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张维迎发表“经济转型靠什么”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正面临转型时期，控制人口的政策渐渐显出效用，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国内许多产业面临挑战，中国必须由依靠国外市场向开发国内市场转变。开发国内市场靠的不是扩大内需的政策而是企业家。企业家应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转轨。然而，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仍面临几大体制顽疾，亟待制度变革。
以下为张维迎演讲全文：
谢谢大家，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经济转型靠什么？”。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给我们送来三个信号：第一，中国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如果我们早想到中国如此重要，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第二，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再可持续；第三，我们政府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我们的转型，我给概括这样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到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三点就是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从新企业进入驱动的增长，到现有企业的规模扩张的增长。这个是好多发展国家都遇到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内要不断新的企业来进入。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主要靠现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使企业规模扩大推动增长。
亚当斯密增长模式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给大家提供一点理论模型。这个实际上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来的模型，这个模型挺简单。我们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我们现在就说是经济发展。而财富创造从何而来，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靠创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靠什么？靠分工，靠专业化，分工越细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分工又靠什么，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强的经济成长，财富的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利用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上我们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这个分工和我们本身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这30年的增长。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两个思想是非常不平衡，中国开发国际市场是比较充分的，国内市场的开发是不充分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上来看，在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我们还有一个农村也人口，相当多的占重要比重一半以上的国家，出口占到GDP如此大的比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30年平均起来每年增长是GDP的1.5倍，未来能够达到GDP的增长应该算很了不起了。
这就使我们觉得，未来的增长市场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特别强调一下，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是相当的大，我曾在一些场合讲过，GDP来讲，比如广东在世界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他的规模大于印尼，挪威。我们河北经济规模在中国排到第六，已经大于香港，我们北京、辽宁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从GDP规模看，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
另一点我们要注重人口规模，要找工作，吃饭，其实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市场的范围不会很大，分工就不可能很细，经济的技术进步就可能比较慢。我们看到在中国每一个市场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可以看到足疗，洗脚的行业，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一个洗脚的公司可以上市。
另外我们举一个教育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的。这样看来，我们中国好多的传统产业未来仍然有很好的盈利前景，我们过去的PE，VC都在投资于高科技，现在你看国际PE来到中国，好多在寻找投资了传统产业，而不是高科技，因为传统产业仍然是盈利前景很好的。
这一点要与我们城镇化相关，未来大家知道过去30年，未来30年也是这样，每年一个百分点人口进入城市。100万进入城市，每年会有13个出现，这些好多需求他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并不是高科技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产业市场仍然非常大。
另外我们在看一下我们区域的增长模式转变，你看我们第1个改革开放10年增长最快，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2个十年都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3个就变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2008年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之后，西部一些潜在优势就出来了，包括资源的优势，最重要还是土地的优势。现在劳动力成本可能相差不大，但是土地的价格相差就非常大了，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个可能在西部就具有这个优势。
我们在看一下，我刚刚讲了市场范围，不是人多就是一个市场，一定要人连起来才是一个市场。连着他的办法就是靠交通运输，但是全世界的经济最初都是从沿海发展，为什么？沿海的成本是最低的，在西方，英国，美国都挖运河，运河成本也比较多，美国出现了铁路才向西部挺进。中国长期以来，我们交通是比较落后，但是很幸运过去的20年，中国交通运输发生很大的变化，使整个中国连成为全球一个统一市场，包括我们的高铁。当然现在大家高铁的建设速度可能有点过快，但另外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仍然为中国的统一市场形成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投资驱动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从投资驱动，低成本创新和高附加这样一个增长。投资的增长可以说几乎走到尽头，去年达到了67%，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我打一个比方，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现在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如果政府不追加投资了经济速度马上掉下来了，但是继续靠投资来驱动的话未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可能中国经济灾难大的滑坡都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包括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2012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一个村都通高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需要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生了2500万个儿童，2008年只生了1500万个儿童，降低了1千万。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饭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子在服务，说欢迎光临。20年之后，我估计不会有这么多女孩子了，我们看到可能都是老太太在给我们端盘子，而不是年轻姑娘给我们服务。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产业挑战
