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是上百年来困扰和重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大思潮。民粹主义属于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而庸俗社会学则是一种文化理论性质的思潮。两股思潮在某些理论层面和文化观上又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强大合力，共同作用并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使之波折起伏，浪涛汹涌，在取得全世界历史性伟大胜利的同时，也遭受巨大挫折。为深入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败的原因，我们诉诸对这两大思潮、两大倾向的考察，将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和启迪意义。?
自苏东剧变、苏共瓦解以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对这一原因的探寻，与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交织在一起，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分支，其所指，不过是谈及范围大小的问题，其实质，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
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有一种观点把它归结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领导集团的变质，另一种观点则把它归结为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弊端和后果。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一部分人把原因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一部分人把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倾路线。我从自己近些年研究的课题得到启发，觉得应该再从另外一个视角来思考，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近百年来遭到挫折的原因与两大错误思潮紧密相关。这两大错误思潮——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可以说是重挫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受挫的重要根源
民粹主义近百年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搞“超阶段”的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越超小生产和商品经济阶段，具有非历史主义的“超资本主义”倾向。?
从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出发，天生地对资本主义抱有恐惧心理，具有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反资产阶级”情结，这是民粹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由于这个思想心理的特征，民粹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既对立又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曲解或歪曲成了“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绝对对立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应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而在东方或半东方如俄国这样的落后半落后国家、亚洲半亚洲国家，搞社会主义即使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也应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在1882年1月21日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解答俄国革命前途问题时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
这个言简意赅的回答中包含着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关系的极为深刻的思想。这里的要害是说，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要“双方互相补充”，而“相互补充”的前提是西方能响应俄国革命，给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援助，使俄国得到其国内所缺乏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此来补充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而其“相互补充”的更深层含义，实质上还包含着俄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互补充”。但是，西方并没有响应俄国革命的“信号”而发生革命，因此，不可能通过西方无产阶级之手来援助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给俄国的社会主义以补充，这样一来，如何弥补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呢?这正是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务。?
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对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列宁是十分重视的，他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还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上述看法：“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这样，列宁就在理论上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那么，列宁在实践上又是怎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呢?这就是通过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就是列宁说的，要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晚年提出，他实行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
斯大林提前、过早地断送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在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在40年代末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伟大工程”。赫鲁晓夫在1960年宣布2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则宣布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联社会主义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继承了俄国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社会主义。?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都是按照这种“超阶段”的速度和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这样搞，中国这样搞，红色高棉这样搞，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也是这样搞的。?
非洲一些国家在上世纪50—70年代进行的村社社会主义实验是完全失败的。几内亚、加纳、马里、坦桑尼亚等一系列国家都进行过这种实验：在农村推行集体化政策，建立社会主义的“贾乌马村”;在城市实行经济国有化、实施小工商业者合作化。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措施都超越了实际的生产力水平，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使加纳的恩克鲁玛政权和马里的凯塔政府相继垮台，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病逝后发生军事政变，塞古·杜尔国家党及其村社社会主义路线被废除。这些，都是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实行纯粹俄国民粹主义式实验失败的明证。?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后期，即1939—1949年前后，毛泽东是主张加强同民粹主义斗争的，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土地革命发展比较顺利，积蓄了革命力量，对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但在建国后一个时期，却忽视了同民粹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中放纵了民粹主义，从而使革命和建设遭受了巨大损失。?
苏联也是如此。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较注意同民粹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克服民粹主义的具体体现，所以新经济政策成绩斐然，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稳定，使这一阶段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因此，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凡是注意同民粹主义斗争的时期，凡是能克服民粹主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革命和建设就进行得就比较顺利。凡是忽视了同民粹主义的斗争，在民粹主义影响较大的时期和地区，革命几乎都一无例外地遭到了挫折和失败，而且民粹主义主义影响越大，革命失败得就越惨。 ?
二、庸俗社会学拒绝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把阶级斗争庸俗化是挫败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庸俗社会学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另一种错误思潮，它属于理论文化思潮的性质。它和社会政治方面的民粹主义思潮交相呼应，相互融合，相互推动，助长着极“左”的社会主义思潮，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补充和论证。?
庸俗社会学就其在现当代最突出的表现来看，一是否定人类文明价值的积极成果，特别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积极成果，否认社会主义有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二是把阶级斗争庸俗化为动物性的厮杀恶斗，甚至在自己队伍内部也是互相残杀，斗得元气大伤。?
