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伦理学60年来的发展，虽历经坎坷，步履艰难，却柳暗花明，日趋繁荣，并正在以“显学”的态势屹立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60年来，我国的伦理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二是从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三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此期间，我国伦理学的发展每一阶段都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它面向实践，不断创新学术理论，增强了学科的活力和魅力，彰显了伦理学学科的价值。
1、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是新中国伦理学的萌芽期。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前30年伦理学基本被作为“伪科学”而无法进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殿堂，中国伦理学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中。客观上讲，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必然蕴含着伦理道德，它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无法也不能摆脱生产和生活中伦理道德内容，因此，人们在思考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自觉不自觉地涉及伦理道德维度的考量，从而形成了特殊时期的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当时，伦理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人们创作的文化产品及其社会观念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中，必然会涉及伦理道德理念。诸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撰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和在1944年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建国后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思想等等，曾经作为主流道德观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至今仍在发挥着道德主旨的作用。这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曾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和发展，只是伦理学尚未作为一门具有正当“名分”的学科而已。
同时，建国后不久，在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也就是大约在此前后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罗国杰、许启贤等撰写了系列研究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文章，这些标志着伦理学研究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李奇、周原冰、冯定、罗国杰、许启贤等老一辈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相继发表了许多伦理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和相关著作。诸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1958）,周原冰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1956），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1956），李奇的《道德科学初学集》（1979）以及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1964) 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其论题涉及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问题；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道德的起源、演变和社会作用；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原则；幸福范畴；人生观；道德评价，以及一些中伦史和西伦史方面的著述。在有些问题上，还产生过影响很大的争论，比较突出的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且尤以后者为最。可见，新中国早期的伦理学研究已触及到了不少最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但是，研究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且，由于研究中政治意识相当程度上冲淡了客观、公正而自由的学术探讨，故而讨论的也多是一些最为基本的大问题，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但回头来看，尽管这短暂的繁荣似“昙花一现”，但它却投射出了新中国伦理学史上的第一缕春光，让伦理学人体验和感受到了伦理学学科魅力之所在。
2、从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形成期。“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借着改革开放的春潮，科教事业百废待兴，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也逐步开始恢复。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伦理学教研室也相继建成。1980年，全国第一次伦理学代表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中国伦理学会随之成立。次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国家教委委托开始举办全国高校伦理学教师培训班。伦理学教师培训班历时两届（1981年和1982年），有近学员近80人，为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培养了第一批重要的学术骨干。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世（先是作为人民大学的内部教材）。而后陆续出版了李奇的《道德与社会生活》（1984）、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罗国杰、宋希仁主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1985）下卷（1988）、
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卷（1985）下卷（1988）、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1986）、陈瑛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1985）、周原冰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1986）、石毓彬、杨远的《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1986）、肖雪慧、韩东屏的《主体的沉沦与觉醒——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1988）、曾钊新的《人性论》（1988）、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1989）、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1989）、李奇主编的《道德学说》（1989）、
