可不得让与他人，乙妻亦不得与他人地、私立契约”(36)等条款，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国主权的实质。《民呼日报》与《民吁日报》重视图画，其滑稽漫画笔墨浓郁，富有讽刺意味与战斗性。《民立报》第八版专设“俳谐文”栏。“竖三民”副刊编辑中，谈善吾喜诙谐。除谐文《地支生肖十二曲》等多篇谐文外，他还有长篇章回滑稽小说《痴人梦》、《飞艇恨》、《探海记》等，嘲讽政局、官界与军界等，配漫画刊行，幽默风趣。《民立报》还出现了仲明、志疚、无用等作者的“来稿”，谐文的作者群与社会面因此类稿件的充实而不断扩大。
为文化水准不高的人说法的白话报刊和妇幼童蒙报刊，对谐语的借用也很普遍。如《无锡白话报》之白话《海国妙喻》翻译《伊索寓言》；《杭州白话报》“杂文”栏登《唱团匪认祖宗》、《唱读书人真不了》等系列唱词；《女学报》“谐铎”栏登《某孝廉》、《某县令》、《某新党》、《某甲》等谐谈；《童子世界》于“笑话”栏刊出《打野鸡》、《粪将安求》、《老鼠屎》等。《竞业旬报》也有诙谐风格，后期并有《欢迎政界诸公颂》、《狗咬革命党》、《鬼报恩》等大量“滑稽文”出现。(37)通俗浅近、幽默诙谐等风格使这些栏目颇有特色。综合类杂志也不定期有谐谈类文字出现。如《选报》之《考试笑柄》、《妙语解颐》、《课吏笑谈》；《大陆报》之《西国笑谈》；《浙江潮》之《解颐杂录》、《奇奇怪怪》；《广益丛报》之《八股自嘲》等。综合类报刊普遍出现庄谐杂陈的现象，说明“诙谐易入”的心理因素在暗暗起作用。谐语在交际传播方面的便利，使它很容易与近代的报刊结合，取得与庄言并存的位置，并有逐渐发展成为一类重要的报刊语言的趋势。
四 文艺期刊与游戏类文艺期刊的出现
清末的文艺期刊有两类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一，小说为杂志先锋：以“四大小说杂志”为代表，众多的小说杂志不断充实进来；其二，提倡风雅传统：以《南社》与《墨海》为代表，继之者有众多文社社刊等。当然，更受瞩目的是前者。而在小说杂志中，诙谐因素已经明显渗透进来。
《新小说》以提倡文学改良著称，在这份小说杂志中，有两种体裁显然与体例不合，即“杂记”与“杂歌谣”。作为此栏目的提倡者之一，黄遵宪曾言：“此体以嬉笑怒骂为宜，然此四字乃非我所长，试为之，手滑又虑伤品，故不欲为。”(38)此类文字实际亦以“嬉笑怒骂”为本色，一些严肃的作家，如黄遵宪对此有所警惕。但游戏笔墨却很有市场潜力。《绣像小说》也存有“时调唱歌”一栏，借用民间曲调，而添以时代话题。这与仿拟古文的做法一致，郑振铎称之为“拟作民歌”(39)。《绣像小说》所仿民歌曲调有“五更调”、“送郎君”、“十二月调”、“开篇体”、“北调叹烟花”、“马如飞调”、“凤阳花鼓调”、“道情”、“四季相思调”等。以民歌之“俗”趣结合时代之正题，打破了雅与俗、庄与谐的界限，略带不相称感所产生的滑稽，让人顾盼赏玩不已。
《新小说》第1号“杂记”栏刊出的《东京新感情》、《考试新笑话》，则明显以谐语为文。《东京新感情》为“杂纂”体小品文(40)，如“最得意二十一条”、“愁人九条”、“可笑八条”、“最可怜七条”等。第2号有谜语《射覆丛录》，至第3号则有“游戏文章”小栏目出现，刊出署“弗措斋戏作”之《老学究叩阍记》，嘲讽守旧学者。在此氛围中，吴趼人纵笔写作了《新笑史》和《新笑林广记》。还有署名“岭表英雄”和“则狷”的《新笑史》，与吴作同属一个系列。在《新笑林广记自序》他还提出“笑话小说”的概念并有改良之意：
迩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41)
“笑话小说”是赶近代小说类型化的潮流而创造的新语词。在近代文学革新的大潮中，这种努力很值得一表。可惜，吴趼人的号召力不如梁启超，加上笑话“本体不雅”的性质作祟，“笑话小说”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吴趼人创作和改良笑话文体的自觉仍颇具时代意义。
1906年11月吴趼人亲自主持《月月小说》，谐语写作被继承下来。它特辟“杂录”栏，有“讥弹”、“俏皮话”、“滑稽小说”、“寓言小说”等多种途径来创作嬉笑怒骂之文章。吴趼人打出“趣味”的旗帜，补充了梁启超提倡“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来的小说理论。“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即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42)《月月小说》首推吴趼人的《俏皮话》及大陆的长篇章回滑稽小说《新封神传》。并于发刊词中专列“滑稽小说”：