庸俗社会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形态来看，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教条化。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一成不变的。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社会阶级斗争的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来看待社会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 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了对人类文明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因为庸俗社会学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所以它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性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把一切社会意识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这样就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过去时代、过去阶级的文化遗产，过去的传统文化，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不能继承也不需要的。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也是同样如此，无产阶级应该统统加以抛弃。无产阶级的文化应该建立在全新的、实际上是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这种理论主张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应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化，100%的纯洁无瑕;社会主义也应是纯而又纯的，所以，要“绝”资本主义的“种”，非但要消灭资产阶级，甚至也要消灭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消灭中间阶级和“中间的思想形态”，甚至连“私”的念头也不能存留。?
庸俗社会学不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是戴着“有色的阶级眼镜”，把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色彩。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也涂上阶级色彩，而哲学家米丁、尤金则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也穿上阶级的衣衫。庸俗社会学派的文艺学家则进一步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而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伟大艺术家所做的评价那样。?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М.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3]?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而是把社会形态当作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了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
庸俗社会学把阶级规定性的原则用来解释社会意识，往往将其扩大化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被做了绝对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应用到社会上，唯成分论成了谈人论事的唯一标准，其恶性发展，就导致了反动的“血统论”。庸俗社会学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载体，因而对他们采取排挤、打击的政策。对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庸俗社会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针对当时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指出，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十月革命后，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20—30年代曾相当流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危害甚大。“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极“左”的思想文化派别虽然遭到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的多次批判，但它们的思想理论影响却一直留存了下来，不仅影响到了日后的苏联，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在苏联时代早期，它的表现形式较为幼稚、粗糙，趋于表面化，较容易为人们所识别。随着对它的批判、斗争，它不断演变，后来往往呈现出较为精致的形态，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人们对它的本质和面貌就较难识别。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曾对庸俗社会学进行过批判，但因受到干扰，进行得并不彻底，致使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存在到80年代。
在上世纪20—30年代，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庸俗社会学也传到了我国。新中国开启的第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带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色彩。庸俗社会学把文艺直接从属于社会经济形态，而当时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直接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切入的，指斥它不能适应从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的转变。庸俗社会学不是从作品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考察文艺现象，而是从社会学的抽象概念、抽象要求出发苛求于作家和作品。当时对待电影《武训传》，恰恰没有具体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内容——农民没文化所受到的百般欺诈和沉重压迫，而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武训所代表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农民所迸发出来的对兴教办学的无比渴望。批判者不去具体分析这些客观的现实内容，不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是要求农民应一律揭竿造反。如果像武训那样，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行乞兴学”，救世济贫，通过启蒙识字让人民群众减轻苦难，就是“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这无疑是脱离现实要求的。[5]而正是这种主观设定的带有庸俗社会学色彩的评价标准，为日后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开了先河。?
庸俗社会学在我国最明显的一次泛滥，是1960年在反修名义下在文艺界和思想理论界发起的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判。本来，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巴人、王淑明提出人道主义、人性问题以及钱谷融提出“文学就是人学”等论题，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对文学思潮起了“推进、拓展、丰富的作用”[6]，如果能吸收这些有益的论断，对我国文艺的发展无疑是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在“反修”的政治形势下，在“政治即文艺”这一公式的指导下，强行发动了这场批判运动。其后果是更加强化了艺术从属于政治、“政治即艺术”的命题，并把这一理念上升为一种方针政策;同时，对人性和人道主义具体而复杂的阶级内容，也不加分辨，一概予以否定，将一切人类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不做具体分析，统统都庸俗化、简单化地涂抹上了阶级色彩。自此，人们谈“人”色变，“人情”、“人性”、“人学”、“人道主义”、甚至“人民性”在此后的20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理论界一个禁忌的话题。?
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庸俗社会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庸俗社会学由“唯阶级论”、“唯成分论”恶性发展成反动的“血统论”，一切传统文化和精神遗产都被视为“毒草”，被列入扫除之列;一切剥削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残酷的批判和打击，对一切过往的思想观念，都不加分析，被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统统地贴上了阶级的标签。几乎所有古典文献都被封存，文化遗产和古迹遭到惨不忍睹的破坏。真理、道德和艺术失去了独立的客观价值，阶级斗争被歪曲成了庸俗的暴力论。?
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同在中国从来没有认真批判过庸俗社会学直接相关。庸俗社会学观点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从来没有销声匿迹过，有时甚至还大肆泛滥，大行其道。尽管改革开放初期，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艺理论界在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上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的错误，但这种认识的提高也仅仅限于文艺理论界的狭小范围;而过去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泛滥则是存在于整个教育界、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广大范围，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留有很多没有波及的死角。正是这个缘故，虽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经过了30年，在今天的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仍然不难发见，有时甚至浮现到舆论的前台，显出一派活跃的气象来。而危险的是，人们对这种状况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不仅未能识破它的错误及其理论根源，有效地对其加以抵制和批判，相反地，还任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到处肆无忌惮地横行和泛滥。?
