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与文化领域是检验当今全球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视窗”。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中国与全球资本融合的轨迹及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矛盾。首先， 本文引入“非正式的美帝国”这一概念，强调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与规制并非依赖一个正式的美国帝国，而是通过把其它国家构建成“非正式的美帝国”内的重要成员国并动摇其统一而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来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检视了中国传播文化业及其话语体系在国家控制与美国软实力的夹缝中发展和变革的轨迹，并以电影业和期刊业为例，分析处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跨国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与跨国阶级阶层关系和消费主义文化认同意识的构建过程。尔后，本文分析了在中国精英政治和下层民众社会抗争两个层面中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民主主义、和文化认同政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错综纠葛以及中国传播与文化业在满足一个在结构上“断裂”和在权力上“失衡”的社会中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在文化传播上的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矛盾以及下层民众对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反而强化了重新认识中国这一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2003年10月8日，默多克（Rupert Murdock），这位曾经断言卫星电视的发展将终结世界上一切权威统治的跨国传媒巨头，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劝说中国最高层领导开放媒介市场。他不仅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市场自由化与维护政治控治可以共存共容，并且信誓旦旦宣称，“中国有潜力追随美英的发展之路，而且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超越美英取得成功”。1 是默多克为了讨好中国而言过其实吗？中国在全球势力激烈交锋的文化传播领域完全依靠自身的实力取胜，其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如果中国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取胜，那么以默多克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将起何种作用呢？而事实上，由于默多克在中国的影响，“默多克”一词已进入2003年中国传媒业的二十个关键词的前列。2
在广义上，传播与文化领域涵盖了包括传播网络和从媒介文本到语言的所有象征意义内容。它为检验当今全球权力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窗”。其原因不仅在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劝服等“软实力”在美国统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于现在的文化和传播产业本身就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
尽管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惧怕“中国崛起”，把中国看成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而采取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在当前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未定的因素很多。在众说纷纭中，本文将中国看作一股正被纳入Panitch和Gindin所描述的“非正式的美帝国”(informal American empire)中的区域性力量，并尝试从传播文化业的角度来描述与分析这一假设。4 “非正式的美帝国”的概念与我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一文中所评析并引用过的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戈雷(Antonio 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同时又克服了我在文中指出的该理论的一些弱点，包括其对民族国家力量的弱化程度的过高估计，对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低估和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行为的继续存在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重视。5因此，“非正式的美帝国”概念来描述后9/11世界也许更适合。与此同时，Panitch和Gindin对阶级关系的关注与Ｈardt和 Negri的 “帝国”与“民众”（multitude）二元对立关系的设置形成理论上的张力，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分析空间。当然，正如美国自身的发展尚存在不确定因素一样，谁也无法保证中国目前的与国际资本的整合之路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更无法保证中国在“非正式的美帝国”这一世界秩序模式中稳定的地位。
国家管制与美国软实力夹缝中的中国传播与文化
正如Panitch和Gindin所指出的，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建构与规制，并非依赖一个正式的美国帝国，而是通过把其它国家构建成非正式的美帝国内的重要成员国来得以实现。6 中国作为这一国际新秩序的一员，其国家的重建开始于邓小平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事实上，其外部的重建早在1972年便初见端倪。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赖其反帝外交策略以及支持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赢得席位，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合法代表。同年，中国政府欢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美国联手对抗苏联。
同时，尼克松访华成为中国媒体被美国“软实力”征服的关节点。当时，三家美国电视新闻网向美国观众直播了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其技术和专业上的精湛表现让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惊叹，并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因此，如果说是苏联和东欧帮助中国建立起电视系统的话，那么，正是美国的商业电视网引领中国新兴的电视业成为促进中国融入全球消费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强有力的大众媒介。7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1979年外国广告开始见诸中国电视屏幕为开端，中国文化传播体系便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电讯网络，加快了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的步伐。在70年代后期之前，作为革命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抵制西方文化，试图建设非商业化的民族文化。但是今天，她却推进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希望借鉴国外竞争对手的经验重振自己的文化传播工业。自80年代以来，改革中的中国致力于“信息化”并将此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以及实现与跨国资本主义整合的关键步骤。8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媒体话语中“与国际接轨”的口号的隐性的内涵实际上意味着与以美国的跨国公司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商业媒介文化的融合。