东方诙谐，笑骂百万，容心指摘，信口雌黄。由明为晦，由无为有，金鉴在心，词锋脱口。作滑稽小说第九。(43)
他还不断在短篇小说中扩大“滑稽”的领地。“夫小说之势力于社会也，尽人能知。庄论不如谐语之易入也，亦众所共喻”。(44)小说与诙谐的结合，产生了近现代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滑稽小说。《月月小说》提倡滑稽小说之举一呼百应，社会反应非常强烈。1907年“滑稽小说”纷纷出炉。如陈冷的《新西游》，1907年以前所作两回，并未明确“滑稽小说”的性质，而之后则追加上“滑稽小说”的标签；又如翻译名家林纾，在1907年4月至8月间，连续推出《拊掌录》、《旅行述异》和《滑稽外史》等三部标“滑稽小说”的译作。此后，“滑稽小说”渐发展成为近现代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
从小说的趣味性出发，“滑稽”和“诙谐”风格在小说杂志与小说中得到了深化与强化。有识之士已普遍认可诙谐的通俗性、普适性与适用性。因为“庄语不如谐词之易入”的缘故，周桂笙便认同吴趼人之“喜用谐词”，“以嬉笑怒骂发为文章”。(45)而罗春驭说得更明白：“夫人类之普通性质，法言难入，巽与易受，惮庄言而喜诙谐”(46)，强调“惮庄言而喜诙谐”为人类的普遍性质。在众多的小说杂志中，广东小说杂志如《粤东小说林》、《广东戒烟新小说》、《中外小说林》等与广东时事报一样，仍保留有“谐文”栏以及其他广东乡土文学栏目。这在晚清众多小说杂志中也独具特色。
此时出现一种标举游戏文章的文艺期刊，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即1906年4月创刊的《游戏世界》。这是目前所知第一份以游戏笔墨为主调的文艺期刊。关于《游戏世界》，编者称：“以游戏为宗旨，不议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其体例“以缪莲仙先生《文章游戏》及本社所刻《天花乱坠》初二集”为则。(47)在杂志刊出同时，钟骏文还创设“游戏社”，按月起课，定期写作游戏文，将社里文章与其他报章及时人谐作选刻刊入《游戏世界》。并有“刊刻丛书，力图久远”的设想(48)，由于种种原因，此志没有实现。但如果追寻游戏文章与游戏类杂志在近代的发展脉络，《游戏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所登游戏文章表达方式不出旧体范围，内容略带社会时代色彩。如澹庐《猫啮百舌说》一文借用《唐书》武则天“使猫与鹦鹉并蓄”之事，暗喻同室操戈之痛，讽刺清廷斗争。
五 滑稽游戏文章的结集出版
近代报刊之文与文集之文之间出现相互交叉的关系。报刊诙谐文中有大量传统游戏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文集之文并没有太多差别，只是载体不同而已。但游戏文章这一古老的文体开始登上现代舞台，在近代报刊中不仅玩起了跑龙套，甚至唱起了主角。而滑稽游戏文章的结集，受到了报刊诙谐文的强势影响，甚至结集本身就是报刊诙谐文的汇编。
追溯文章游戏与游戏笔墨的传统资源，清代中叶缪艮(莲仙)选辑《文章游戏》一书常被提起。《文章游戏》四编卷首李世芳序已预言其“风行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其信今如是，其传后可知”。(49)由于《文章游戏》的成功，后有孔广林《温经楼游戏翰墨》二十卷仿行出版。1903年春，杭州崇实斋“仿缪莲仙先生《文章游戏》体例”(50)出版了《天花乱坠》，共三编。此举颇受欢迎，促成《游戏世界》月刊的出版。陈蝶仙在《游戏世界叙》中赞誉：“往者缪莲仙摭拾群言，辑《文章游戏》一书，海内传诵，佥谓此真性情，是大文章。”(51)梁章钜编《巧对录》时，亦称：“缪莲仙艮有辑《四书对语》，自二言至八言，不下数百则，亦一时之极思也。”(52)直到郑振铎编撰《中国俗文学史》时，将中国俗文学的内容分为五类，其中“游戏文章”就成为与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并列的一种文体。称其在民间“占有相当的势力”，“从汉代的王褒《僮约》到缪莲仙的《文章游戏》，几乎无代无此种文章。”(53)缪艮所辑《文章游戏》以“有用”与“无用”为文章游戏的标准，看起来颇为迂阔，实则为科举时代一种反叛者标榜的姿态。回到“文章不博功名”的非功利目的，在当时亦属难得。(54)缪莲仙虽然标举“文章游戏”，但由于他关注的前提是功用，而不是文体。所以，他要一再解释“有似非尽涉游戏之作”者，表现出“游戏文章”的某种尴尬。(55)