庸俗社会学在理论上具有广泛的危害性。它渗透的学术理论领域甚广，不仅渗透于文艺学、历史学领域，还渗透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法学等等各方面。在这些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表现和危害。更严重的是，它貌似革命，冒充马克思主义，往往使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不易识别，容易上当受骗。?
在实践上，庸俗社会学的危害十分明显。它被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用无限夸大的、庸俗化的阶级性，用极端狭隘的、绝对化的阶级制约性观点，拒绝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积极价值一概当作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抛弃，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放弃利用人类文明的有效工具和利器，这正像给瓷器钻眼儿打孔，放着现成的金刚钻不用，却选用原始工具一样愚蠢。在全球化条件下，在科技革命竞赛和商品竞争大战中，如果继续这样，必然败下阵来。?
三、民粹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融汇合流相互补充渗透，冲击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虽然在发源的时代、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有着不同情势造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所以，它们有着交汇融合的社会条件，具有汇合成一股同质思潮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民粹主义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反映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封建专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对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非正义的反抗情绪，一方面代表着社会中下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特别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仇恨和抗议，另一方面也反映着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奴役和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它主要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潮。?
庸俗社会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热性而又文化理论修养不足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做的扭曲和修正。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同时，庸俗社会学的产生部分地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学附庸、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结果。上述两种情况的合力共同助长了庸俗社会学思潮，并长期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产生于共同的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它们从不同出发点出发，殊途同归，患了一种共同的病症——革命急性病。民粹主义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本性，惧怕、厌恶资本主义，企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则是追求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主张清除社会主义的一切杂质，反对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追求100%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也是要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直接达到社会主义。所以，二者在罔顾现实客观可能性、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上有着共同的特征。?
正是在阶级基础和思想根源上的这种共同性，民粹主义急进派和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其源头上就有联手合流的倾向。我们知道，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俄国急进民粹派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传播到了俄国，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急进主义批判，他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他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俄国民粹主义急进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特卡乔夫，早在18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中就把经济唯物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把唯物史观庸俗化。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有相当大的影响。日后极“左”文化派别的极端功利主义文化观，实际上就是把上述民粹派人物抽象理解的有关好处、利益和目的适用性的思想添加上阶级词句的佐料，而成了庸俗社会学的货色。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过程中，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前进派”集团，和多少依附于该集团的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包括М.波克罗夫斯基、В.弗里奇、В.舒利亚季科夫和С.沃尔斯基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简单化、庸俗化和绝对化，提出了一套极“左”类型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发展到20世纪头10年，急进的民粹主义与极“左”类型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已经融汇合流，难分彼此，早在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形成了“越左越革命”的思想政治氛围。?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和向广大范围的迅速传播，一部分旧知识分子为适应居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把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明显可感觉到的、给社会主义文化到来严重危害的现象。在文化建设方面，建立在滥用阶级斗争观念基础上的蛊惑宣传采取了特别有害的形式。来自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有关阶级的体验和无产阶级文化观，在20年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为摒弃旧文化遗产，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极“左”口号和理论，如取消学校、消灭音乐，把艺术溶入生产和生活(“列夫”的主张)，等等。这种否定一切的极“左”的思想形态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性。?
把批判和斗争绝对化，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急进派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共同思想行为特征。民粹主义强调批判对于文化的作用，原本是有进步和革命意义的，但它把批判和斗争推崇到了绝对化的地步。在民粹主义那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巴枯宁有一句名言：“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俄国哲学家弗兰克认为，破坏对巴枯宁来说，不仅是“创造的手段之一，而且一般地等同于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7]。这里实际上把破坏的价值绝对化，导致了对破坏、暴力、斗争、批判的崇尚，以批判、斗争代替了创造，而一旦用批判和斗争代替创造，就会带来道德的消亡。?