宋希仁的《不朽的寿律》（1989）、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1990）下卷（1992）、王小锡、郭广银的《伦理学通论》（1990）、夏伟东的《道德本质论》（1991）、章海山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1991）、龙静云、乔洪武的《钥匙的魔力——企业道德概论》（1991）、唐凯麟的《伦理学教程》（1992）、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构建》（1992）、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发展史》（1992）等等著作。同时，1984年，中国伦理学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会刊《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5年改为现刊名《道德与文明》）公开发行。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最早获得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至此，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大致成形，这为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伦理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般说来，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既有来自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也会受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制，还会因新领域中的新问题而带出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些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错综复杂；同时，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也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归结起来，这一阶段大致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热点问题：
（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有无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历史性的嬗变。当时社会上曾一度出现有“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一时间所谓“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主义”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一时，并对原先我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伦理学界曾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同时，由于 “一切向钱看”思潮直接冲击和影响了许多不同的职业领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讨论也与职业道德问题的探讨紧密联系。
（2）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批判。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与如何对待传统伦理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以及中国传统道德中哪些可以继承、如何继承的问题。而对全盘西化的批判则是与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讨论的是应该借鉴和吸收什么样的西方道德文化和伦理思想，应该把借鉴和吸收来的东西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如何为我所用？可以说，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对全盘西化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心问题实质是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和西方的道德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问题。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本质及其道德原则？一度出现全盘西化思潮只是一种对方式和过程的描述，但全盘西化什么呢？从伦理学上讲，针对的其实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对于个人主义而言，焦点集中在是以坚持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还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本位。对于人道主义而言，当时的理论界有过很大的争论，伦理学界也有所参与。它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人、人性和人的需要问题，在伦理学上就是如何认识人、人性和人的需要在道德生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由此，一些和伦理学基本原理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认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如何认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什么等这些与伦理学基本原理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曾引发过一些争论，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对道德本质问题的争议。
（4）80年代初，国内掀起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并由此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他人）。到了1989年，“潘晓问题”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人生观，尤其是青年人人生观的讨论。在这场热烈的争论中，伦理学界也积极介入。实际上，讨论人生观，就是讨论人生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生价值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强调的是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如何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场贯穿在80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尽管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却引起了全社会对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疑释惑、激浊扬清的作用，提升了人们的人生境界。
（5）应用伦理学在80年代初已开始登堂入室。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性与婚姻家庭伦理、军事伦理、经济伦理、管理伦理、教育伦理、宗教伦理、体育伦理等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相继出现并渐渐崭头露角。不过，虽然“应用伦理学”的概念已经出现和并展开一些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但在当时还未有对应用伦理学“元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应用伦理学多被理解为一般伦理学的“实践”方面，而对各个分支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伦理学研究从理论性质上说，大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但也不是说就没有不同的立场和派别；从理论构架上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已基本成型，但也不是说就没有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从研究方向上说，已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应用伦理学以及道德建设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但也不是说彼此之间就没有隔阂与分歧；从研究水平上说，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在某些方面已较为凸现，但也不能说在其他某些方面就没有隔靴搔痒之感。总之，在这一阶段，伦理学在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渐渐地趋于成熟，等待着它的，将会是新一轮的繁荣和发展。
3、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期。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了的“改革开放”和新一轮深入了的“解放思想”不仅“搞活”了经济，“搞活”了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也“搞活”了伦理学研究。面对着全新的契机和全新的挑战，新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开始迈上了它那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新征程。