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快了更为敏感的文化产业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步伐，范围涉及电视节目制作到电子游戏，并将此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国际上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在中国传媒业的演绎有其特殊的表现。中国重组国内的文化传播业出于两个目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和资本积累。自由化首先在国有领域出现，颇具代表性的现象便是传统党国体制下的市场化媒介的繁荣，而国内私有资本则被限制在文化传播业的边缘地带与下游产业。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私营的基础电讯服务提供商和私营报纸、电台、电视台。同样，从电视节目进口到外资直接投资媒介和文化产业，中国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应付和处理外资的渗透问题。最初，中国政府主要根据其具体需对外资进行个案处理，而后，WTO协议成了行事的重言依据。中国加入WTO，电影业做出了重要的让步，这个问题本文后面会论及。除此之外，其他多个领域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如电讯服务业、广告业以及视听产品、图书和报刊的发行与零售等。对此中国方面采取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媒介再次集中化和集团化的方式予以回应。9
时至今日，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市场为导向的快速发展，文化传播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获利最丰的领域之一。中国政府自己就是中国最大的传播文化业经营者，随时准备与默多克等跨国媒体巨头合作，为保障国内外资本的积累创造必要的内在法制和规制条件，同时努力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角色。
以上也正是美国“软实力”80年代和90年代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滋长的环境。1989年以后，中国确立了市场威权统治以及商业化流行文化的繁荣的政治基础。10 到1997年，作为美国“软实力”在中国的影响的一种标志——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的喜爱。从某种角度，美国文化产业代表着“先进文化”，好莱坞影片在全球的知名度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先进文化”对其他“落后文化”的胜利。11
或许，这一“内在殖民化”过程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例是，当默多克的全球卫星电视王国的中国公司以“星空卫视” 的响亮中文在广东家喻户晓的时候，身为国家电视网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却使用英文——“CCTV”作为其台标和缩略名称。澳门大学传媒学者吴枚曾经指出，“中国国内媒体和公共领域充斥着英文标识，这本身就是文化屈从的一个明显标志。” 12 笑星赵本山以此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向全国观众逗乐，堪称中国国家电视台拥抱后现代自我解嘲意识的一大景观。
然而，仅仅把文化统治理解为美国的文化力量是不全面的。正如美国文化霸权的最尖锐的批评家何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指出的，多样化的全球媒介产权形式和媒介产品流动模式决定了当今文化统治的形式，尽管该形式仍旧印刻着美国的痕迹，但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跨国公司的文化统治”。13 事实上，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这些已经被整合到非正式美帝世界秩序的国家和地区在跨国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形式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电子游戏等崭新的文化市场里，日本和韩国产品替代美国产品占据了主角的地位。
因此，与其为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美国化”遭遇本地化和本土化而沾沾自喜，14 不如从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对本国文化空间的渗透这一层面来思考文化统治问题更具有实际意义。正如Dan Schiller曾和我讨论过的，跨国文化工业只会依赖文化差异而不会消除文化差异——只要这些差异能带来收益。15 《帝国》的作者哈特和内戈雷也认为，全盘文化同化并非帝国所热衷的优先策略。相反，针对重现的种族和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帝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否定或减弱这些差异，而是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赞许这些差异，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异。16 而Leslie Sklair 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领导者们只对收益的增加感兴趣，而对摧毁或者维持当地文化无动于衷。只有当本地或国内企业影响到其获利的时候，资本家才会毁掉他们。殖民势力在过去一直是这样对待那些阻碍其扩张计划的当地企业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它使全球化的企业更愿意将当地的合作者纳入其跨国商业网络当中，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合作伙伴。这是一种能够与当地精英共享的优势。17
实现资本主义文化统治最为隐晦的一种方式就是促使当地媒介体系将跨国资本主义话语内化。此种文化霸权的实现，不一定需要美国资本或源自美国的媒介内容的直接介入，当然也无需其他已被整合到跨国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中的国家的资本或媒介内容的介入。尽管中国媒介仍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从国内新闻媒体的话语倾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踪影。
中国媒介对于近年发生的两次事件的报道就是明证。首先是对中国加入WTO的报道。在对1999年中美鉴定WTO协议的报道中，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18 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9
中国媒介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报道更具说服力。对于此次事件，中国政府表明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立场。表面上，中国媒介附和着政府的立场，以至于国内的一些美国的辩护者在网络上攻击中央电视台是巴哥达电视台。然而，对各类报道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媒体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自相矛盾，对美国势力和媒介的商业逻辑及其新闻框架在更隐秘的层次上的屈从在一定程度上淹没和抵消了政府的反战立场。首先，中国政府禁止媒介刊登任何反战文章，在大街上也看不到任何反战迹象。其次，媒介的报道并没有针对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如战争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以及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而是亦步亦趋地报道美国军队的战争技巧与策略，并对美式武器装备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分析。为了进行这样的报道，中国媒介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媒介以获取由五角大楼提供的战争画面。结果是，一场残忍的、双方军事力量如此不均的入侵摇身一变成为一部展示美国军事力量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电视真人秀。20 中国电视对于美国商业电视的技术和话语逻辑的顺从以及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作新闻奇观进行报道，再次证实了美国“软实力”对中国的渗透——尽管中国政府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同样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媒介对战争的广泛报道正是基于部分政府官员和央视高层的决定。他们企图借此将中央电视台打造成中国的CNN,并巩固其在中国加入WTO的境况下对抗跨国媒介公司的形象和地位。他们开播了一个CNN风格、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频道。显然，中国媒介管理官员和CCTV管理层相信，赢得中国观众的途径便是模仿CNN的模式和风格，并使国内观众能够看到国外媒介的报道以满足他们对此类内容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文化整合与跨国阶级的建构：对两个案例的分析