从实用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出发，奉行文化虚无主义，是急进派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另一特征。从俄国民粹主义急进派到无产阶级文化派，都突出表现出了这一思想行为特质。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是皮萨列夫恰发展了民粹主义代表人物容易走入极端的那些方面。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他观察事物大都是从有用和功利出发的。他认为“最有用的”是自然科学，而美学和思辨性的哲学是“无益”、“无用的”，因此他主张“美学毁灭论”，对普希金和谢德林加以否定，主张为了未来的事业，也要抛弃拉斐尔和贝多芬。这种思想主张在急进派民粹主义的重要文献《革命者的基本信条》中得到了某种回应：“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空谈”，他只重视“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有应有医学”的研究。[8]
这种极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文化派和“列夫”(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左翼文化战线”的简称)的思想主张中也得到了反映。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头目普列特涅夫鼓吹一种“生产的艺术”，其含义就是把艺术创作变为一种生产劳动，就是说，“无产阶级艺术”的创作可以像大工业那样采取集体劳动、机器生产的方法来进行。“列夫”更主张把把艺术融入生产和生活，使其更加实用，这就导致完全取消了艺术。对待科学技术也是持同样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凡直观上有益、有用的，即大力提倡，凡是抽象的、暂时无用的，就加以抹煞和否定。这种极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就导致了对文化艺术和科学的虚无主义。
以道德主义作为评价精神文化的最高标准，否定纯文化、纯艺术的价值，是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第三个特征。?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所谓“一切从属于政治的世界观”，而“俄罗斯民粹派的心灵是道德化的，它对世间的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评价”。这种道德主义“要求个人的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人利益(虽然是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对社会事业的绝对服从”[9]。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允许不允许尊重科学真理和纯文化价值的科学中立主义存在?允许不允许不问政治的文化中立主义存在?科学和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之一，是不能发生继承性中断，这就要求承认科学和文化在生存承续和发展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像气象的测量，在什么时候也不应中断，否则，事过境迁以后，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弥补的。又如文化遗迹遗产的保护，它们遭到完全毁坏之后，是永远不可恢复的。但民粹主义却不顾于此，要求绝对服从于“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认为“社会上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不关心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敌人”;而只要对“迫切的现实问题”采取“冷淡主义”，“逃避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就认为这“将是一种反动因素”[10]，这种不允许科学文化中立主义存在的做法，无疑将损害科学和文化的客观价值，造成其继承性的中断，从而妨害它们的发展。?
庸俗社会学把文化艺术的阶级性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制约性的观点简单化、庸俗化和绝对化。在其代表人物看来，过去时代作家创作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艺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利用和继承，无产阶级的艺术只能由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自己创作。艺术的一切现象、一切要素，包括作家的世界观、作品及其内容、形象、风格等等，都直接由作家的阶级出身决定，文艺作品反映的方方面面，从创作者本身到作品的内容，从人物形象到艺术风格，从风格到语言，无一不充满着该作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内容，不可能再容纳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当然，也包括通常被称作普遍人性的内容)。这样，庸俗社会学就从另一视角出发，达到了与民粹主义相同的结论：否定科学的客观真理和文化艺术真、善、美的客观价值，而以道德—政治价值为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这样，文学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政治即艺术等等理论便油然生发出来。?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思想观念和理论原则曾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它们不仅一般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影响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更严重的是，这些思想观念和理论原则还进一步影响到了上述各方面的体制层面，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大政方针和思想路线。“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导致对民主问题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轻视，提出了急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方针和路线;把斗争绝对化，使无休止的思想政治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的常态，破坏了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奉行文化虚无主义，打击了知识界的积极性，阻滞了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以道德—政治价值为最高价值判断，否定科学的客观真理和艺术真善美的客观价值，则妨害了对人类文明成果包括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吸收和继承，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各个政党的情况看，从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状况看，我们几乎可以一无例外地看到这种影响。当然，各个政党、各个国家所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对此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却可以这样说，凡是受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影响越深、影响时间越长的那些党和国家，所受的损失就越大，反之，所受的损失就越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和东欧剧变，无一不与受到上述思想观念和理论原则的影响有关。?
总之，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在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两股密切相关的、具有相当危害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理论思潮。它们给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危害，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凡能够批判、抑制和克服这两股思潮，把它们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革命和建设就能顺利或较为顺利地发展;凡是忽视同这两股思潮的斗争，任其抬头泛滥的，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或失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曲折发展和胜利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326页。?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9、6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20页。?
[3] Лифшиц Мих.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трех томах.т.2 М.，1986.С.238.?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1页。?
[5] 这一评价可以同列宁对民粹主义改革派搞启蒙教育等改良措施的评价做一对比：列宁说：“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屏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现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63页)这里，列宁径直谈到民粹派的这些措施就是“改革”;从此可以看出，列宁对他称作“自由民粹主义”的态度同前面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所说的相比前进了一步，不仅看到了它的“反动方面”，也看到并肯定了它的“进步方面”。因此，如果只看到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对自由民粹主义所做的严厉批判的一面，而看不到列宁不久之后又做了这一纠正和调整的事实，对列宁早期思想的理解就不能说是全面的、正确的。?
[6]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7]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8] 参见原苏联《苦役与流放》杂志1931年第4期第56—57页。?
[9]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亦见[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56页。?
[10] [俄]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九封信》，载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