1993年，湖南师范大学继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成为我国第二所具有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至此往后，多家高校获得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如今，若把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统计在内，那么，设有伦理学专业博士点的高等学府在全国就已达22家。这为推动我国伦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之后，北京大学也在1999年建成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此后，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相继筹建了类似的学科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研究一时蔚然成风。2000年和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的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先后被确定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落成以来，这两家重点研究基地为推动我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具历史性的贡献。2002年，由中国伦理学会委办、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专业期刊《伦理学研究》创刊，它和《道德与文明》一起同被列为中国伦理学会的会刊。2004年，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首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 课题中就列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先进文化和道德的基本观点研究”的子课题。2008年，《伦理学》教材编写也被列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已正式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之中。在伦理学的学术交流方面，日渐频繁的国内、国际会议也对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国内，除了两年一度的中国伦理学会的年会和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的基地年会之外，与伦理学相关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诸如“应用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等等学术会议每年例行召开。此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始和国外高校及科研机构联合进行与伦理学专业相关的学历教育、访问交流和项目合作，国际学术会议也年年进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学术交流年会是自1987年开始的“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和自1993年开始的“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已达22届，后者也已有17届。总之，这些重要的举措和活动不仅加速了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开启了理论研究上新一轮的繁荣局面。
自1992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伦理学研究堪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研究领域之广、学科交*之密、主题热点之多，真可谓空前未有。概言之，研究主题如下：
（1）关于伦理学原理的研究。自90年代初开始, 在理论研究上，除了众多的系列学术论文外，这一期间出版了诸如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1993）、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1994）和《寻求普世伦理》（1994）、章海山 张建如的《伦理学引论》（1999）、唐凯麟的《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的理论审视》（2000）和《伦理学》（2001）、郭广银、杨明的《当代中国道德建设》（2000）、杨国荣的《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2002）、王海明的《伦理学方法》（2003）、和《伦理学原理》（2009）、江畅的《走向优雅生存——21世纪中国社会价值选择研究》（2004）、何怀宏的《良心与正义的探求》（2004）、唐代兴的《优良道德体系论——新伦理学研究》（2004）、高国希的《道德哲学》（2005）、高兆明的《伦理学理论与方法》（2005）、李兰芬的《当代中国德治研究》（2008）、廖申白的《伦理学概论》（2009）等等著作。同时，在这期间，国外的一批伦理学文献及其研究成果陆续被引进，因此，伦理学原理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并存两套话语体系并存，即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西方伦理学话语体系。相应的，在理论立场上，也就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的西方伦理学之分。尽管有不少学者试图在研究中融合两种话语体系，不过，由于各自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不尽相同，所要研究的问题域也各有差异，因此，两套话语体系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即使有所交融，大多也是貌合神离。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面，体系化、系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基本上已形成了一套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场、以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集体主义为首要原则的成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有了前期研究的积淀，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原理研究上的理论厚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比如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刻，在道德本质和集体主义等问题上的阐释更为全面、辨证和精当，等等。同时，对经典作家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对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更是蔚然成风。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理论逻辑的自洽性上和成熟度上虽已基本圆满，但对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却少有研究，缺乏有说服力的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这一问题在现实中的表现往往是，在宏观叙事上头头是道，一碰问题便捉襟见肘。所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更进一步地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研究具体问题，拿出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来。
相比之下，西方伦理学研究有其自身独到的理路和特点。虽然西方伦理学基本原理并没有一套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在许多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仍然有其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应当看到，尽管西方伦理学在理论立场和出发点上与我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学理研究仍不失其独到之处，许多我们当下碰到的问题，他们已有较长时间的研究积累，许多我们尚未触及的问题，他们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因此，随着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这样一种知识背景下，借外来之合理的研究成果解决和完善当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实事求是的说，在伦理学原理方面，有一些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学者并不是在“照搬照抄”，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 “中国语境下的西方伦理学”也在逐渐显现。但这并不是说在借西方伦理学研究原理的过程中就没有“照搬照抄”、“生拉硬套”、“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等等，有的所谓研究成果只是“学术忽悠”，有的所谓研究成果是他自己都弄不清的“语言垃圾”或“文字游戏”。这也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缺乏学术市场的症结所在。