《天花乱坠》初编与《文章游戏》在编纂方式上已明显不同。首先，其宗旨云：“是编虽系游戏之作，而崇论宏议，颇合主文谲谏之意。”(56)这与缪莲仙标举文章“无用”、游戏之意不同，反过来要强调游戏之作的社会作用。又因此时科举改试策论，在文体上抬高论说，而压低诗赋，亦是趋时之举。更重要的一层区别表现在文章来源方面。编者在凡例中指出，该编“搜集名人撰著”并借力于“报章传布之作”。(57)所谓“名人”，有许多报人厕身其中，如吴趼人、李伯元、高太痴。《天花乱坠》初编与二编有40篇直接署出源自某报者，而《天花乱坠》初编收文有100篇出头，明确指出来自报刊的诙谐文章约占总目的五分之一。被注出的报章来源中，多为小报，以《笑林报》、《消闲报》、《采风报》为首，其次则有《少年中国报》、《大陆报》、《香港中国报》、《汇报》等综合性报刊。来自报刊的文章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例如所选梁启超《论小说之势力》(即《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署名饮冰室主人，还有观云《醒狮歌》、弗措斋《老学究叩阍记》、人境庐主人《幼稚园上学歌》等作品其实都出自《新小说》。原作有署名，编者在编选时就只取作者名而不署所出之报刊了。在近代版权意识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很可理解。加之作者群分散，大量使用笔名，可以推测《天花乱坠》前二编文章主要来自新兴报刊。
吴趼人曾历数他个人诙谐之作的流传情况，可间接看出报纸对诙谐因素的欢迎程度，以及作者对谐文辗转流传于报章的不满足：
凡报纸之以谐谑为宗旨者，即以付之。报出，粤港南洋各报，恒多采录。甚即上海各小报，亦采及之。年来倦于此事。然偶读新出各种小报，所录者犹多余旧作。楮墨之神欤？抑亦文章之知己也？然辗转抄录，终在报章，散失不能成帙。香港近辑之《时谐新集》，虽间亦采及数条，亦仅得一二，非我面目。(58)
这里论及的《时谐新集》(59)，可算作地道的报刊诙谐文选。包括“文界”、“小说”、“诗界”、“曲界”等众多体裁之游戏文章。此集也是博采众报而成，可作为当时报刊诙谐文中与时事关系密切一类的代表。如文之《守旧鬼传》、《八股先生传》、《强俄窥边赋》，小说之《动物谈》、《虫族世界》、《飞禽世界》、《鸡鸭相庆》，诗之《香港竹枝词》，粤讴之《自由钟》、《自由车》、《天有眼》、《地无皮》等。诸作散见于郑贯公所主《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及《新民丛报》、《新小说》与上海各日报、小报。只是现在一一回溯其出处已很困难。
“散失不能成帙”，除王韬、梁启超等少数著名报人的文章被结集出版外，大部分报章论说文仍存在于报纸生态中。除上面提到的几种结集外，目前所知民国以前出版的谐文集还有砚云居士所编《滑稽诗文集》四卷，又名《新天花乱坠》，所收也以报章谐文居多。主要作者有陶报癖、陶阿阁、徐远、何惠群等。因积累已久之故，体例明显较《天花乱坠》严整，基本上全为谐谑游戏之作。至于个人作品结集的情况，吴趼人曾为周桂笙编次《新庵谐译》，1903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此编实为翻译寓言小说，作者却视为解颐篇。吴趼人《俏皮话》是晚清个人笑话集的代表，此作曾从《月月小说》排印本中抽出，由上海群学社单行出版。
小结
通过对晚清报刊谐趣文学的考察可以发现，“谐文”、“滑稽”、“游戏文章”这一组概念有约定俗成的使用范围。大体而言，可囊括与庄重、严肃相对立的一切以谐谑为风格的文学。以文章为游戏，或以游戏的方式写作文章，这样保留下来的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可算是诙谐文学的宽泛定义，也就是唐弢所谓“玩玩而做的”文章。本文处理的报刊谐趣文，包括两部分：一是近代报刊已标明为谐趣文的(有些谐趣色彩不突出)；一是不曾标明而事实上具有明显谐趣游戏色彩的。还需要说明的是，自刘勰专门讨论“谐隐”以来，“谐”文就兼具文学风格与文章体式两种意义。以文学风格为文章体式，是“谐隐”文学相对于庄重文学的弱势地位决定的，它借此才得以进入文学殿堂。实际上，在文学的范畴内，谐趣更多表现为文章体式；而作为文学风格，它指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当然，近代报刊所反映的谐趣文化现象非常丰富，还应包括漫画、滑稽戏、喜剧电影等，而以文字形式的谐趣文化为大宗与核心。