在国内政治威权主义和与国际接轨的的语境下，中国文化和传播业加速转型同时影响着中国境内外阶级关系的建构。Panitch 和 Gindin 曾经指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直接影响其它核心国家的阶级结构和国家构成。21 美国资本作为一股社会力量渗透到他国，将动摇其“统一而独立的中产阶级，进而逐步削弱本土资本挑战美国强势地位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在美国主导的体制中争取好一点的条件”。22 处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电影和期刊业出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显示了这一跨国阶级的形成过程的一个侧面。
案例一：电影业
电影最初由西方引入中国。1949年以前，好莱坞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影响深远。23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好莱坞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促使了本土电影业。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业相对繁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一系列因素——政治控制、投资不足、来自商业化电视的竞争、社会分层的加剧以及受众市场分化——阻碍着建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业的持续发展。90年代初，中国电影业深陷危机。影片的年均上座率从1982年的210亿(21billion) 下降到1991年的45亿(4.5billion) 。24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并未放弃中国市场。一伺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好莱坞便立即着手准备重返中国。在与好莱坞电影隔绝近30年之后，中国观众自然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弥补。好莱坞以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其廉价的经典影片作为回归中国市场的第一步。默多克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是这一策略的主要推动者。1985年，好莱坞巨片《第一滴血》在中国大陆放映，引起轰动。其后，中国与好莱坞的接触与合作进一步加强。1994年，迫于好莱坞以及国内电影发行商和放映方的双重压力，中国同意每年进口十部好莱坞最新大片，双方实行票房分成制。出于获取利润的目的，同时为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观看欲望——他们把欣赏好莱坞最新巨片看作享受全球化文化权利的一种体现，国营电影发行商、电影院以及大众媒介一方面极力推崇好莱坞电影，另一方面冷落国内本土影片。在1995年中国票房收入最为辉煌的一年中，由于受到好莱坞大片的影响，有超过70部本土影片没有在影院放映。25 1998年，当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并以占全年票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的成绩创造票房奇迹的时候，中国本土电影的年产量则从1980年以来100至130部影片降至最低水平的37部。赫赫有名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不得不裁员十分之一。26
面对这种形势，更多有事业心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为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同时规避政治控制，不仅逐步接受和采用好莱坞电影的叙事风格、拍摄手法和商业模式，并且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全球电影市场。80年代到90年代初，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导演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取得成功。他们执导的影片也以外国影片的名义成功地打入北美主要的录像带出租市场。这标志着经过市场考验的中国电影精英开始走进由美国主导、正日益多元化的全球电影市场。很快，这些电影生产精英不仅在国内电影业独树一帜，更获得了跨国电影投资者和发行商的支持。
例如，张艺谋执导的具有好莱坞风格的武打大片《英雄》便由Miramax公司提供资助。该片被中国和海外媒体视为中国甚至亚洲电影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所作出的回应，其商业上的成功受到媒体的广泛赞誉。最具商业化倾向的年轻一代导演冯小刚在其执导的凝聚跨文化元素的影片《大腕》中，起用好莱坞的加拿大演员Donald Sutherland，讲述了一个颂扬好莱坞文化经济实力的故事。冯小刚承认他的确受到投资方Columbia Tristar的影响，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打进美国和其他的海外市场。Stanley Rosen在2003年初曾指出：
索尼公司（Sony）最近宣布，它将于两年内向中国音影业投资10亿美元。公司董事长Nobuyuki Idei 希望中国到2008年能够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海外市场。概言之，中国电影业正日趋国际化……缺少国际吸引力的、纯粹的本土电影注定会遭遇上座率几乎为零的窘况。27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电影业影响不可忽视。尽管视听业被排除在最终的关贸总协定之外——WTO协议便是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强大的好莱坞势力仍然借助中美双方签署的、于2001年生效的WTO中美双边协议达到维护其主要利益的目的。根据协议，中国承诺将进口影片的数量增长四倍至每年40部。2005年增至50部，其中包括20部国外最新大片。同时，中国降低了视听进口产品的关税，向海外发行商打开视听产品市场，外资被允许投资或修整电影院，未来三年里可以最多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电影业正经历了一次从生产到发行、放映和消费的全面的、大规模的重构。著名的跨国娱乐集团如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与国内的合作伙伴积极更新生产设备，改造影院的基础设施。不仅如此，他们正设法争取获得超越最初世贸组织所限定的关于市场开放的新规定。2003年，中国颁布新规定，允许外资在中国七座大城市的合资影院中可占有75%的股份。生效日期为2004年1月。《人民日报》在对此进行报道时援引一位业内官员的话称：新规定使中国成为对跨国电影巨头而言更具吸引力的市场。28正如张艺谋不得不利用Miramax的资金来完成‘中国式’好莱坞大片《英雄》，现在，包括中国的政府管理者在内的电影业其他各种利益集团与跨国资本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他们坚信好莱坞能够帮助提高中国电影的生产和制作水平。入世后电影发行和放映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使中国政府再次面临增加合拍影片和进口影片限额的压力。例如，一家新组建的电影发行公司的最高执行官已经呼吁提高进口影片的限额，要求将港台影片划归国产影片之列，以增加好莱坞影片的数量。29虽然来自好莱坞的刺激与国内私营资本的涌入使中国电影生产在入世后的几年之内恢复了生机，２００４年于２００５年国产影片产量创历史新高，国产影片进入电影院的数量也在上升，30到了２００６年初夏，中国政府不得不以强硬的行政手段终止好莱坞巨片《达•芬奇密码》的继续放映，而保护国本国电影的市场应该是原因之一。31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和本土资本自身没有全球化的野心。Dan Schiller 分析了中国传播业在信息传播技术的生产和服务方面满怀全球扩张的迹象与雄心——例证包括计算机生产商联想集团在海外的扩张和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借助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的有线电视系统在美国三个主要城市落地。32 事实上，中国政府正试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角逐全球化文化工业,并已把“走出去”战略正式列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在媒介生产领域，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媒体自然不必说，地方性强势媒体如上海文广集团和湖南卫视也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不约而同地把“全球华人”作为其市场目标，以此构建新的“视听领土。”33在技术领域，中国开发了自主技术平台和标准，包括用EVD来代替DVD，希望借此使本国生产商‘摆脱先前对外国技术的依赖。’34 尽管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且很可能提升中国在全球文化市场的形象，但是Dan Schiller 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作出的努力远不足以颠覆美国在世界传播、信息业的政经力量”。35
