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深圳大学执教的徐晋如博士，正直，刚强，才华横溢，是著名诗人，儒学造诣很深，唱得一口好京剧。但他喜欢招惹是非。还在中山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就弄出一个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事件，全国沸沸扬扬；我也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那种文化不宽容的心态。后来又发起“十博士批于丹”。但是，我们互相尊重，相处很好。去年11月，这位独立特行的帅哥，邀请我参加他在学而优书店举行的新书：《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8月北京版）发布会。以下是我在会上的发言。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新书发布会。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今天破例参加，首先是表示对徐晋如先生的敬意。

我很多地方不同意晋如的观点，但是我很尊敬他。之所以尊敬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是一个很耿直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环境下那是非常难得的。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正气，这种正气我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是非常宝贵的财富。除了品德上赢得很多人尊敬以外，第二是他的才华。在当代的知识阶层里面，在那么多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诗人，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研究，而且对曲艺很有造诣。

除了对他个人的尊敬外，我今天晚上很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更主要的理由是，我在考虑，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我刚才讲我很多观点上跟晋如是不同的。比如这本书里面讲到白话文的反动性，但是我认为白话文是历史的大进步。同时他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而我，可以讲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捍卫新文化运动的价值。2009年5月，新文化运动90周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九个方面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起源、内涵和历史作用，驳斥否定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论调，指出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直到社会转型成功，这个运动不可能中断。这篇文章已经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四期公开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长期习惯于思想统一，但这个是绝对办不到的，那是对学术、思想、文化的摧残。回顾中国的历史，不讲得那么远，以民国来说，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文化高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高峰，主要因为当时环境的主要方面是非常自由的，很多元，而且各流派之间是互相尊重的。比如说，讲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很有名，但他跟李大钊的关系很好，跟胡适他们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有时会共同在一些宣言上签名。陈独秀、胡适是朋友，在同一个战线办《新青年》，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的学术著作胡适仍然大力推荐出版，这是很难得的。另外有件很著名的事，章士钊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是当陈独秀遭难的时候，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就是这个国学派鼎鼎有名的代表人物。

我们的前辈是那样尊重不同意见，我们今天能不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局面？我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前途、思想文化的前途。这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营造一个环境，让各种各样不同观点能够兼容并包，形成宽容的环境。但是晋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说：“宽容的本质是乡愿”，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广州讲这个话，我想特别重要。因为20世纪中国之所以形成一个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局面，是从广州开始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的所谓革命根据地，特别是1923年以后，陈炯明失败了，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政府，孙中山当上了大元帅。他做大元帅的时候，国民党做的是什么事呢？要党化教育，要党化司法，整个社会要党化，就是一元化，不允许言论自由，不允许思想自由。近代中国统制思想的制度就是从广东开始的。这个制度随着北伐军前进，影响越来越大，结果在湖南引发了著名的文化人叶德辉被杀事件。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叶德辉被北伐军镇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倡多元并存、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会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是我今天晚上很高兴参加这个会的最主要原因。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包括晋如也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大家必须携手，共同营造最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自由环境。我想讲的就是这些。

附记：以上即席发言，重读一遍，觉得意犹未尽。晋如憎恶专制；但可能没有注意到：“思想自由不仅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不同思想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那种应用武力来保证其一统天下的暴政，而是使人们不知道其他可能性的存在，不知道还有其他道路可走，不知天外有天。感觉或价值承赋并不能给一个人自由，给人以自由的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北京版）愚意以为，毋忘主要目标！对其他不同观点，多点理解、宽容和尊重。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刊登于《南方周末》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D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