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0年代对苏开放的成绩与问题

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个政治集团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1950一1952年，新中国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在典型的“复制翻版”国家工业化及其相应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美、苏在“二次大战”中维持、甚至加快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然而战后，这种被战争需求刺激拉动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必须找到出路。在这种不可逆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两大集团必然利用战后各自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国内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

直接的最大的社会代价，则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时受挫，当时政府财政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既不可能“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一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危机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两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运动。随着农民的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1972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5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这种制度改变，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表现。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项目调整工业结构，中国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而当时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元左右，导致国家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这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三、最近20年的对外开放，及其必然导致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

最近20年开放带动的改革成绩斐然。但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因此，学界才继续着毛泽东提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规律性现象：50年代照搬苏俄者，党内专家也；异议者，“右派”也。90年代照搬欧美者，学术带头人也；异议者，“左派”也。在两个极端上跳舞的不良倾向，似乎永远是主流。

1978年以后的20年，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二、利益主体形成。国家资本逐渐分化成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出现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1978年，与全国约1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1亿，对企业的贷款也不过1000多亿。到1998年，GDP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取消黄金本位的货币发行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并且，货币不断超发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利垄断。还由于广义货币高比例大于GDP，金融资本不可能“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必然异化于产业资本，追逐自己独立于实物经济之外的超额垄断利益。

其结果是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中国也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