中国电影业和好莱坞之间趋于一体化的模式表明，任何关于中国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想法都未免过于乐观。对于这一点，默多克在中央党校演讲时应该是清楚的。事实上，默多克在演讲中到底说了什么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向中国领导人演讲这一事实表明了跨国资本家与中国统治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新的阶级同盟关系。
案例二：期刊业
如果说电影业的全球一体化发展从文化生产的层面为跨国阶级关系的建构提供了研究的案例，那么，我们可以以期刊业的中外融合模式为例从文化消费的层面来研究媒体对跨国阶级和身份认同意识的构建。海外资本在传媒业的投资对于阶级的建构具有双重作用：它不仅从社会经济层面直接影响着阶级的建构，而且通过为特殊社会阶层提供文化资本，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起作用。早在80年代，第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便诞生于受政府严格控制和保护的印刷媒介领域。合资双方是中国政府和国际数据集团（IDG）。时至今日 ，它仍然是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IDG在中国信息出版业的投资范围甚至超越了二十多年以后所签定的中国入世协议里所规定的外资在中国文化产业中可参与的程度。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将信息技术业看成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而国际数据集团的印刷产品使人们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信息，同时借助信息技术散布全球化意识形态。国际数据集团的中文旗舰刊物《计算机世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合适的时间为合适的读者提供了合适的文化产品，恰如其分地顺应了中国技术精英对于信息和文化的需求。这些技术精英正成为中国新的社会力量，即后来提出的“三个代表”中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 当然，他们的任务便是以信息网络建设为中心，变革本土经济，使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信息体系。借助《计算机世界》这份中国信息产业最权威、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国际数据集团旗下的印刷刊物目前超过20种。其中包括自称引领“年收入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具有全球视野、年龄在25——45岁之间的读者群体的《数字财富》（Digital Fortune）以及同样针对“拥有较高消费能力和社会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成功人士”的杂志《数码精品世界 》（Digital Power）.36. 这类杂志在促进中国技术精英融入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方面影响深远。
国际数据集团成功地和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默契，同时对于基于信息经济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国际数据集团与海外杂志出版商如Hearst联手，借助消费广告和灌输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正式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纳入跨国消费市场之中。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合资企业旗下的消费类杂志也迅速发展。自80年代后期，各类中文版海外消费和生活类杂志，包括《Elle》、 《Cosmopolition》、 《Esquire》、 《Harper’s Bazaar》、 《Good Housekeeping》、《Auto Fan》和《Golf》杂志在内，与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其他刊物为争夺中国富裕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展开十分激烈的竞争。今天，尽管国家对出版方面控制仍很严格，中国大都市里的富裕的消费精英得益于期刊业与跨国出版商签定的广告、管理与版权合作协议，充分享受着消费主义世界的文化精品。虽然硬新闻类的国外期刊想进入中国市场还不容易，如《纽约时报》所报道，“时尚类、技术类和商业类的海外期刊正在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喜爱”。37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年轻人将有机会品尝到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中的一些“禁果”。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早已表露对中国市场的兴趣，38 但看起来其英国对手们有可能抢先一步打入中国市场。根据《纽约时报》2004年4月18日报道，“以大胆刊登女性性感照片、黄色笑话和含有性暗示的文章以及偶然刊登时尚排行榜而大受欢迎的英国黄色‘男性杂志’《FHM》和《Maxim》都正在计划发行中文版”。39 2006年初，《rolling stone》杂志由于进入中国的方式过于张扬，被上海地方新闻管理部门认为违规，但是在封面问题上作了妥协以后，与中国杂志《音像世界》的合作仍然得以进行。40
由此，中国消费类、生活类期刊市场是真正的跨国型的、以各种本土元素来调味的跨国消费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发行对象主要是年龄介于25——40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收入的白领阶层里的旅游爱好者的《时尚。旅游》与美国的《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签有合作协议，与法国的《Guide Moncos》和台湾地区的《To Go》也签订了图片和文字的互换合作协议。再配合有关本土的内容，《时尚。旅游》成为一份拥有丰富多彩的图片和极具吸引力的文章的杂志。
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对随机选取的《时尚•旅游》2002年11月刊的话语内容进行了分析。41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这一分析，因为它对于研究本土化了的跨国媒体与阶级认同与阶级敏感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极佳案例。作为中国的跨国旅行者和高级文化鉴赏家，你“痛饮苏格兰”去了解“瓶中的历史”；你的“经典小资之旅”包括参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你悠闲地在网上冲浪，无意中发现几帧图片，而接下来你已经在南太平洋马尔代夫群岛中的“最后的伊甸园”了，那里“没有会议，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互联网”。你确实也被邀请去逛作为你的本土的中国的都市与村庄，但是这些都是文化遗迹、现代消费和娱乐的乐园，而不是下岗工人和民工们的城市；这是些经典诗人眼中的充满魅力的中国村庄，没有经济移位、环境侵蚀的痕迹。你会碰到在苏格兰酒吧里喝酒的当地人；同样，你也会碰到你的中国同胞，他们既可能是碰见生人就躲在大人身后的天真无邪的乡村孩童，也可能是在小溪旁一边洗衣服一边闲聊的村妇。在这个国内外媒介资本联合构建的“极乐世界”中，物质消费和文化涵化的潜力没有止境，不管你去哪里，你个人的“伊甸园”无处不在。像毛主席雕像成为历史遗迹一样，民主等观念也成为“美丽的词藻”-- 时尚的形容词。在湖南长沙，杂志告诉你在何处可以看到毛主席塑像；在福建惠安，杂志建议你利用傍晚的光线拍摄奇异神秘的惠安女的照片，她们有“封建头，民主肚”，因为她们的着装方式是包着花头巾、上衣很短且露出肚脐。这些期刊杂志一方面使中国消费精英的生活方式实现全球化，让他们与生活在巴黎、纽约、东京的人们的消费取向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引导他们透过国际旅行者的眼睛观察中国，使他们与生活在社会较底层的国人构建起一种新的亲疏与身份认同关系。