我们从一个数字来看，90年的时候单年每一百个就业人口新增8.5个新的就业者。而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当然有些机构变化，现在最难找的人是什么？是小学没毕业的人找不着，再一个就是高中生最难找，加上我们的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欧洲去，没有人愿意去，一个孩子都不愿意送过去。当兵现在也变成一个很大问题，现在最多是大学生，每天输出600多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总量上来讲我们面对一个劳动力逐步走向短缺。
我看到刚才秦晓讲过人口红利问题，现在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然了，我顺便插一句人口政策，我们现在还不及时调整的话，未来的国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采取这样一条道路，就像减肥一样，这个人体重和身高一除太胖了应该减肥。但是我们采取的减肥帮助是把大腿锯掉，但是这个后果就更研究了，虽然体重降低了。
开发国内市场
这个减肥的障碍有哪些，中国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不是大问题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包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车为什么堵，经常堵在收费口上，那就是一个交易成本。中国真正开发国内市场，真正怎么使我们交易成本降低。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开发国内市场，我前面讲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为此我们要讲到一个理论问题，凯恩斯理论，现在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宏观理论建立的，这个宏观理论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看他基本理论就是GDP=消费+投资/(出口-进口)，这驾马车不不行我们推投资，投资不行推消费，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错误的。
我举个例子，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需求，只有生产力提高，只有有销效率才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变成了只要能创造利益的投资都是应该做的，这是我们这两年宏观政策基本理论依据，他的后果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
前面讲的对比一下，有好多重要政策含义。我们讲开发市场是企业家的功能，但是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功能，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扩大内需就想到周小川，是货币政策的事，是他的事。我讲的开发国内市场是谁的事，是在座各位马云的事，是王石的事，是马蔚华的事，是在座企业家的事。扩大内需我出口不行了，电脑卖不出去，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让大家多买电脑，一个人原来用1台，2台，现在用2台，3台，这就是扩大内需。而开放思想，就像ipad，联想的LPhone，你生产出新的东西让消费者去买这才是。房地产也是，开发市场你能够生产出大家更喜欢的房子，而不是通过我们给大家更多的贷款使大家去买房子，这两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我们思路是扩大内需的思路，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其实前面有一些转轨就没法进行。好比创新，如果我们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的话，你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传统东西不好卖你才有机会创新，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我讲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明确。
未来转轨——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关键的问题未来的转轨，能不能完成，关键的问题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如何企业家真正能够跟他的时间经验，他的兴趣都放在开拓每一个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果连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只有政府发更多的票子，那这个经济不会有好的前景。
这方面目前有几个大的障碍，我想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有部门实在太大，我们现在国有部门占到GDP的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国有部门占到如此比例大的时候，可以真正把国内市场好好开发出来。因为国有企业大量的GDP不能够变成消费者购买力，这就是大家知道过去几年，我们金融消费占GDP比重在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所以，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的资产收入，那我们开发国内市场才有一个好的前景。
第二个我们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我们好多企业家仍然在成天想着移民，财富超过一定标准以后，都想着办绿卡，办外国护照，很少能够拿出真正的精力我怎么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也不能很好发挥。
我们政府能力仍然太强大，大家老谈房地产。北京的房价怎么样，北京的房价要建的话，有一个重要的办法，如果我们能钱多，那北京房价肯定要掉下来。北京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情况下，要让一个首都房价掉下来，你权力大钱往你那集中，这在很多国家不是这样的。
我们汇率严重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如果人民币定值，估值更低，导致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现在人民币订单1：20，在座好多人原来不出口也在想办法怎么出口，这是资源严重扭曲，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严重扭曲。这个问题，我想必须严肃的对待他。
有人提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去冲销汇率，有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不许升值了。我想通货膨胀是一个更坏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民币回到他合理的位置。最后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未来我们的转轨还依赖于我们改革的前景，我相信我们的改革会继续下去，但是未来2、3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动作，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了解。
我们改革的动力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多，说的少。我们现在说的多，做的少，谈改革很多真正采取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只踩油门不挂档，听起来轰轰响但是不往前走，这跟我们利益风险有很大关系。
总结一下，未来在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走多远，我是赞成这么一个方式，先经济自由化，再政治民主化。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在政治民主化当中保持精英控制。如何和精英同志，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我们去讨论他，尤其是利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但是非常可惜现在我们没有碰撞，我们有少数人在呐喊，但是没有纳入真正政府议事日程，讨论我们怎么样向前走。
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观点，未来的转轨，是由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