总之，无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西方伦理学，从伦理学原理研究的角度上讲，只要能坚持真理，去伪存真，就一定会在新的视野中、新的背景下、新的问题上，探索出中国特有或自有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和知识构架。
（2）关于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一直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大传统。更何况，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的国度来说，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也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下自身的问题。所以，就中国伦理学研究而言，如何对待传统伦理或许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这期间，出版了诸如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发展史》（1992）、陈谷嘉的《儒家伦理哲学》（1996）、张锡勤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1996）、焦国成的《中国伦理学通论》（1997）、巴新生的《西周伦理形态研究》（社1997）、樊浩的《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构建》（1998）、唐凯麟、张怀承的《成人与成圣》（1999）、张怀承的《无我与涅槃》（1999）、唐凯麟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名著提要》（2001）、唐凯麟、王泽应的《 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2003）、葛晨虹的《中国特色的伦理文化（2003）、陈瑛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2004）、罗国杰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下卷2008）等等著作。从已经发表的成果来看，这一阶段的传统伦理研究有成就斐然：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关于断代史、通史、专门史的研究均有涉猎。研究不仅涵盖了对传统伦理思想总体特征的把握和对一些主要问题的归结，还涉及到了以史为基础的全面性的通论性研究；在人物思想研究方面，可以说，历史上绝大多数带有伦理思想的人物几乎都被“触碰”过。不过，思想研究的热点多集中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如先秦诸子之孔、孟、老、庄、墨、荀、韩，以及一些重要的汉儒、魏晋玄士、宋明儒士等，且尤以先秦诸子为最；在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化研究上，既有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解读或“翻读”传统伦理以挖掘资源充作现世之功用的情况，也有从传统伦理出发引申附以现代之价值而阐发问题的情况；在比较研究上，有人物思想比较、流派思想比较、历史比较、问题比较等不胜枚举，且以人物思想比较居多，而尤以中外人物思想比较为最。在流派研究上，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居多，且尤以儒家为最，以新儒家为热。总之，这一阶段的传统伦理研究甚为繁荣，寻求传统伦理的现代意味，找寻现代伦理文化的传统之根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也应该看到，无论是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还是以现代眼光重构伦理传统，如何在把握传统伦理与建设现代伦理之间找到平衡和进行平稳过渡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就那句耳熟能详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言，究竟何谓“精华”，又何谓“糟粕”呢？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值得注意：研究传统伦理，研究者要具备包括考据、训诂等国学功底，若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误读和曲解的情况，这样一来，所得出的结论也将难以立足。而这一情况，目前在学界并不在少数。
（3）关于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自90年代初以来，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渐成风尚、蔚为壮观。国内的西文译著及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诸如高国希的《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1996）、杨方的《第四条思路：西方伦理学若干问题宏观综合研究》（2003）、孙伟平的《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研究》（2004）、宋希仁主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2004）、万俊人主编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Ⅰ—Ⅳ）（2004）、唐凯麟等的《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论》（2006）、陈真的《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2006）、向敬德的《西方元伦理学》（2006）张之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2009）等等，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在思想史研究有断代史、通史、国别史、流派史、专门史等研究成果。研究中不仅有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梳理历史的情况，也有从伦理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理论问题出发梳理历史的情况。在人物思想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古希腊时期的重要人物、中世纪时期的重要人物、近代英国和欧陆地区的重要人物以及当代著名哲学伦理学家上，且尤以古希腊时期重要人物和当代西方伦理学重要人物居多，前者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后者有如罗尔斯、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在比较研究上，不仅有人物思想比较、流派思想比较、历史比较、问题比较等，还有方法比较、体系比较、专题比较等，数不胜数。在专题研究上，正义和公正问题、自由问题、德性问题、民主问题、幸福问题、善恶问题等涉及最多，辐射最广。在方法研究上，既有从理论体系的层面讨论元伦理、规范伦理和描述伦理的，也有从流派上讨论契约主义、共同体主义、直觉主义、理性主义、感性经验主义、境遇主义、普适主义、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此外，这一阶段还出现大量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名著提要、文献选辑和著作摘编，为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质量较高、来源较新的资料信息平台。总之，这一阶段的西方伦理研究无论是从所涉及的领域、方面、层级、维度上说，还是从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上说，都要大大地超过前期的历史水平。但问题是，尽管新世纪以来，关于西方伦理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交流也愈发频繁，但真正能够和国际接轨并在了解国外相关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有一定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这样一来，大量国外伦理学著述和人物思想的引进和介绍性成果良莠不齐，甚至是把国外的“一般著作”充“名著”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似乎只要是国外的就是名著。因此，西方伦理的研究若要再上台阶，那么，除了要在理论思考上下工夫之外，这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十分必要。
