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有点拗口。其实拆开来并不难懂：一是体制外循环，二是国际化。合并两者，为的是讨论一个观察很久的经济现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体外循环。
逼出来的体外循环
第一次知道体外循环应该是二十多年前。1984年国家银行超发票子约150亿元。当时经济规模小，大家胆子也不大，纷纷担心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因此1985年有一轮来势很猛的宏观控制。那时好像还没有软、硬着陆这套花花说辞，但干预的内容差不多。反正一道命令下去，上一年末还开着广播车四处动员贷款的国家银行，突然就变脸限时回收贷款。
国有工厂没关系，收贷、停产、关闭都不怕，反正有政府兜底。民营企业的麻烦就大了。那时正经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民办企业少，但即便企业自己周转的钱，入了国家银行的门，说拿不出来就拿不出来。到处排队提款，企业在市场上人欠欠人，一时间人仰马翻。
逼急了，不能不找对策。1985年到温州调查，当地介绍民营企业有一个新动向，就是纷纷加入“地下金融”。实地访问过几家。最妙的一个办法，是一群入伙的企业各存现金若干，约定听从“地下银行家”的调遣，互相调动头寸。那时尚没有《民法》，民间借贷不合法。所以虽然当下融资发生在经济“体”内，却不合体制。于是，“体外循环”声名鹊起。
金融以外也有体外循环。比如街头的“黑车”，也就是无牌照营运的出租汽车。不错，黑车逃费、逃税、逃管，安全没有充分的法律保障。但要解释为什么“黑车”大行其道——据估计有的大都市黑车占合法出租车总数的四分之一强——现行出租车服务体制恐怕难逃其责。政府授权垄断的出租车公司抽取高额“车份子”利益，又不负相应的责任，屡被消费者和舆论诟病为“黑”。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黑车”与出租车体制之“黑”有关联。大体而言，出租车公司垄断租金越高的地方，黑车就越多。也就是说，黑车无非是现行出租车体制的“体外循环”。
这就点到了“体外循环”的经济性质。正是现行经济体制高昂的制度费用，诱发了体外循环。体外经济活动得不到正规法律保护，而且通常要对付可能的惩罚。不过，总可以观察到有不少合法的经济体制，制度费用是如此之高——外加上执法效率又如此之低——以至于体外循环活动有如雨后春笋，到处破土而生。
“体外”加“境外”
体外循环是老皇历了。新动向是体外循环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先举一个也许具有地标意义的事例吧。过去的2004年，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融资总量，超过了在国内股市融资的总量。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一批内地公司，无论政府怎样宣布支持、规范、监管、拯救大陆股市，就是避之则吉，选了境外资本市场。上市选了境外市场，相应的投行、会计、律师和其他中介服务，当然也选了境外的。从体制看，不但体外，而且境外。这就达到了本文标题的境界——“体外国际循环”。
银行服务也一样。不都是那么呆板的，非要等到2006年底中国居民和公司才可获得外国银行的服务。早有人选择“体外”加“境外”的路线，利用境内外银行的制度差。别的不谈，诸多中国公司海外收购，可选国内银行，也可选国际银行。你看它们会怎样选？一位熟知的老总回应：谁的服务好、利息低，就选谁。
更有趣的是，内地居民到香港的“自由行”开放后，昔日的国际购物天堂一时生意滔滔。哪些商品卖得最火呢？据报道，是首饰、化妆品和中草药。不好解释，因为国内不是没有首饰、化妆品和中草药，更不是没有商场。与一些专家、同行研判了几次，比较肯定的结论是“他们购买的是香港商业制度的可靠性”——要论商号不欺客的信誉，香港还是胜出一筹。对照也很鲜明：香港居民涌入内地，大包小包购入赝品最起劲。是的，体制特征不同，“体外国际循环”的路线也不同。
再看飞往英国的航班上，中国学子好像越来越多。不全是大富大贵人家的子弟，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院都有。英国的消费指数，几年寒窗的费用不菲。那么贵，为什么还要去？我的看法，提升教育质量非一日之功。家长们一定想：孩子受教育就这几年，等不及啦。有条件的，体外国际循环去也。
朋友，你还注意过其他“体外国际循环”的现象吗？说来听听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讨论可观察现象的含义。比如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凡从境外返回，非把油箱加满到超过安全航行需要的程度。为什么？因为境外航油便宜。为什么境外航油便宜？因为那里没有中国这样由政府授权独家垄断经营航油的体制。这样看，境外加油也是一种体外国际循环。再比如，不少母亲选择到境外生养第二胎或第三胎孩子。不知道你怎样看，我以为这里要绕开的也是国内的一种制度——虽然交罚金就可多生孩子实在是人类生育制度的一项耻辱——只要在所在国不犯法，体外国际循环可取也。
评论性小结
境外上市、银行开户、选中介服务、跨境购物、上学、飞机加油以及生孩子，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有什么共同性？我看到的共同性，就是人们通过体外国际循环来趋利避害。
体外循环也是趋利避害，但加上国际因素却实在上了一个档次。关键的不同，在于体外循环通常在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行事，除非现行体制承认了体制外活动的合法性；而体外国际循环，却从一开始就可以在合法的范围里行事——当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法性。
现在还无从估计体外国际循环活动的总规模。明显的是，许多经济活动无法常用体外国际循环。例如山西的卡车司机就没有办法到境外加油，正如在内地城市每天要上班的居民家庭，不能到香港超市为孩子购买牛奶一样。但是同样明显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加大，体外国际循环的可能性史无前例地增加了。
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体外国际循环对本国体制变革的影响。现在并不清楚，体外国际循环究竟刺激和推动了国内的改革，还是因为提供了一个释放体制性紧张的通道，反而降低了变革国内体制的紧迫性。让我们继续观察吧。
2005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