面对日趋激烈的对城市富裕消费者的市场竞争，本土杂志不去开发潜在的社会较低层消费市场，转而走国际化的道路。这样的竞争策略与政府的发展目标以及高层媒介管理人员的跨国流动现象正好合拍。例如，颇受欢迎的女性杂志《女友》得到政府的许可在海外出版发行。继2001年在悉尼发行《女友》澳洲版以后，北美版的《女友》于2003年在温哥华登台亮相，读者对象主要是该地区为数不多、却收入颇丰的专业和商业阶层的华裔妇女。而其主要编辑人员之一正好移民加拿大，因此这种人事的跨国流动与国际化发展战略极为吻合。
与此同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女性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同时遭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遗弃。目前，只有一份曾经得到福特基金部分资助的小型杂志<<农家女百事通>>是专门为她们而办的。九亿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低消费加剧了中国积累过剩的危机。尽管中央政府在边远地区尤其是新疆和西藏投入资金加强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此视为国家庞大的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并实施了“村村通”工程，但是，在促进文化工业在农村市场或者社会底层城市市场的发展方面，政府采取的行动相当有限。虽然中央财政近年加大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2004年对城市文化投入占总财政投入的比重仍然高达73。5%，比对农村文化投入如比重高47个百分点。42 2005年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说明领导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和文化传媒业发展的主导逻辑下，要开拓农村市场谈何容易。反观美国，其文化工业充分发展了本国市场，在此过程中成功开拓了本国中下层民众包括形形色色的移民市场。这种能力对于美国文化产业最终实现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展示其世界性魅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相比之下，梦想在国际市场成功的中国文化工业却没能顾及或许不情愿顾及人数众多的本国流动人口和城市平民，更不用说农民了。中国与美国传媒业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种发展路径反映了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形式时期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整合模式。
阶级、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文化政治
对于上文最后这一点，我们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中国传媒业的扩张发展作为跨国传媒业对中国渗透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政治渐行渐远。因为它为数目相对较小的跨国阶级利益服务的倾向性，中国传媒业的扩张有可能深化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内部的矛盾和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对立。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它将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中国的跨国阶级与中国政府交光互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与国际资本融合的策略来维护其特权。同时，正如以上对传媒业的跨国生产与消费所昭示的那样，其成员已经在各个领域建立起广泛的跨国联系。一些中国的高级党政官员的子女移民国外或为跨国公司工作；一些商界、政界或者中产专业人士往往会有孩子就读于西方国家的大学或是语言学校，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在长假期间到温哥华和悉尼等国际城市与家人团聚。中国统治精英为维护其在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特权地位，采取的是依靠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一政策框架下，中国一方面大量购买美国长期政府债券，间接支持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军国主义，43 另一面却未能在更大规模上在国内通过更积极的政策来促进有效需求，缓减贫富矛盾，从而维护国内社会的安定。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精英们继续依赖中国政府为其提供社会再生产条件。他们对于政府企图控制其越轨行为的行动（如开展反腐败运动）却阳奉阴违，甚至办理外国护照并将财富和家人送往国外。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外流反映了中国FDI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奇迹的另一面。从二十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主要由非法转移国家资产的方式造成的资本外流的总额不断增加，甚至超过FDI的数额：1997年为364.76亿美元，到2000年为480亿美元。 而FDI当年的资金数额为470亿美元。44 从2002年9月至2003年2月近五个月的时间，这一数字达到创纪录的480亿美元。45 而2003年全年的FDI数额为535亿美元。这些源自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数据很可能低于外流资金的实际数额。同一时期，大量私营企业家、政府官员或者其家人通过移民或持学生护照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更有政府官员携带巨额财产逃往国外。统计数据表明，至2003年6月30日，广东、河南、福建、辽宁、江苏以及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共有4288位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官员逃往国外，另有2709人失踪（很可能也已出逃）。46 而跨国阶级建构的另一面则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借助国际贩卖人口网络涌入西方国家。他们中许多人沦落在纽约、洛杉矶和其他国际大都市的血汗工厂里，过着包身工般的生活。
对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尽管跨国性（transnationality）日益成为阶级关系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本国内部，琐碎化、地方主义和特殊性也是阶级关系重建的主要特征。首先，中国的阶级权力由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因素构成。这一点从人们对腐败的关注以及“权力资本化”、“官商”、“知本家”等提法的流行可窥见一斑。47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相当大。48 因此，社会分化最为显著的分界线便横亘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巨大的地区性与民族差异和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第三，在中国城市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针对主要消费品如城市住宅的政治特权在阶级重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9
