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燃放鞭炮烟花造成了一些人身和财产损失，有人便提出，政府应当禁止燃放烟花鞭炮。说实在话，政府恐怕不会因为这样的议论，而贸然出台禁放令。九十年代中后期，各地普遍发布过禁放令。但实施几年后，在种种压力下，各地陆续开禁。据此可以推测，政府在中短期不大可能再度禁放。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支持禁放论的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过去几十年来，因为这种心态，中国已遭受过诸多文化、社会乃至经济灾难，如果人们不去有意识地克制这样的心态，那很可能重蹈灾难。

应当承认，禁放论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比如，某座大厦着火了，或者孩子老人的睡眠受到了打扰，还有人矫情地抱怨，他们家的小狗受到了惊吓。这些损失确实是人人都看得见的，甚至于，对于某个无知的或者不幸的个体来说，这种负面效果可能是巨大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习俗造成了某种损失，一步就跳跃到全面禁放，这是一个太大的跳跃。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燃放烟花鞭炮的负面效果，显然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而这些习俗是在几千年、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演进形成的，它们可能与诸多制度、理念之间具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复杂关系。比如，燃放鞭炮，就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民间信仰，对于家庭成员的幸福感、进而对于社会秩序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也就是说，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尤其自己的内在逻辑，其中很多关系是人们的理性未能理解的，或许是理性永远无法理解的。或许可以推测，烟花鞭炮既然它存在了几百年，则它一定存在着一些好处。这些好处也许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但这并不等于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它们对于个体的信仰、对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可能非常重要。

对于社会内部的种种习俗，人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明智的态度就是尊重。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做。人们可以矫正那些明显的错失，但归根到底，人们只能是在承认其存在的前提下矫正。因为某个习俗存在一些负面效果，就立刻要求禁止，这既是对理性的滥用，又是理智懒惰的结果。

而正是这样的懒惰，诱导不受限制的权力登场。全面禁放，当然是要求政府下令禁止民众燃放烟花爆竹。但如此呼吁出来的权力，果真那么美好么？

过去一个世纪是一个大规模“移风易俗”的世纪，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习俗被逐一禁止。而翻阅当年的报刊，人们会发现，无数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为禁止每一项习俗，提供了诸多看得见的科学的或者感性的论据。正是这些个体的感受或者科学的论据，授予了政府以消灭社会的大权：民间信仰被逐一取缔，各种民间节日也趋于消灭，私有财产制度被彻底消灭，等等。以至于到今天，国人的生活已经寡淡如水，甚至于社会共同体也正在大规模解体之中。

面对这种情形，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开始部分地尊重人们的习俗，或者容许其自然的恢复。令人奇怪的是，有些号称追求个性、自由的人士，却在忙着鼓动政府全面禁止这样的习俗。更令人诧异的是，禁放论者谈论禁止一种流行数百年、在民间具有广泛基础的习俗，仿佛在谈论晚饭究竟是吃米饭还是馒头。从中看不到他们对于生活的逻辑的尊重，对于社会的微妙性的崇敬，对于人们的宗教情怀的敬畏。

而在这种轻率态度的背后，是对政府权力的迷信，以及对社会的不信任。禁放论者匆忙地把一种僭越的权力授予政府，并哭喊着要政府来行使。这显然，这是在授予政府扰乱社会、毁灭社会的权力。

任何熟悉现代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是社会设立的、用以解决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工具。政府只能解决社会的逻辑运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小小差错，而不能消灭社会。相对于政府的权力，信仰、习俗、生活方式等等乃是先验的存在者。只要它们并没有造成显著的、广泛的损害，政府就根本无权禁止。即便它们对某些人存在某些不便，或者带来一些伤害，政府同样无权禁止。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对其予以监管，将这种损害控制在不那么显著的程度。

归根到底，政府的功能是服务社会，而不是按照自己或者任何人的心血来潮式的想象重新建构社会。人们的幸福最终有赖于社会的发育，政府的首要的伦理准则是：尊重社会，尊重社会运转自身的逻辑及由此所形成的结构。也正是依据这一原理，政府可以开办教育，但不得限制社会创办的教育。同样，政府可以管理鞭炮的生产、销售和燃放，却绝没有资格禁止人们生产、销售和燃放鞭炮。

矫正一种习俗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义务。但政府的权力中决不包括取缔一种并没有造成广泛的、显著的损害的习俗，因为，社会在逻辑上是先于政府的，从道德上说，政府是社会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因为燃放烟花鞭炮造成了一点损失而主张禁放，就是从理念上颠倒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变成权力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