本文就晚清时期报刊谐趣文学发展的脉络进行了简单梳理。由于谐趣在民间大众中固有的心理优势，使它天然受到报刊的欢迎。谐趣在近代机械印刷文明的土壤中，趁政治和时代之风，借报刊之势突飞猛进，成为近现代文学风格的一种典型。报刊谐趣文属于报刊文艺的大范畴，伴随其发展而起伏变化。如果说早期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文艺是报刊谐趣文化的渊源，那么文艺小报就是其发展的真正温床。综合性报纸副刊在文艺小报的刺激下，也积极吸纳诙谐因素以扩大社会影响面。随着报刊谐趣文化势力的壮大，游戏类杂志和专门书籍也同时跟进。而到了民初，则诸种形式并进，互张声势，诙谐文学和谐趣文化更俨然成势，在报刊范围内改变了文学的传统格局。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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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唐弢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00-201页。
②大体看来，六朝为诙谐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文心雕龙》关注到“谐隐”作为一种文体的存在。唐以诗为尊，谐隐为小道之文；宋代诙谐文学一度得势，俳谐词有苏轼等大家助阵，还有《艾子杂说》等笑话集出现；元代杂剧中谐趣化色彩也很明显；明代为诙谐文学又一高潮，大量笑话集和俳谐文涌现。清代游戏文章很受文人欢迎。但总体而言，言志载道的诗文始终是文学正宗。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谐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页。
④三台山人：《山中一夕话》序，转引自王利器、王贞珉编《中国笑话大观》，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
⑤《江盈科集》，岳麓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
⑥《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⑦《申报》1872年4月30日。
⑧王士祯言，见刘大勤编：《师友诗传续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3～900页。
⑨生平不妄语主人：《梦曾文正递履历》，《申报》壬申年六月初四日(1872年7月8日)。
⑩见《申报》壬申年七月五日(1872年8月8日)。
(11)如壬申年六月二十九日有《村馆赋》，七月二十三日有《洋烟馆赋》，十一月十六日有《钱庄赋》，十二月二十日有《打押店赋》，次年正月十八日有《申报馆赋》。
(12)忧月仙子：《钱庄赋》(仿杜牧《阿房宫赋》)，《申报》壬申年十一月十六日(1872年12月16日)。
(13)惜花馆主识语：《扇头集古诗》，《申报》壬申八月十四日(1872年9月16日)。
(14)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见《最近之五十年》第3编，台北文海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15)周桂笙：《新庵笔记》，转引自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项。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48页。
(17)吴伟业：《张南垣传》，李学颖集评《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60页。
(18)《本报添印附张缘起》，《游戏报》1899年6月8日。
