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提倡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只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r?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
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
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
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琳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物”，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枪杀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斯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545页）
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