阶级重构所显现的跨国性和多面性使民族主义政治和阶级政治的链接更加复杂化。一方面，如我在别处已经论及，由跨国资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和城市中产阶级构成的霸权集团，已经在中国文化领域超越其他阶层占据强势地位。50 其中，城市中产阶级既是本土资本也是跨国资本所热衷追逐的消费者。对阶级话语的压制、对社会冲突的控制，对消费主义和市场威权主义的培植，调和以由领导精英和中产阶级所推动的社会改良主义（“关注弱势群体”），构成了中国媒体和文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同时，以国家为中心的、以通过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建设强大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主导着精英媒体对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报道。2004年初，当时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声称美国欢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提是“中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51 中国精英媒介话语则应和着大谈如何在美国的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力量”，推崇“强强合作”的外交政策新理念。52 到了2005年和2006年，面对美国右翼势力更为显露的对中国的敌意和经济保护主义，中国的外交精英与主流媒体更是热炒“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概念，希望以此消解美国统治集团的对中国的敌意。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居于国际资本主义霸权与国际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之下，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在对美关系上，随着美国国内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和福利社会政策的弱化、以及其国际霸权政策引起的社会文化矛盾的激化，美国的右翼政治势力会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不管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是多么一厢情愿地要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在国内，精英政治内部之争与意识形态之分歧、平民抗争、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文化与生态危机仍继续存在；加之世界经济受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而中国经济早已与美国经济交融一体。53 所有这些因素对中国能否在“非正式美帝国”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多世纪，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社会精英的内部争端和意识形态冲突。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通过对党内左派势力和知识界极右势力的压制而推进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是改革开放时代意识形态争斗的戒训，而自由主义记者马立诚、凌志军则更把“反‘左’”归纳为改革开放年代“思想解放”的“主线。”54 80年代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9年危机以及随后左翼思潮的反弹都折射出中国这一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围绕对改革开放的政治性质的争论以及左派反对与资本主义进一步融合的意识形态冲突一直静静悄悄地在精英之间和大众媒体之外进行着。到了2006年初，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在努力压制与掩饰的有关改革开放基本方向与价值原则的所谓“姓‘社’和姓‘资’”的争论又形成了一个高峰。《南方周末》2006年3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写到：“从2004年开始，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被人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55 尽管传统的社会主义左派势力被边缘化，少数坚持者年事已高，并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精英内部的政治冲突因面对政体的合法性这一当务之急问题被暂时压制下去，中国的领导层既不敢也不能彻底放弃其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国根基与思想遗产。相反，它不得不继承这些思想以保持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实实在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具体体现在来自左翼和下层民众的对官商结合的市场威权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令右翼知识精英们失望与担忧的是，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以及下层民众对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反而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从而使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含义。在国际宣传中，谴责美国霸权主义仍然是相关主题，在国内，不仅特定的有关毛泽东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红色经典”文化产品一直在被生产和消费着，而且新的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政治话语—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被演绎。
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同样遭遇来自草根阶层多种社会抗争的挑战。下岗工人、靠退休金维持生活的退休人员、不堪重负的农民以及因房地产开发而被迫离开原住地的城市居民的抗议活动不断发生。这已成为长久以来中国政治景观中挥之不去的一幕。并且，这些抗争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虽然政府通过妥协、压制、制造阶层内部分化、新闻审查以及阻碍广大贫困阶层间的信息沟通，使这些抗争得到控制并被边缘化，为了继续吸引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和生产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直到2004年，当局必须继续通过强制的手段来维持“这些年来事实上变得越来越廉价的灵活的劳动力队伍”。56 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冲突。另外，根据WTO协议，中国将开放农业领域，这同样有可能加快农村人口的经济错位。虽然最近几年政府对农民采取了减负增收的政策，资本积累中新的掠夺方式，如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的侵夺与破坏，成了社会冲突的新焦点。而民工的欠薪问题以及他们无法在城市养家活口这一事实更进一步阻碍了下层劳工阶层在城市进行社会再生产并以他们庞大的群体成为社会消费主要力量的可能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一方面，高达 95。3%的城市居民认为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冲突，” 而另一方面， 高达一半的最高收入群体不支持多交税以帮助穷人，以此缓解社会冲突。57 尽管受到政治压制与上层社会的藐视，媒体更是很少触及，但由于其频繁性和难以预料性，下层社会的抗争猛然间正变成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跨国资本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同样伴随着官方与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逐渐高涨。一方面，官方不得不诉诸国家民族主义使其成为合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保护领土完整的统治逻辑迫使其在面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挑衅时捍卫中国的主权与尊严，遏制台湾和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系列事实中体验到或者逐渐意识到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自相矛盾——从美国支持前苏联叶利钦独裁统治、1999年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2001年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机在海南岛上空相撞以及美国目前在伊拉克境内的帝国主义行径。在东亚，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抬头已经激起中国方面强烈的反应。同时，商业化的媒介已经发现民族主义是赚钱的法宝——因而，默多克部分投资的香港凤凰卫视甚至抢先中央电视台（对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事件）推出一台“中国可以说不” 的节目（而中央电视台此时只能轻描淡写，以顺应统治精英“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策略）。日益加剧的社会紧张状况汇同民间民族主义和反帝情绪在特定的国内国际条件下有可能造成一触即发的政治局面。