(19)《消闲有本》，《消闲报》1898年1月7日。
(20)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华书局，1959年)包括文艺期刊与小报。
(21)(24)《本馆重印丁酉戊戌两年全份〈游戏报〉明日出第一册》，《游戏报》1899年5月2日。
(22)《消闲报》1897年11月25日。
(23)《本报添印附张缘起》。
(25)《游戏报》1899年6月4日。
(26)《游戏报》1897年11月14日
(2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88页。
(28)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29)邱菽园：《挥麈拾遗》，引自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第51页。
(30)转引自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74页。
(31)《〈笑报〉发刊词》，转引自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第2卷，上海书店，1996年，第184页。
(32)《〈沪报〉附送〈消闲报〉说》，《消闲报》1897年11月24日。
(33)亚穆：《港报副刊考》，转引自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9页。
(34)《中国旬报》第22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83年，第88页。
(35)《中国日报》1904年3月11日。
(36)《民呼日报》1909年7月16日。
(37)各报篇目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8)黄遵宪：《致梁启超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38页。
(39)(5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455、13页。
(4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注意到此类文字“以类相从”，“不特聊资笑噱”的特点。夏晓虹《旧年人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有两篇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和《人生有情泪沾臆》)讨论此类作品的发展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包括《东京新感情》及《吴趼人哭》等。
(41)《新小说》第10号，1907年11月20日。
(42)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号，1906年11月1日。
(43)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月月小说》第3号，1906年12月30日。
(44)秦琴：《〈月月小说〉祝辞》，《月月小说》第10号，1908年11月20日。
(45)《新庵谐译初编序》，《吴趼人研究资料》，第334页。
(46)罗春驭：《月月小说叙》，《月月小说》第3号。
(47)(48)(51)《游戏世界》第1期。
(49)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嘉庆23年纬文堂刻本。
(50)寅半生：《天花乱坠》初编，光绪癸卯(1903年)春仲崇寔斋藏板。
(52)梁章钜：《巧对录》卷一，道光22年刻本。
(54)缪艮：《文章游戏》三编，嘉庆23年纬文堂刻本。
(55)缪艮：《文章游戏》二编例言，嘉庆23年纬文堂刻本。
(56)(57)《天花乱坠》初编，杭州崇寔斋，1903年。
(58)《俏皮话》自序，《月月小说》第1号。
(59)《时谐新集》，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19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