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步入“刘易斯拐点”

记 者：今年以来，与发达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形成了鲜明反差，我国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也呈上涨趋势。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省市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多家标志性出口制造业企业大幅提薪更是引发世界震动。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动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请问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蔡 昉：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短缺的根源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的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目前，在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最终满足了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加上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增强，用工荒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从造成用工荒的原因来看，这代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2004年以来同一现象的延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记 者：请简要解释一下“刘易斯拐点”。

蔡 昉：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转折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该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刘易斯拐点”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只出现一次的事情。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增长一个多世纪了，到现在终于出现了这一拐点。应该强调，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并不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

记 者：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有何依据？

蔡 昉：“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占总人口的72%，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

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发生，不可逆转

记 者：您根据“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得出我们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结论。请问什么是人口红利？

蔡 昉：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和老龄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即抚养比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源泉，这个额外的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记 者：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什么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吗？

蔡 昉：简单地说，抚养比算是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模型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可以把它看做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

记 者：人口红利消失有没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折点？

蔡 昉：人口红利持续到哪一年，其实没法说出准确的时间，只能初步判断说在逐步减少，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下降，尤其是城市劳动力已经不增长，只靠农村劳动力在缓慢增长。此后，稳定的、不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维持几年。但是，即使在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消失。

记 者：您说我国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依据是什么呢？

蔡 昉：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略强，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接近于吸纳殆尽，到 201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数量，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不可逆转，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

“未富先老”不足为虑

记 者：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请问您怎么看？

蔡 昉：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说到“未富先老”，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几年前，我查了一下数字，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1/5，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要体现中国特色，所以老龄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人口红利是纯粹从年轻的劳动力上面得到的，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储蓄率。第二种人口红利是指当人们变老了，会为未来做储蓄，人们有了这种观念以后，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况且在一个好的人力资本结构下，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那么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有人担心，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将来一个人生产出现在三个人、五个人的产值，也是不成问题的。拿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至少他们的养老保障水平比我们高得多。这并不完全在于富裕程度，更重要的在于生产率水平。

我国人口红利未得到充分利用，大有发掘空间

记 者：我们过去是否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蔡 昉：我一直认为有两种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还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经研究发现，原来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至少还有一半的潜力没有挖掘。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的劳动人口的总量也是很大的。就算这个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按照国际情况来比较，仍然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过去是不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虽然我们已有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有一些制度因素导致还没有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那就只能说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记 者：怎样理解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蔡 昉：尽管“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是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完全充分利用。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是不充分的就业。他们中的多数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鸟般迁徙，因此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割裂的，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利用。二是在人口红利中，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就业转换，还有消费模式转换。农民工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的消费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三是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有把农民工算在内。此外，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他们的贡献也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虽然大家都在说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其实，农民工是一个年龄最小的群体，大部分还没有退休，他们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现在还没有充分利用这部分人的人口红利。

记 者：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关系着人口和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

蔡 昉：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的。从时间上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足以在2020年以前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教育与培训的扩大，未来还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具体来说：

一是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两个角度着眼，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发掘和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例如，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都可以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目前的家庭养老和现收现付(即老年人退休后靠正在工作者来养活)这两种养老制度，都不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取。还有一种积累型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叫“个人账户”，则应该予以推广，它是未雨绸缪，为未来储蓄，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这些改革我们现在就应该做，最理想的状态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自然衔接，没有出现真空现象。

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在过去20年中，城市化速度大约为每年1个百分点，而近10年中则是每年1.2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个速度是异常快的，难以持续。但是，目前依靠把农民工统计为常住人口的方式推进的城市化，由于割裂了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也不能启动农民工群体的消费需求。如果以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改善收入分配为主要内涵的方式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递减过程。

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可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后发优势。因此，通过把区域发展战略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和重化工业化的轨道转向比较优势的轨道，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延续下去，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作者：本刊记者　张晓雯（特约）　赵　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