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是现代中国少数建构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长兄张申府的引导下接受并肯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为伟大的哲学，同时认为英国分析派哲学概念明晰，论证缜密，应该加以吸收。他运用分析的方法，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哲学中固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以及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探索、论证现代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逐步形成了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与道德理想相互结合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80年代以来，他所极力提倡并反复阐发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
张岱年的学术生命肇始于1931年。当时中国哲学史界有一场老子与孔子的年代孰先孰后的辩论。胡适一派认为，老子先于孔子；以梁启超为主的另一派则与之相反。时年22岁的张岱年时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后又收入《古史辨》第四册中。该文以其严密考证、细致推理的深厚功力，引起了冯友兰的注意，误认为作者“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大学生，“则大异之”。
1935年开始撰写、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的成名之作。当时他年仅28岁左右。此书与当时已经出版的胡适、冯友兰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同，它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叙述历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是以哲学问题为纲的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按照不同的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阐述。
在1937年2月3日所写的“自序”中，他明确指出，该书以“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四者，作为写作方法的注重之点。全书除了“序论”与“结论”之外，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其中，宇宙论包括：本根论、大化论两篇；人生论包括：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四篇；致知论包括：知论、方法论两篇。每一篇又分若干章，多少不等，累计有40多章，44万余字。在每一问题下，作者都按照时间的顺序，分述从先秦至清中期诸家学说，对中国哲学的特有的范畴如：气、天、理、道、神、本根等等，分析其传承流变，充分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对于中国哲学，该书既注重其固有概念范畴之分析，也注重其整个理论体系之把握，特别阐发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优良传统，认同并强调地阐发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主张以“气”为本的思想传统。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哲学的固有体系、问题、范畴的开创之作，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它的出版的道路却坎坷不平，历尽艰辛。该书在1937年定稿后，经冯友兰推荐，上海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后因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南迁香港而没能印刷出版。仅于1943年，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刷少量，作为供教学使用的讲义。1955～1956年，商务印书馆找到原来排好的纸型，决定付印。但张岱年却突然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此书是否出版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幸好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陈翰伯力排众议，决定出版。因不能用真实姓名，只好用“宇同”的笔名，终于1958年少量印刷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的脱稿时间已经有20年了。时间又过了20多年，到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才得以用“张岱年”的本名正式出版。
20世纪40年代写的“天人五论”
张岱年蛰居北平读书期间，完成了《哲学思维论》（1942年）、《事理论》（1942年）、《知实论》（1943年）和《品德论》（1944年）的写作，它们和抗战胜利后的《天人简论》（1948年）等五篇论著，合称为“天人五论”，最后的《天人简论》是前四论的总结。
在《哲学思维论》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哲学意义的解释；其次是分析命题的类别与意义的标准；再次，略说演绎、归纳与辩证法三者的关系，进而对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作较详的说明；最后略说体验、解析、会通等三种常用方法的要领。《事理论》是讨论“事”与“理”的关系，认为“理在事中，无离事独存之理”，从而批评了“理在事先”之说。在《知实论》中，作者试图从感觉的分析来证明客观世界的实在，以“离识有境”之说，批驳“离识无境”之说。《品德论》讲的是价值标准和人生理想，作者拟建立一种兼重“生”与“义”、既强调生命力又肯定道德价值的人生观，提出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参见 1981～1982年间张岱年写的“重阅后记”）
《天人简论》虽然写成于1948年，实际上作者在1942年就开始构思了。作者认为，哲学是“天人之学”，故名之为《天人简论》。作者本来打算通过以上各个专论的写作，构建自己的“哲学新论”的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由于各种原因，“所成不及原初设想之半”，又担心“新论”之作难于续成，所以，把已经写成的四种书稿，“略加修订，各自单独成书”。另外再写《天人简论》“将个人对于各方面哲学问题的见解作一概括的简述”，是整个“新论”之要旨。
“天人五论”撰写于40年代，此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之精华，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还是在书笥中沉睡了40年！直到1988年，作者将上述五种论稿编为《真与善的探索》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这可以说是张岱年所构思的新哲学体系的大要表达。如果说，《中国哲学大纲》是偏重于“史”；那么，“天人五论”则偏重于“论”。这一“史”一“论”，相得益彰，它们是张岱年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哲学运思所达到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钟肇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曾经问过张岱年：哪一部书最能代表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他回答说：“《真与善的探索》这本书是我自己的思想。”（陈来主编：《不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 步入学术丰收期
张岱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1949年之后，曾与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共同开设全校性的大课“辩证唯物论”；在1956年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宋元明清部分》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分析宋、元、明、清哲学提供了基本线索。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系统论述自西周以来唯物论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张岱年在北大哲学系为我们本科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时，他所承担的就是宋元明清哲学。那时他就给我们留下了平易近人、朴实敦厚、直道而行、刚毅木讷的印象。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却在“鸣放”运动中，因诤言而罹祸，蒙受“向党夺权”之奇冤。后又经历“十年动乱”中的靠边站、被抄家、下乡劳动，长期身陷逆境，在20多年中被迫停止了学术著述的权利。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整个政治形势的变化，被错误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他终于重新获得进行学术研究和培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的权力。从此，他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学术成果丰收的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无论在学术创作、培养人才方面都有了新的跨越、新的进展。他出版的学术著作，除了上述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本；另外，此书于1976年曾被译为日文，由日本“八千代”出版；1999年又译成韩文）和《真与善的探索》（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之外，主要的还有《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等等。
在治学方面，他“好学深思”，谦虚严谨，“修辞立其诚”。通过上述这些学术著作的撰写，他对中国哲学的阐释更为完善，对哲学问题的探索更加深入，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上，新见迭出，特别是“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对整个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936年5月25日的《国闻周报》第13卷第20期上，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哲学“体用统一”、“天人合一”、“真善同一”、“知行一致”的基本精神，以之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的特征相对待。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又掀起了“文化热”高潮，张岱年不仅用“综合创新”的观点来完善他的哲学体系，而且还用以考察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重新强调、阐发高扬了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复古主义。
据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刘鄂培回忆，1987年秋天，曾以该学会的名义，组织过两次重要的学术座谈会。参加者有知名学者陈岱荪、季羡林、邓广铭、虞愚、金克木、赵光贤、陈元晖、杜任之、石峻等人。张岱年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全面论述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会后由刘鄂培整理成文，题为《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后收入《张岱年文集》卷六）。 同年冬天，在山东济宁市由中华孔子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作为该会会长的张岱年在大会的主题演讲中，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2002年，刘鄂培主编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相当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张岱年所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不息集》第68～70页）
1989～1994年，刘鄂培主编的《张岱年文集》（收录的文稿截至1989年止）由清华大学出版社陆续出齐6卷。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张岱年全集》（收录的文稿截至1995年止）。在《全集》的“自序”中他说：“虽已届耄耋之年，而一息尚存，当更有所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