正如从畅销书以及网络讨论中看到的，大众民族主义受到政治威权主义的影响，逐渐与之掺和在一起，其表白既缺乏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批判，也缺乏实质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但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仍可以看到批判跨国资本主义和阶级统治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方面，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以及中国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在对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终极“对立”的跨国资本主义和美国扩张主义感同身受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重新认同反资和反帝的话语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毛泽东再次成为成千上万中国工人和农民心目中反资和反帝的政治和文化象征。 尽管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不以为然，甚至把它当作“极权主义情结” 来嘲讽、奚落、进而妖魔化，从而使自己的话语体系在社会话语霸权的争斗中占上风，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少数知识分子对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呼声是无法被掩盖与压制的。 2000年，一出以反资、反帝和社会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名为<<切。格瓦拉>>的实验话剧吸引了大批中国城市的左派文化生产者、大学生和普通工人的目光。它标志着左派文化政治以国际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新形式在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市场的边缘地带的出现。２００３年以后，随着非官方的左翼言论在平面媒体上完全失去话语机会（以两本已经很边缘的党内左派杂志在２００２年关闭为标志），“老左”们在网络上寻求话语空间，而这无意中反而促成了网络上左倾话语的联合，使90多岁的老革命与四、五十岁的左翼中年知识分子和20多岁的“愤青”的话语在网络空间链接，从而形成人们意想不到的话语力量。58
当然，阶级和民族主义政治并不能代表中国民众抗争的全部形态。法论功 ——这一被官方称为邪教的类宗教跨国文化运动，以其参与者经济与文化阶层的复杂性凸现阶级与认同政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错综纠葛，同时揭示了中国在超常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59 中国与西方的快速融合、好莱坞影片的流行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竟然培植了以本土的佛道思想为元素的、保守的、反对现代主义的法论功话语体系。这不仅暴露出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霸权的局限性，也激起人们对全球化传播网络具有的解放性特质产生质疑。
同时，SARS的爆发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生态冲突。它很可能预示着更加严重的环境和健康危机。在加拿大著名华裔主流记者Jan Wong （黄明珍）的眼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其掩盖一场流行疾病在陷于危险的国土上蔓延的行为，已经“让世界感到失望”。这里有“所有人口稠密、工厂林立的‘第三世界城市’常见的卫生问题”；在这里，许多富有的市民经常出国旅游；这是一个“光洁明亮的摩天大楼与贩卖活鸡、活蛇的集贸市场的混合体”；城市周边到处可见人猪共处的旧式农舍——这就是Wong笔下的广东省佛山市，“SARS疫情爆发的源头”。60 在Wong看来，正是由于如此糟糕的社会生态、“沿袭几千年的官僚体制保密传统和仇外情绪”以及保护利润丰厚的旅游业并扩大外商投资的欲望，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和媒介在开始阶段掩盖“SARS”疫情。
Wong的描述的确很到位。然而，她的这种带着东方主义和政治敌意的分析掩盖了全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融合过程中更为深刻的矛盾。归根结底，那位前往香港参加家庭婚礼，留宿三星级宾馆，携带SARS病毒的医生，代表了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国际流动性。而在庆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语境中，他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成果，一位备受青睐的消费者，一个社会稳定的中坚、甚至是民主化主体的正面形象。同样，在另一种语境中，佛山，这座著名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沿城市之一，相对受困于劳工问题的大庆、辽阳等城市而言，则象征着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导向的、产业化的中国的希望与未来。
结语
中国媒介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与国内国际资本的进一步融合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话语体系下方兴未艾，枉论其在全球化的市场中是否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尚为时过早．但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态的矛盾的日益加深，中国传播与文化业在满足一个被社会学家认为在结构上“断裂”和在权力上“失衡”61的社会中社会各阶层在文化传播上的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将日益严重。
[英文原文出版于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5: The Empire Reloaded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5), pp. 197-217; 中文版出处：《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140-153页。]
[注释]
1、“Murdoch’s Appeal to Chinese Leaders,” October 9, 2003. The Associate Press, .
2、曹鹏, “２００３年中国传媒业十大关键词，” http://peopledaily.com.cn/gb/guoji/1031/2304950.html.
3 、Dan Schiller, “Poles of Market Growth? Open Questions About China, Inform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April 2005）, 79-103.
4、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London: Merlin, 2003, 1-42.
5、 赵月枝，＇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刘宏译，陈卫星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２８。
6、 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17.
7、 郭镇之,《中国电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Yuezhi Zhao and Zhenzhi Guo, ‘Television in China: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Ideology,’ in Janet Wasko (ed.), A Companion to Television, London: Blackwell, 2005, 521-539.