（4）关于应用伦理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90年代初以来的新中国伦理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应用伦理学支撑着整个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大厦。在这一阶段中，，不仅早期就已出现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分支学科“更上层楼”，而且还涌现出不少新的研究方向及其研究成果，出版了诸如解坤新的《民族伦理学》（1997）、周昌忠的《生活圈伦理学》（1997）、张玫玫等的《性伦理学》（1998）、王正平，郑百伟的《教育伦理学理论与实践（1998）、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1999）、厉以宁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1999）、高崇明、张爱琴的《生物伦理学》（1999）、刘光明的《经济活动伦理研究》（1999）、徐嵩龄主编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1999）、吴灿新主编的《政治伦理学新论》（2000）、戴木才的《管理的伦理法则》（ 2001）、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学尊严》（2001）、黄瑚的《新闻伦理学》（2001）、李伦的《鼠标下的德性》（2002）、徐大建的《企业伦理学》（2002）、何怀宏的《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2002）、吕耀怀的《信息伦理学》（2002）、李春秋的《当代生命科技的伦理审视》（2002）、朱之江的《现代战争伦理研究》（2002）、周中之、高惠珠著的《经济伦理学》（2002）、张康之的《公共管理伦理学》（2003）、罗能生的《产权的伦理维度》（2004）、曹孟勤的《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2004）、孙慕义的《医学伦理学》（2004）、刘湘溶的《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2004）、赵红梅、戴茂堂的《文艺伦理学论纲》（2004）、乔法容、朱金瑞主编的《经济伦理学》（2004）、王小锡等的《道德资本论》（2005）、战颖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益冲突与伦理规制》（2005）、曹文妹、瞿晓敏的《生命伦理与新健康》（2005）、韩立新的《环境价值论环境伦理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2005）、李建华等的《法律伦理学》（2006）、胡旭晟的《法的道德历程 : 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论纲)》（2006）、陈晓兵的《军人德性论》（2007）、倪愫襄的《制度伦理研究》（2008）、刘湘溶、刘雪丰的《体育伦理：理论视域与价值导范》（2008）、王露璐的《乡土伦理》（2008）、甘绍平、余涌的《应用伦理学教程》（2008）、陆晓禾的《经济伦理学研究》（2008）、卢风、肖巍的《应用伦理学概论》（2008）、郭建新等的《财经信用伦理研究》（2009）、黄富峰的《大众传媒伦理研究》（2009）、肖平的《工程伦理学》（2009）等等。就已经发表的成果来看，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问题的深入之外，应用伦理学的“元理论”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加以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一般理论到应用领域的专业知识，应用伦理学日趋成熟、日渐成形的过程中已基本上“自成一体”，并引领了伦理学研究中众多的热点问题的探究和大致的走向。从应用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上看，尽管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的提法实属多此一举，所谓“元理论”更是不复存在，不过学界大多数人均认同“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存在“元理论”的合理性。从应用伦理学各专业领域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政治伦理是应用伦理学这一“显学”中的“显学”。有许多应用伦理学科目甚至已“自成体系”。以经济伦理学为例，在研究层面上涉及宏观的经济制度伦理、中观的企业管理伦理以及微观的企业家道德和员工道德；在研究环节上涉及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消费伦理；从交*研究上看，循环经济伦理研究涉及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网络经济伦理研究涉及网络伦理和信息伦理，科技管理伦理研究涉及科技伦理等等。此外，经济伦理学还涵盖劳动伦理、产权伦理、信用伦理、金融伦理、会计伦理、审计伦理、财税伦理、广告伦理等研究领域。可以说，自90年代初以来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已然成为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史上一道靓丽的学术风景，是当代伦理学中最为新颖、最为前沿、最富生命力的研究领域。不过，问题还是存在，主要有二：其一，在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中，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多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说明问题、解释问题的基础上，就解决问题而言，应用伦理学的“应用度”显然还不够。其二，尽管各应用伦理学科目之间都具有相互交*的知识特性和研究倾向，但实际上，“隔离” 、“绝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综观新中国伦理学60年的发展，学科建设成就空前未有，学科意义和应用价值日益凸显，学科境界日益提升，伦理学已然成为时代的“学科宠儿”。然而，学术研究中带统摄性的问题尤其是学术研究理路和方法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其一，有的学者研究传统仅仅满足于资料的重新堆积和重组，研究西方只满足于照搬、照抄、照传。实际上，这是拿中外学术资源来做学术“忽悠”，是低层次的资料搬弄。事实上，如果研究中国传统伦理不去积极发掘其当代意义，其必然的偏向是在古人的思想或思维窠臼里玩文字游戏。。同样，如果研究西方伦理思想，而不作深度的批判性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自我陶醉和孤芳自赏，难以解决实质性的理论问题，更不可能将研究指向现实的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有些人甘心让自己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情愿做学术理论上的“侏儒”。这样做若非出自主观故意，实属可悲；如果是明知故为，则尤为可鄙。说实在的，研究西方伦理热衷于抽象空洞的理论假设、醉心于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学术卖弄，终将只能制造学术“繁荣”的外观，于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差距甚远。
其二，人为割裂形而上研究与形而下研究之关联，制造不必要的研究“壁垒”，以致缺乏创新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真正的学术不仅需要宽广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形而上与形而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对于以实践理性为特质的伦理学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离开了应用或没有应用价值、缺乏对当今社会现实之观照的所谓“形而上”的理论研究，或者缺乏理论透视和理论支撑的所谓“形而下”的应用研究，皆与学术研究的本真精神相悖。正如萨特所言：“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历史证明，真正的学术创新永远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自觉结合的产物。以形而下为支撑的形而上研究，其理论境界将会更加高远；以形而上为指导的形而下研究，其应用的普适性将会进一步加强。当然，就个人能力和兴趣而言，学者可能存在偏重于某方面研究的情况，但是，至少在思想上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正是由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从总体上看，建国60年来伦理学界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时标性作品和思想观点甚微，给人们留下历史记忆和学术（思想）记忆的学术观点还十分稀缺。从一定意义上说，伦理学一定程度上才会对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金融海啸等热点社会现实问题，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言之甚少，甚或处于“失语”状态，这是伦理学发展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理论与实践相割裂所形成的一块“短板” ，也是今后中国伦理学争取学科话语权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书目】
罗国杰：《罗国杰文集》（上、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唐凯麟、王泽应：《 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王泽应：《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