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深圳特区庆祝成立30周年。庆祝是应该的。以国家论，从1978年确立改革路线至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了物价因素后增长了数十倍；以个人论，改革引起的变化推及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其生活水平可提高100倍之上。而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

有人会说，这个成就不能光用改革解释，因为我们处在技术革命时代。这个批评有点难解。同样处在技术革命时代，有的保持旧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就裹足不前？可见，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若没有改革，技术进步因素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技术因素只有和改革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改革是人类进步的持久动力。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其历史可划分为两大阶段，一个叫做军人或准军人统治阶段，一个则不妨叫做多数人统治阶段，或叫做自由民主阶段。在全部文明时代，军事领袖或政治家都可能发起改革，但最难的改革发生在军人统治阶段向多数人统治阶段的过渡时期。哪一个民族通过改革过了这一关，就算完成了社会转型任务。

人类社会的核心文明要素有两个，一个叫市场交易，一个叫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有市场交易，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不同的专业化生产者之间交易，创造了双赢的结果，导致人类财富的巨大增长。因为有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人类懂得了妥协的意义，扩大了集体生存的概率。前一个文明要素刺激人们在私人领域保持活力，后一个文明要素则提供了人们在公共领域进行合作的平台。前一个要素也可叫做自由，后一个要素则可叫做民主。

以我作为经济学者的认识，自由和民主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必须选择的生存方式，而不简单的是一些人脑子里可有可无的心理偏好。人类这两项“发明”的意义，远大于抽水马桶的意义，尽管有史学家对后者推崇备至。

上述两个文明要素一开始仅仅在小规模群体里发酵，一旦突破小群体，这两个要素几至湮灭。拥有暴力的强者可能垄断乃至取消交易，完全按军事原则分配劳动产物。强者将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使无组织的多数人变为受统治的弱者。军事领袖们成为国王、皇帝，并通过宗教的力量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全面建立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世界。

但我们不能简单指责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因为自由和民主未能成为大规模社会的通行规则，实在是社会的基础条件可能制约它们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更不能为这样的历史时期大唱颂歌，因为这毕竟是弱肉强食的时代。

令人唏嘘的是，一旦基础条件形成，自由和民主也不会像蛹化蝶一般破茧而出。所谓改革，便在这一刻担当历史使命。军事集团所获利益巨大，岂肯拱手出让？出自统治集团的改革家有着不同于一般军事领袖的特殊价值观，又有历史赋予他们的机遇，改革便可能应运而生。

改革的主旋律当然是放权。一是在统治体系内部，将高层集中过多的权力放给地方，此所谓保障地方自治。这种改革在许多发达国家至今还没完成。二是在全社会，将国家集中过多的权力放给民间社会，此所谓权力归于人民。三是调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利不平衡，把资本的一部分权利放给劳动者，此所谓劳动权利保护。

然而，放权改革会产生认同危机。军管经济和命令主义原则一旦瓦解，自由发展的信念强大起来，各利益集团必会发生认同差异。一个大国如果没有高度的社会文化的统一性，还会存在民族认同的麻烦。如果在改革中尽快普遍建立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原则，便可形成社会妥协机制，认同差异的破坏性便会受到约束。

这里发生了自由对民主的要求，若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自由其实很可怕，但偏偏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不那么容易建立。这样说绝非给改革泼冷水，只是想提醒人们，改革不是幼儿的过家家游戏。改革要下苦工夫，要注意用好的策略控制风险。

历史有定例，改革须渐进。不改是逃避责任，倒退尤其是罪过，而激进改革和倒退没有什么区别。依我看，在中国采取更大、更深入、更全面的改革动作前，先要将两件事大体做好，一是广义的劳资关系的调整，既让资本扩大活动空间，又须增强劳动权利保护，以利中产阶层成长。二是增强民族认同，使边疆居民尽快纳入现代化进程，享受现代化成果，以利防止外患借内忧而恣肆。

改革的先后主要是逻辑的先后，而非一定是时间的排序。改革的大篮子里总有些事可以尽早推出。为什么不能勇敢面对推出财产税（包括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的阻力？难道中国的社会精英在福荫子孙的原始宗教与民族崛起的责任感之间，已经没有做出正确选择的勇气了吗？不会是这样的。在机遇面前，我对他们充满期待。