8、Yuezhi 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Capitalism,” Info 3:2 (April 2001), 137-151.
9、 Yuezhi Zhao, ‘Transnation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a’s Semi-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in a Fractured Society,’ The Public/Javnost 10:4 (2003), 58-74.
10、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edited by Theodore Hun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刘建明，“影视作品全球化的传播张力”，《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时代大众传媒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大学，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12、Wu Mei,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Sovereignty: The Use of English on China’s Television and in Public Sig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Culture and Media Studie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December 2003.
13、 Herbert I. Schiller,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1991), 15.
14、 Emad El-Din Aysha, “The Limi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Americanization’,”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London: Merlin, 2003, 245-260.
15、 Zhao and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p. 140.
16、 Michea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00-201.
17、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2001, p. 256.
18、Yuezhi Zhao, “’Entering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to be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2003, 32-56.
19、 Wang, China’s New Order, 102.
20、 郭镇之，“从伊拉克战争和非典报道看中国新闻媒体，”《传媒研究》， http://www.rirt.com.cn/magazine/ml_11.asp.
21、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19.
22、Panitch and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19.
23、 此节在以下文章的基础上的发展与修改：Yuezhi 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24、 Stanley Rosen, “China Goes Hollywood,”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3, 94-98.
25、 戴锦华, “中国电影：在快乐中沉没。。。。，“ 《现代传播》, 1999年第1期，21。
26、 Liu Xitao, “China’s Film Industry Suffers a Major Blow with WTO Entry,” Qiaobao, November 24, 1999, B1.
27、 Stanley Rosen, “China Goes Hollywood,” Foregin Policy, January/Feburary 2003, 98.
28、 The People’s Daily, “Warner Brothers Marches into China’s Cinema Marke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401/18/eng20040118_132895.shtml.
29、 Peng Jingfeng, Xuchang, “An Allover Reshaping of Film Distribution Channels,” Shenzhou Shibao, July 20, 2003, C3.
30、 尹鸿，詹庆生，“２００５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录，”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编，《２００６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２０。
31、 The Associate Press, “China Bans Da Vinci Code Movie,” Vancouver Sun, June 9, 2006, A9.
32、 Dan Schiller, “Poles of Market Growth?” 1-2.
33、 吕新雨，“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再读２００６年“春节联欢晚会”，未出版稿，２００６，６。
34、 “China to Promote Own Alternative to DVDs,” The Associate Press, November 18, 2003.
35、 Dan Schiller, “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terpreting China’s Emerging Role,” Media Development 3/2003, 13.
36、 IDG website, http://www.idg.com/www/idgpubsnsf/webPubsByCountryView/.
37、 The New York Times, “Lad Mags Go to China,” April 18, 20004, Section 4, 12.
38、 Kim Chipman, “Playboy’s Interest in China Rises,” Vancouver Sun, October 22, 2002, D11.
39、 The New York Times, “Lad Mags Go to China,” April 18, 20004, Section 4, 12.
40、 Bill Savadove, “China: Rolling Stone Goes Audio to Pacify Authorities,” http://www.asiamedia.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43927.
41、赵月枝, “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1263.
42、 李建军，“2004年中国文化发展概述，” 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编，《２００６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149-150。
43、 Robert Brenner, “New Boom or New Bubble? The Trajectory of the US Economy,” New Left Review 25, January-Febuary 2004, 87.
44、 岳建勇, 陈漫，“中国为何全力引进外资？”《当代中国研究》，10：3（2003）， 83-89。 “中国资本外逃热，”《开放》，2003年11月，30.
45、 “Another Wave of Capital Flight and Fleeing of High-Level Officials in China,” http://www.wenxuecity.com/BBSview.asp?SubiD=newsdirect&MsgID=186665.
46、 岳建勇, 陈漫，“中国为何全力引进外资？”87-88.
47、 He Qinglian, “China’s Listing Social Structure,” 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0, 69-99.
48、Louis Lim, “China’s Wealth Gap Widens to Gulf,”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488228.stm. February 26, 2004.
49、 Luigi Tomba,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51, January 2004, 1-26.
50、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
51、 Colin Powell, “A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Vol. 83:1.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40101faessay83104/colin-l-powell/a-strategy-of-partnerships.html.
52、 叶自成， “超越‘极化’思维 （下）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思索， 《南方周末》，2004年1月15,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am/200401150698.asp。
53、 Brenner, “New Boom or New Bubble?”, Minqi Li, “After Neoliberalism: Empire, Social Democracy, or Socialism?”Monthly Review 55:8, January 2004, 1-18. See also, Dan Schiller, “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13-15.
54、 马立诚，凌志军，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5、 李梁，许桐珲，“2004-2006 ‘第三次改革争论’始末，”《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316/xw/tb/200603160002.asp.
56、Joseph Kahn, “Losing Ground: China’s Leaders Manage Class Conflict Carefull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04, Internet edition, accessed January 25, 2004.
57、李培林，张翼， 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1，179。
58、Andy Hu,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Tracing and Locating Chinese Leftist Online, unpublished M.A. thesi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Canada, July 2006.
59、Yuezhi Zhao, “Falun Gong, Ident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 (eds.),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pp. 209-224.
60、Jan Wong, “How China Failed the World,” Globe and Mail, April 5, 2003, F6.
61、 孙立平，<<断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