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民自治最火的年月，有的村庄曾经创造出好些监督权力的高招，村里的公章分割，就是一种。即一个公章分为五瓣，分别由五个人掌管，只有五人都同意，才能用章。这种公章，在贵州被称为“五合章”，在内蒙的一些地方，被称为“五牙子章”。这样的公章，等于是村委会五权分立，当时，至少在制约村里开支方面，相当有效。
然而，斗转星移，若干年过去，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五合章”的诞生地——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五合公章的作用，渐渐有失效之虞，掌管公章的五个人，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原则，五瓣不全的章也出现了，没有发票的白条也能报了，总之，掌握公章的五人，是越来越随和了，先前的制约，变成了无原则的合作。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据说是由于报账过于严格，村里的干部不乐意做事了，为村里做了事，有时还需要自己搭钱。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村里公章，只能管支出，但上面下拨的各种款项，公章都不起作用，还是靠村支书一支笔，由于下拨款越来越多，比重很大，所以，公章的制约作用不大了。
显然，这样的两种理由，都是不成立的。权力的制衡，原本就是有界限的，既然公章能限制支出，就不能说这种制约没用。如果嫌管的范围小，扩大就是。至于制约得过于严厉以至于伤害村干部做事的积极性，也本是权力制衡的应有之义。因此，有人提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制度本身就有时效，到了一定时候，制度自然会失效。今天的“五合章”，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僚帝制历史中，任何一种制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效，最后形同具文。作为权力制衡的制度，尤其如此。各个原本要起制衡作用的衙门，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最后总有可能变成了互相勾结，让制衡见了鬼。其实，追究起来，我们会发现，个中的奥秘非常简单。对于权力而言，分置是为了使其相互制约，但是，过不了多久掌握权力的人就会明白，互相掐架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而互相合作则多方有利、双赢。大家都是理性人，时间一长，道理都明白。所以，只要没有另外一个权力监督着，所谓的权力制衡，会容易就会蜕变为互相合作，充满了暧昧的合作。不仅一个村庄里的五分公章如此，西方某些国家实行权力制衡之初，也是如此。
所以，若要权力制衡不老化、不蜕变，唯一的途径是必须存在于体系之外，比如媒体监督，比如民众对民意代表的监督。为了让媒体监督发挥作用，就必须允许媒体高度介入。以宪法的言论自由作保障，肆无忌惮地揭露其弊端。为了让民众对民意代表的监督有效，现在发达国家流行的审议性民主，让民众通过公民团体，高度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让民众明了各项深奥的法案的意义，免得被主事者蒙骗。
事实上，说这些无非想阐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有人盯着，没有人盯着，掌权者就会通过某种机制达成合作，一种损害公众利益的合作，让他们自肥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